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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太阳城：太阳城里的妇女生育政策很值得单独提出来看看——在这里，“在古雅典的体育学校上课时，所有男人和女人都要按古代斯巴达人的风俗把衣服脱光。这样，领导人就能够根据他们体格的情况，来确定哪个男人最适合同哪个女人性交；他们只需很洁净地洗过一次澡后，就可以每三夜进行一次性交。体格匀称和美貌的女子，只同体格匀称和健壮的男子结合；肥胖的男子与消瘦的女子结合，消瘦的男子与肥胖的女子结合，为的是能使他们得到有益的平衡。”——这还不是最让人吃惊的，他们还会“妇女初次与男子性交后而不受孕者，便被配给另一个男子；如果多次与男子合欢而仍不受孕，便被宣布为‘公妻’，而且也就不能像主妇那样在‘生育会议’上，在神庙和公共食堂中受人尊敬了。”214
——看，不分古今中外，一些伟大的社会蓝图都是由这位或那位伟人精心设计出来的，这样的蓝图是如此的周密而完备，只要我们把自己当作蓝图中被设计出来的某个零件而按照该零件被设计出来的功能落脚在相应的位置上，这就够了，等大家都一起运转起来，这个蓝图就会变成真实的天堂。
人间天堂可绝不仅仅只有以上这三处，它们只是最为有名罢了。十七世纪的法国作家维拉斯写过一本《塞瓦兰人的历史》，同莫尔和康帕内拉他们一样，维拉斯也在书中构建了自己的天堂，并且也同他们一样认为自己设计的这个天堂是“古往今来的国家制度的楷模”。我们来看发生在塞瓦兰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禅让的故事：七十高龄的塞瓦兰人的国君已执政了三十八年，感到年迈力衰，于是决定把政权禅让给年富力强的新人。禅让是成功的，再者，出于高尚的道德观，老国王过上了真正的平民生活，不再有任何特权可言。215
这真是个让人感动的故事呀，维拉斯大概没听说中国古史上尧舜禹禅让的传说，所以，难免会令人疑惑的是：如此温和感人的禅让制度真会一直延续下去吗？
思想家摩莱里的《自然法典》发展了维拉斯的思想，他假想了一位“英明的立法者”到美洲去，“到那些还生活于自然状态的‘野蛮民族’那里去，这位立法者向野蛮人传授新的饮食方法、新的艺术、正确的劳动组织，但还是原封不动地保存了财产共有制，以满足共同的需要。摩莱里断言，大家都会欢迎这位立法者的倡议的，实行他这个计划的一切条件都是良好的。”216
同在十七世纪，英国的掘土运动领袖温斯坦莱写成了《自由法》。与莫尔等人不同的是，他注意到了在其他人的天堂里都普遍缺乏制度约束观念，他这可算是天堂设计师的一个较大进步了。217于是，太阳城里的领导干部终身制和塞瓦兰人中的禅让制在这里受到了强烈质疑，而普选和监督则被提到了日程上来。天堂日新月异，哈林顿的“大洋国”更把法律提高到了众人之上的位置——这就是前边提到的受到克伦威尔轻蔑讥笑的那部稿子。218
是呀，所有的天堂都是稿子，我们也许应该为此感到无比的庆幸。在比较著名的例子里，似乎只有欧文和中国明朝的何心隐曾经把纸上的天堂蓝图小范围地付诸实现（不太著名的例子就很多了，比如几十年前西方的行为学派心理学家搞的试验田等等，另外，据说列宁也曾经小范围地搞过公社实验）——我们这回应该庆幸的是：欧文和何心隐毕竟都只是一介匹夫，只能小范围地搞个试验田，却没有足够的权力在更大的范围里轰轰烈烈地大搞一场。
以上的几个人间天堂，绝大多数都是圣主和教化并重，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董仲舒的儒家修正主义理论，真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查看天堂蓝图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蓝图的设计者一并考虑进去。那么，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人，如果仅仅是人，有能力设计出一幅周密的天堂蓝图吗？
是呀，仅仅是人，即便是位伟大的圣人，他可以吗？
