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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大义-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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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你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呵呵,错了,错了,对这些经典文献可绝对不能用这种态度来读,我们应该“大胆假设,大胆求证”,更要靠“感悟”(说难听点儿,就是凭空拍脑门儿),想想我在《周易江湖》里介绍过的许多历代先贤对《周易》的煞费苦心的解读,难道不正是这种风格吗?
    但这也真有点儿难为人,“齐人执陈辕涛涂”,言简意赅,本来就只有七个字,这七个字里还包括了两个国名和一个人名,动词只有一个——“执”,难道“微言大义”就落在这个“执”字上吗?
    我们看看《公羊传》是怎么深挖狠刨的:
    执者曷为或称侯,或称人?称侯而执者,伯讨也。称人而执者,非伯讨也。此执有罪,何以不得为伯讨?古者周公东征则西国怨,西征则东国怨。桓公假涂于陈而伐楚,则陈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师不正故也。不修其师而执涛涂,古人之讨,则不然也。
    这段话是从分析《春秋经》“微言大义”的独特“书法”入手的,这是《公羊传》的一贯作风。
    《公羊传》首先设问:“明明是齐桓公抓的辕涛涂,齐桓公是侯爵诸侯,照理说《春秋经》应该写成‘齐侯执陈辕涛涂’,可为什么写成‘齐人执陈辕涛涂’呢?”
    呵呵,如果是我,肯定把嘴一撇:“齐侯也好,齐人也罢,有什么不同吗?这有什么可研究的?吃饱了撑的!”
    但《公羊传》严肃地认为,“齐侯”和“齐人”虽然在这里都是在说齐桓公,但涵义上有着很大的差别,大约就像同样称呼齐老三,叫“齐总”和叫“小齐”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很不一样的,如果叫“齐三儿”,那就又是一种态度了。——对了,“态度”,就是这个词,孔子就是在用一些字眼上的细微差异来表达自己对历史人物的不同态度的,于是就有了“一字之褒”和“一字之贬”。
    好比孔子正在家里看电视,电视上在播齐桓公的讲话,孔子严肃地点了点头,在竹简上写道:“某某年,齐总在某某重要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事情也可能是这样的:孔子看着电视里的齐桓公,从鼻孔发出了不屑地一哼,自言自语道:“这个齐三儿,又在那儿人模狗样地说瞎话了。”孔子想把这件事记下来,但毕竟是写书,语言不能太粗俗,于是孔子是这样写的:“某某年,齐三儿在某某重要会议上发了表重要讲话。”——看,和上一种情形的区别在字面上就只有“齐三儿”和“齐总”的不同。
    于是,在对逮捕辕涛涂这件事的记载上,本该写作“齐侯”却写成了“齐人”,这就好比本该称呼“齐总”却偏偏叫他“齐三儿”,这分明是在批评齐桓公。古代经学家们的主流解释是:如果是“齐‘侯’执陈辕涛涂”,那就意味着齐桓公是以霸主的身份拿下了罪有应得的辕涛涂,这是堂堂正正、理所当然的;可如果是“齐‘人’执陈辕涛涂”,就意味着齐桓公捉拿辕涛涂并不是堂堂正正、理所当然的。一字之差,差之千里。
    ——是不是觉得这套理论很迂腐、很荒谬呀?其实一点儿也不,抛开真假和是否阐释过度不论,这恰恰就表现着人之常情。假设在1940年代的中国,你在村口望见有一队日本兵正向你这边过来,你立即掉头跑回村里,对乡亲们气壮山河又气喘吁吁地大喊道:“大,大,大日本皇军进村啦——!”
    呵呵,如果换了我,我可不那么喊,我喊的会是:“小日本鬼子进村啦——!”
    “齐侯”就大约等于“大日本皇军”,“齐人”就大约等于“小日本鬼子”。
    这样看来,《春秋经》用“齐人”而非“齐侯”来称呼齐桓公,摆明了是对他的批评,但是,我们得好好想想:辕涛涂难道就不该抓吗?他不是明明给齐桓公出了个馊主意,把大军都给诓到沼泽地了吗?
    是呀,辕涛涂看来确实有罪,确实糊弄了齐桓公,为什么不该抓他呢?
    《公羊传》的回答是:当年大圣人周公带兵打仗,东征的时候西边的人就不高兴,大家都说:“怎么还不来打我们国家呀?凭什么先打他们、不打我们呀?周公您快来吧,我们想挨打都想疯啦——!”周公如果西征,东边的人又不高兴了:“周公偏心,怎么不打我们呀?快来攻打我的祖国吧,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有生之年光荣地当一回汉奸!”
