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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让我想起了一个小典故：有人请美国大诗人弗罗斯特给诗下个定义，弗罗斯特的回答是：“所谓诗，就是在翻译之后失去的东西。”——如果万事万物里边都隐藏着“道”的身影，弗罗斯特的“道”应该就是他的“诗”了，正如轮扁的“道”就是他那手难以言传的绝活儿。
如果这个思路不差的话，我倒觉得，轮扁的故事对阐明“道可道”这句格言来说还不够贴切，因为做车轮子这活儿说到底是个熟练工种，就好比有人问我怎么学英语，我可以马上说出一二三来，这一二三虽然都是我多年积累的心得体会，可任谁也不可能听完了这一二三之后马上就把英语学会了。所以，弗罗斯特的那个说法或许更能准确表达“道可道，非常道”的真切内涵，尽管弗罗斯特是个外国人，更没学过道家文化。
《淮南子》里另有一节应该和这个故事一起来看：
王寿负书而行，见徐冯于周。徐冯曰：“事者，应变而动。变生于时，故知时者无常行。书者，言之所出也。言出于知者，知者藏书。”于是王寿乃焚书而舞之。
故老子曰：“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王寿背着书出门，路上遇见了徐冯。徐冯说：“人应该懂得随机应变的道理，识时务的人是不会拘泥于成法的。书籍虽然是个好东西，里边记载了不少智者们的至理名言，可书是死的，世界是活的，有智慧的人是不藏书的。”
王寿很听劝，把书都烧掉了，还手舞足蹈起来。正如《老子》所谓：“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这句话从这里来看，应该是随机应变、无招胜有招的意思，和张无忌初学太极拳是一个道理，而不像后人每每把“多言”解释成“政令繁苛”。
从《淮南子》领会的《老子》精神来看，这分明是给我们出难题：《老子》不也是智者之言的记载么，难道这本书也该被我们烧了不成？而且，老子他老人家心中那玄妙的道术早已经随着老子的去世而消失不见了，我们再怎么读他的书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还有，研究《老子》的历代著名学者们其实全在围着糟粕打转，他们的解释更是不可听信的了？！
这就好像一个悖论——我对你说：“谁的话都不能信”，那么，我这句话你该不该信呢？
9．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谓宋君曰：“夫国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乱，在君行赏罚。夫爵赏赐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民之所怨也，臣请当之。”
宋君曰；“善，寡人当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为诸侯笑矣。”
国人皆知杀戮之专，制在子罕也，大臣亲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专其政。
故老子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做司城子罕，看名字像个日本影星，其实“司城”是他的官职，这个官职一般被叫做“司空”，是负责工程建设的，“子罕”是他的字。司城子罕，或司空子罕，和司空摘星没有任何关系。
这位司城子罕在宋国做官，劝说宋国的国君：“国家的安危，百姓的治乱，这一切都取决于君王的赏罚之道。爵位和赏赐是大家喜欢的，我建议以后凡是遇到这种给人好处的事情都由您来亲自出面；杀戮和刑罚都是大家怨恨的东西，这种事以后就让我来做好了。”
国君一听，非常高兴：“好啊，这样一来，大家的感激都是冲我来的，怨恨都是冲你去的，我的名声会越来越好，诸侯们谁也不会笑话我了。”
——我先不往下讲，大家自己捉摸一下，司城子罕这是什么意思，宋国国君的想法对不对呢？
很快，宋国人都知道杀戮和刑罚的大权完全掌握在司城子罕的手里，于是，大臣们攀附他，百姓们畏惧他，过了不到一年，子罕就杀了宋国国君，篡夺了宋国的君位。
这个小故事阐释的是《老子》的这句名言：“鱼儿不能离开水，国家的‘利器’不可以展示给人看。”（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这可是彻头彻尾的帝王权术。司城子罕的建议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帝王管理学的重要问题：如果“残酷”和“仁慈”只能二选一的话，你选哪一个？如果“被人爱戴”和“被人畏惧”只能二选一的话，你选哪一个？——这个问题也正是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里论述过的一个最出名的问题，也是最使他承受骂名的一个问题。马基雅维里给出的标准答案是：“如果一个人对两者必须有所取舍，那么，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的。”司城子罕心里肯定也是这么想的，只是藏在心里不说出来罢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骂司城子罕的人比大骂马基雅维里的人可少得多了。人心真是很难解释，掩耳盗铃竟会成为被社会普遍默许的事情，那些只是把铃声敲响而不去盗铃的人却成了过街老鼠，就连故事结尾的那句《老子》的话竟也在告诫君主“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其涵义似乎是：种种卑鄙的勾当尽管去做，只要别大声说出口来——也许这也可以算作“道可道，非常道”的一种解释吧？
西方人总爱把事情说得实在一些，马基雅维里偏偏就要把这帝王术中不可说的“道”清清楚楚地给说出来了。他不但给前边那个二选一的考题设计了令几乎所有的正人君子都无法接受的标准答案，进而还以直爽的口吻道出了无耻的论证过程：“因为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他们是整个儿属于你的。正如我在前面谈到的，当需要还很遥远的时候，他们表示愿意为你流血，奉献自己的财产、性命和自己的子女，可是到了这种需要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就背弃你了。”火辣辣的名言一句接着一句：“而且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较少顾忌，因为爱戴是靠恩义这条纽带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了。可是畏惧，则由于害怕受到绝不会放弃的惩罚而保持着。……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还来得快些。……人们爱戴君主，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惧则是基于君主的意志，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应当立足在自己的意志之上，而不是立足在他人的意志之上。”