儒家的思想，或者说中国的传统思想里，通常都是圣人或贤人决定一切，比如，蓝图是圣人勾勒的，具体事件的意见要听贤人的，而多数人的意见通常不被重视，除非这多数人是一个贤人群体。汉朝人曾经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春秋》是孔子预先为汉朝写下的一部宪法，而儒家“十三经”里的《周礼》也是假托大圣人周公制订的一整套理想的政治框架。这两幅蓝图从未经过完整地实施，但这似乎还不足以否定它们具有被付诸实施的可能性。人的理性应该是有能力勾画出完整周密而且充分可行的天堂蓝图的——哎，这可不是我说的，这是笛卡儿的意见。我这只是扯大旗，做虎皮罢了，但随之而来的是另一面大旗却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康德大声质疑道：绝对理性真的存在吗？
值得注意的是：算起来，康德也是个很古老、很古老的人了。
对绝对理性的否定在政治领域里其实也就是对“以德治国”和“以计划治国”的否定，毕竟道德完人和千手千眼的超人是从来都不存在、未来也不可能出现的。现在我们谈起这个问题，一般都会想到一些著名的经济理论，其实这个思想渊源甚早——还是康德。
康德对柏拉图的“哲学王”不以为然，他认为君王搞哲学和哲学家成为君王这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原因很简单：权力会腐蚀理性。
康德对人类的私心私欲洞若观火，他虽然在伦理学领域造诣极深，却丝毫也不认为人类可以通过提升道德水准来达到天下大治——嗯，那就民主好了。一个古典的伟大哲学家、伦理学家提出这样的观点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康德确实认为：民主制度的形成并不依赖于人民的道德素质，当然也不依赖于统治者的道德素质，这些人尽管各有私心，但合理的宪政体制会迫使他们彼此互为制约。他们虽然坏心依旧，却受制于彼此间的约束而干不了多少坏事。而且，别说人类可以如此，就算是一群魔鬼，只要他们都是具有理性的，也一样可以如此。
再把康德的意见归纳一下，大致是——
因为：1）人的私欲永不可免；
2）道德完人永不可求；
3）绝对理性绝对没有；
所以：1）“以德治国”绝无可能；
2）当以民主宪政使人们彼此互为制衡时，在这个制度之下，就算是魔鬼，也只能空有无限坏心却做不了多少坏事了。其涵义是：人民群众的普遍素质哪怕再低，也不会妨碍到民主制度的运作，进而也不会妨碍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提升。
董仲舒当然远比康德“古典”，他如果对汉武帝说什么“最高领导人也有私欲，在权力不受限制的情况下私欲也会无限膨胀”，那他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无论如何，领导人一定是道德完人，是道德楷模，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可我们如果把冠冕堂皇暂且抛在一边，躲在自家书房里关上门偷偷捉摸捉摸——哎呀，如果绝对理性是可疑的，如果圣人是可疑的，如果祥瑞是可疑的，那么，由此而派生出来的人间天堂和德育教化等等等等，岂不全都成了空中楼阁了么？
还好，对绝对理性的怀疑也许一直都不是一个中国本土的问题，而圣人即便当真是可疑的，但他毕竟是迎合广大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呼唤的，这就等于抛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市场信号，于是乎，有需求便会有人创造出供给，这是人类社会行为的一个一般规律。
是呀，只要有需求，便不愁没有供给。这个简单朴素的道理直到现在还依然有许多人不太明白，所以才会一直纠缠在“为什么那么多虚无飘渺的东西会存在了那么久，并且现在还一直存在着，既然存在，肯定合理”这样的问题上去——要知道，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真”和“假”，而是“需要”或“不需要”。
老百姓需要圣主，于是便有了圣主。
知识分子需要圣主，于是便有了圣主。
统治者需要把自己打扮成圣主，于是便有了圣主，于是便也出现了不少上赶着把自己的主子打扮成圣主的聪明的奴才。