    我在《孟子他说》里也讲过这段,孟圣人很爱拿周公说事。周公率领的是仁义之师,到处输出革命,颠覆外国政权,打到哪儿就解放哪儿,是世界人民的大救星。就算挨打国家的国君指责周公粗暴干涉别国内政,但不论哪国,国内的老百姓还偏就心向着周公,偏就愿意周公把自己的祖国给灭了。看看,汉奸那么早就有了。^_^
    值得注意的是,都到汉朝了,周公这些事依然被作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里的经典范例,就像我以前讲过的,古人是没有什么像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观念的,老百姓几乎都是文盲,就想过个安生日子而已,而在古代知识界的儒家思想里,“爱国”这个概念根本就没有什么地位,这是和我们现代意识形态有很大不同的。
    接着说齐桓公。《公羊传》拿周公作例子,就是为了反衬齐桓公:为什么辕涛涂会出那个主意呢,他为什么要糊弄齐桓公呢,想想看吧,联军南下的时候就已经经过了一次陈国,如果齐桓公统率的军队能有周公军队的那种作风,陈国人欢迎还来不及呢,可陈国大夫辕涛涂却唯恐齐桓公在撤军的路上再经过一次陈国,这才出了那个馊主意。不错,辕涛涂确实是别有用心的,但齐桓公又怎么能责怪辕涛涂呢,他应该自己多作检讨才对啊!
    嗯,这个说法还的确很有道理。——历代的经学专家们大多还是同情辕涛涂的,也大多赞同《春秋经》这里的“微言大义”,比如宋代孙复《春秋尊王发微》说:“称人以执,不得其罪也。”90(这个“称人以执”是一个被提炼出来的说法,也就是“‘称’齐‘人’而不称齐侯来‘执’辕涛涂”。)朱熹、叶梦得、吕祖谦也都赞同《公羊传》的论调,91这几位都是宋代顶尖的学者。而吕祖谦和黄仲炎还由此估计说:春秋霸主出兵打仗并不全是自己带粮食和其他军需物资的,而是走到哪儿就由当地诸侯提供。92这样看来,齐桓公的军队宛如蝗虫,辕涛涂是不想让祖国连遭两次蝗灾。
    但是,效忠祖国,难道就不效忠联军了吗?——黄仲炎分析说:“为齐谋则诈,为其国谋则忠也”,但他也没有作更进一步的说明,想来联军自然是要被摆在次要位置上的,这个问题也许根本就不是问题。但同是宋代的崔子方发表过一点儿意见,觉得辕涛涂坑害联军,算不得“忠”。93
    明人高攀龙还曾经认真捉摸过辕涛涂的背景,说道:“陈国和蔡国离楚国很近,常怀二心。再看看辕涛涂给齐桓公出的那个主意,这家伙确实没安好心,这是对联军的不忠。”但高攀龙接着又说:“可齐桓公又是抓人,又是攻打陈国,就算原本占理,也不能得理不饶人呀,他做的实在也太过分了,所以《春秋》才会责难于他。”94
    哦,事情渐渐明朗了,道理也渐渐清晰了。不过,也还有让人糊涂的地方:在辕涛涂这件事上,《左传》和《榖梁传》的说法和《公羊传》又有出入了。(到现在为止,这“三传”好像还很少有合拍的时候。)《左传》说,辕涛涂先拿自己的意见去找同在盟军里的郑国大夫申侯商量,因为齐桓公计划的撤军路线上既有陈国,也有郑国,所以辕涛涂的这个“不让蝗虫二次过境”的主意应该说对陈、郑两国都有好处。既然对陈、郑两国都有好处,申侯自然没有理由反对。于是,在申侯表示赞同之后,辕涛涂就找齐桓公出那个变更撤军路线的主意去了。齐桓公也没多想,很快就同意了。但问题是,那位申侯可不是个厚道人,刚刚才送走了辕涛涂,转脸就向齐桓公表忠心,建议说:“军队外出太久了,疲惫不堪,如果往东走,即便遇到想打的敌人怕也打不动了,我看不如取道陈国和郑国之间,由陈国和郑国供应粮草军需。”齐桓公一听,很是高兴,当下便重赏了申侯,给了他虎牢这个地方。可高兴劲儿过后,齐桓公转念一想:咦,要不是申侯提醒,我还差点儿就被辕涛涂这小子给忽悠了!哼,这个居心叵测的坏东西,拿下!