这些赤裸裸的教唆真是触目惊心，把心照不宣的东西摆在了明面上，受人围攻也是自然而然的。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人类的头脑很难接受直接的负面意见，尤其是对一些笃信弥深的东西，一不小心就会造成“认知失谐”，而后就会更加固执己见。——说句心里话，我在写《周易江湖》的时候对这一点就深为顾忌，所以，尽管关于《周易》的一些要紧问题我是有着明确答案的，但生怕触怒一些人敏感的信仰神经，便在笔法上每多峰回路转，把功夫下在考证与分析思辨上，在结论呼之欲出的当口却戛然而止，免得有人在看了三四千字之后就怒不可遏地跺脚拍砖。呵呵，各位回想一下当初的阅读体验，可有什么新的感觉吗？^_^
但马基雅维里可是个实诚人，《淮南子》眼中的老子似乎也是个实诚人，把种种的帝王权谋伎俩开诚布公出来，并不讳言一些在后人的眼光看来过于龌龊的内容，而在写作之时也和马基雅维里一样，设想着自己的谏言是将要上达君主的——事情很可能真是这个样子，至少从《淮南子》给我们展示出的这些“小故事，大道理”来看就是这样，而我们之所以认为老子不是这样，很可能只是因为他的晦涩的文言文使后人读出了太多的歧意。
但这事也不好说，通行本《老子》在另外一章里却和马基雅维里一样，把这层龌龊的意思给挑明白了：“人民如果不畏惧统治者的威势，那么，更大的祸患就快要发生了。”（民不畏威，则大威至。）——如果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正确的话，老子在这里确实马基雅维里了一回。那么，老百姓应该畏惧的这个“威”，是否就是“国之利器”呢？
唉，《老子》的歧意无处不在，“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一词我前边没有翻译，因为这句话虽然看似好懂，可这“利器”到底指的什么，至今也没有确定的答案。——陈鼓应在《老子注译及评介》里提到了三种解释：“一说利器指权道（如河上公）；一说利器指赏罚（如韩非）；一说利器指圣智仁义巧利（如范应元）。”现在看来，我们似乎可以从简本《老子》判断出范应元的解释是不恰当的——“巧利”可以保留，“圣智仁义”或可取消，但河上公和韩非谁对谁错，这问题就只能等待更新的考古发现了。
10．能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王
宋景公之时，荧惑在心。公惧，召子韦而问焉，曰：“荧惑在心，何也？”
子韦曰：“荧惑，天罚也。心，宋分野。祸且当君。虽然，可移于宰相。”
公曰：“宰相，所使治国家也，而移死焉，不祥。”
子韦曰，“可移于民。”
公曰：“民死，寡人谁为君乎？宁独死耳！”
子韦曰：“可移于岁。”
公曰：“岁，民之命。岁饥，民必死矣。为人君而欲杀其民以自活也，其谁以我为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尽矣，子韦无复言矣！”
子韦还走，北面再拜曰：“敢贺君！天之处高而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赏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岁。”
公曰：“子奚以知之？”
对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赏，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岁，臣请伏于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请死之。”
公曰：“可。”
是夕也，星果三徙舍，
故老子曰：“能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王。”
这就是“宋景守心”的故事，我在《孟子他说》里已经讲过。简单再来介绍一下：火星跑到了心宿二的旁边，形成了“荧惑守心”的恐怖天象，按照当时的天文学说法，天上的心宿对应着地上的宋国，这下宋国要遭殃了。
宋国这时候的国君是宋景公，他知道事情不妙，赶紧去找天文学家子韦商量对策。子韦还真有办法，先后给宋景公出了三个主意：老天爷的惩罚是一定要来的，但我们可以应付，一是让天罚移到宰相身上，二是让天罚移到百姓身上，三是让天罚把今年的收成毁了，这三招无论选哪一个，都可以让宋景公自己躲过一劫。
但宋景公哪招都不用，说：“宰相是国家重臣，百姓是国家根基，粮食是国家命脉，哪个也少不得，干脆听天由命好了，我这条老命算豁出去了！”
子韦一听，当即给宋景公道喜：“您既然有这般高尚的情怀，老天爷也会感动的，您放心吧，天罚不但不会来，您还会延寿二十一年。”
故事的结尾照例是《老子》的话：“能够承担全国的灾祸的人，才有资格作国王。”（能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王。）
《老子》这句话如果仔细捉摸，确实意味深长。我们想想董仲舒搞的那套《春秋》灾异理论，让皇帝看着老天爷的脸色办事，一有个日蚀什么的，皇帝以九五之尊还得降个罪己诏，对全国人民检讨一下自己的工作失误。那个时候虽然没有什么政府要向纳税人负责的观念，但皇帝要向老天爷负责的观念还是有的。所以我们才会在史书中屡屡看到：即便在两千年私天下的专制时代，皇帝也经常要主动承认错误的，不管他们是敷衍了事也好，还是故弄心计也好，反正是肯低头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皇帝们承认的错误通常都是近期发生的事情，比如当年的粮食歉收或者去年的赈灾工作没有搞好，没多少人会拿十几、二十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说事的，这多少显得还有一些作皇帝的职业操守。一个永远不会承认错误的皇帝，一个对也英明、错也英明的皇帝在两千年的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从儒家角度上说，皇帝要积极响应老天爷的警告；从黄老角度上说，如果说皇帝是一个管理岗位的话，那么在岗位描述的头一栏里就明白地写着：“能够承担全国的灾祸的人，才有资格作国王。”（能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王。）既然承担全国的灾祸是皇帝的天职，更何况写个不疼不痒的检讨书呢？
事情的另一面是：我们回顾一下前文详细讲过的汤祷的传说，商汤王以自虐的方式在桑林祷雨，甚至还险些把自己的老命做了献给上天的祭品，这不正是“能受国之不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