有需求自然就会刺激供给，如果需求的东西并不存在，自然也会有西贝先生以假乱真。——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也是个很容易被人们忽略的事实。儒家的“礼仪”正是造假的最绝妙的技术，它以森严的等级秩序（外在的和内在的）把统治者高高地架在空中。是的，这个统治者也许是个不折不扣的坏蛋，但当他端坐在高耸入云的金銮殿，穿着和别人迥然不同的华贵衣着的时候，“仪式化”给他带来的万丈光芒往往使仰望的百姓们崇敬不已。嗯，当我们在午夜的长街仰望一支巨大的霓虹灯时，我们是看不到灯管上的灰尘和鸟粪的——这就是“礼仪”的一个重要意义。
“天人三策”之二——形式主义必不可少——“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对吗？——汉承秦制——家天下、家庭行为和家长行为——要“国富民强”还是“国强民弱”？
汉武帝读了董仲舒的第一道对策，非常欣赏，随即又对大家提出了一轮新的问题：“我听说大舜治理天下的时候，这家伙成天溜溜达达、游手好闲，可也真怪，天下居然太平无事！要说大舜是我们当领导的榜样吧，可大圣人周公却搞的是另外一套：天天忙得不可开交。结果呢，天下一样太平无事。我可真是纳了闷了，这治理国家到底有没有一定之规呀？让我们做领导的学哪个才对呀？
“再有，上古那些勤俭的领导连旗子都省，可到了周朝，领导人却大兴土木，大搞歌舞。真把我给搞晕了。就连至理名言也各说各的理，有说‘美玉不需要雕琢’，也有说‘没有华丽的排场就不足以辅佐德政’，这互相之间明明是矛盾的呀，我该听谁的才好呢？
“商朝为了惩治犯罪，用了严刑峻法，整起人来狠着呢，可到了周朝，周成王和周康王废弃刑罚四十多年，监狱全都空了。这就够矛盾的吧，可秦朝采用了商朝的办法，严而又严，天天搞严打，搞得全国人口锐减，就像遭了自然灾害似的。
“我这个皇帝很发愁呀，古代圣王用的招儿都是互相矛盾的，这不是存心难为我么！我朝思暮想，我辗转反侧，想的可都是我的事业呀！我是个很有事业心的年轻人。我自己觉得，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搞好农业，二是任用贤人。我可不是光在嘴上说说，我当真都去做了：亲自去种田，给农民做出好榜样，鼓励孝悌行为，尊重有德之人，我还派出了很多使者，去慰问穷苦人家，救济鳏寡孤独——哎，你们还别不信，这可都有录像作证，那些老百姓感动着呢，对我千恩万谢的。他们能不谢我么，他们得的那点儿好处可都是我万岁爷开恩赏给他们的！（说句心里话：就算我不开恩，他们也不能怨我不是？再说了，社会上总得有点儿穷苦人家才好，如果没有他们，政客们上哪儿去展示满腔高贵的同情心呢？）可我着急呀，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能使的招数都使了，可怎么看不见明显的效果呀？现在这世道，唉，别提了，阴阳不调，黎民过不上安稳日子，到处都是寡廉鲜耻之人，荣辱观错位，好人坏人分不清，真真假假看不明，所以我才特意召集你们这些五湖四海的杰出人士，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可，可，可你们，你们实在太让我失望了。瞧瞧你们，一百多号人，打麻将能凑三十桌了，可提的都是什么意见，不是不着调的就是不着调的！难道因为你们心存顾虑吗？放心，我这可绝对不是引蛇出洞，大家有话就说，有什么说什么，我不会找你们秋后算账的！”
汉武帝言辞恳切，这次提问的重点是：第一，古代圣王在治国的方针上是猫有猫道、狗有狗道，完全没有一定之规，可全都达到了良好效果，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汉朝的政治方针又该学习哪位前辈才对呢？第二，我自己现在抓了农业，抓了用人，我觉得这都是治国的重中之重，可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见效果呢？
——这两个问题如果让我来回答，容易得很。关于第一个问题：什么大舜垂拱而治呀，什么周公吐哺呀，全是扯淡，那都是后人要么托古改制、要么借古讽今给编出来的。大舜有没有这人还不一定呢，即便真有，他那时候也还是原始氏族社会呢，跟汉朝完全不具可比性；至于周公，说他制礼作乐，设计了一套完美周密的政治蓝图——忘了前边刚刚讲过的吗，人类是没有这种能力的，虽然完美周密的设计确实是有的，但把这种设计全面付诸实施，并且取得良好成果，这种事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