    逮捕了辕涛涂还不算完,齐桓公的气还没消,就在这年秋天,齐桓公攻打陈国,非要把胸中这口闷气彻底出足了不可。95
    以上就是《左传》的记载。有一点值得我们留心:把密事说得有鼻子有眼、活灵活现、完完整整,这是《左传》的一大特色,真不知道作者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不过,这一招倒是被后世史家继承了下来,并在正史当中屡屡出现——举两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小例子,比如《三国志·魏书·武帝记》裴注引孙盛《杂记》,写曹操逃亡途中因误会而杀了吕伯奢一家,杀完之后“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咦,难道这不是很奇怪吗:当时是谁看见了,谁听见了,又是谁告诉作者的?再看看《三国志·诸葛亮传》写“三顾茅庐”和“隆中对”,明明上文刚刚写了“因屏人曰”,也就是说刘备屏退旁人,和诸葛亮两个关在小屋里密谈,可接下来书里就是洋洋洒洒的大段对话。这都是《左传》遗风,也是我们读史不可不慎的地方。
    我们再来看看辕涛涂事件的《榖梁传》版本。
    《榖梁传》对辕涛涂一事的记载非常简略,一开始也和《公羊传》一样,纠缠在为什么《春秋经》写作“齐人”而不写作“齐侯”的问题上,但得出的结论却和《公羊传》大不相同。——《榖梁传》说:“孔子这是批评齐桓公呢,因为齐桓公逮捕辕涛涂这分明是在干涉陈国内政!”96
    唉,《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一家一个说法。这三部经典虽然号称“一经三传”,仿佛三位一体,可每当说点儿什么的时候却也经常会闹些分歧。可既然是董仲舒举例,那就该以《公羊传》的内容来理解董仲舒的意思。
    好啦,现在归结一下:逄丑父和辕涛涂,这就是董仲舒举的第一对例子。这两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是欺骗了军队,而推究事情的原委,却发现两个人的出发点其实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才一个该杀,一个无罪。这就是董仲舒所谓的“《春秋》断案的原则,一定要根据事实推究出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的心理动机。”(《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
    ——但是,还有一个重要区别怎么没有说呢:这两个人虽然都是欺骗了军队,但一个是欺骗敌军(逄丑父),一个是欺骗盟军(辕涛涂),这两者难道可以同日而语吗?
    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那么,你是不是同意董仲舒的这个看法呢?
3
    看看第二对例子,先说说“鲁季子追庆父”。
    这件事情虽然大有嚼头,但来龙去脉实在过于复杂,“三传”的说法照旧有着冲突,我这里就从简了,等讲到《春秋》鲁闵公正文的时候再详细来谈。
    事情发生在鲁国。鲁庄公病危,想赶紧把接班人的人选定下来。鲁庄公哥儿四个,他是老大,老二庆父,老三叔牙,老四季友。鲁庄公先问叔牙。叔牙说:“一继一及,鲁之常也。”——这句话透露了当时鲁国可能的继承制度,“继”是指父死子继,“及”是指“兄终弟及”,叔牙这是建议老大鲁庄公死后就由老二庆父继位。鲁庄公没表态,又找四弟季友来问。季友说:“我衷心拥护您的儿子般!”季友的意见正合鲁庄公之意,但鲁庄公还是有些顾虑:“叔牙想立庆父,这可怎么办呀?”
    政治斗争永远是残酷的,季友当机立断,马上逼叔牙喝了毒酒,随后等鲁庄公一死就立即拥立了公子般。至此,东风压倒西风,季友占了上风。
    可庆父也不是省油的灯,遇挫每强,很快便找圉人荦暗杀了公子般(在《周易江湖》里讲过),另立了公子般的弟弟公子开为君。这位公子开当时不过是个七八岁的孩子,糊里糊涂地就作了鲁国的国君。至于季友,则不得不逃亡国外,到陈国落脚。这一回合,西风压倒东风,庆父占了上风。
    如果你是庆父,这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政客的一般做法是:明的一方面在国内全力拥戴新即位的小孩子国君,花大力气笼络国内贵族,迅速逮捕并处死杀害公子般的凶手,给国人施以小恩小惠;暗的一方面趁着正占优势的时候,全力攻杀季友,不死不休。如果这还觉得不够,那就再大造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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