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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报》发文评介王湘浩著《红楼梦新探》时，从整体大局出发，给以很高评价，但我不提我对他个别考论的不同看法；王先生认为宝钗结局是死于雪中。这论据显然是第五回册子判词中的“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不能说他是无所依据而逞臆之言。但问题是：如照此种推理考论的方法，那就应当同时得出另一结论：“林黛玉是在树上吊死的”。可是谁也没这么提过，则其故何也？足见王先生那个考论未必妥当，可是我不想多口＇注二＇。因为，王先生至少还是示人以一点：程高伪续中的宝钗“结局”，是个大骗局。这也初步起了打假的作用。至于到底如何，尽可从容切磋讨究，逐步寻到真解真境。
以上这点拙意，都与朋友在通讯中申述过；但我以为，如果不瞩目于大端，而多涉这些你长我短的琐细之处，就大大不利于探佚学的繁荣发展了。
我的这一点意思，或许也可说是—种苦心吧？这苦心自然也会有人不以为然。不过他若能想上一想：程高伪续的文化流毒，酷烈了二百多载，直到今日还在被人宽容着颂美着，誉为“伟大”过于原著，云云，那么我们对刚兴未久的探佚之学采取一些适度的宽容，就反而不行了吗？我们不是提倡讲科学讲道理的良好学风吗？
探佚新学科虽说是建立未久，它的根源却也悠远，实际从乾隆末期程高本一印行，就引起了学人的思索，今日我们已经可以征引十多家的文字记载，一致证明了在120回“全本”之外，另有一种旧抄本，约有16册分订，共约30回书，内容与程高本迥然绝异。这种抄本，有的称为“异本”，有的称为“旧时真本”。尽管有人不相信那就是雪芹原著（以为也是一种“续书”），但记载者提出了“真本”一称，却十二分重要，这重要在于：讲“异本”的还可以解成是“好奇”，而提出“真本”的这个事相，却的的确确地反映出当时文人读者界的寻真与打假的认识与要求了！这一点方是我国小说史（文化史）上的头等大事，忽视了它的意义，就只能落于“看闲书解闷儿”的文化层次，那自然就再不必深谈什么真妄是非了。
我自己“失足”于红学的“考证派泥坑”里将近半个世纪，不知陷溺于此者究为何故？如今一回顾，原来是由胡适先生争论版本真假的问题，引发了我的要把真作者曹雪芹的时代、家世、生平、思想、文字……一切一切，都弄个清楚的大愿与虔心。直到1953年拙著《红楼梦新证》问世，评论界毁誉百端，捧场的惠以齿牙，说是“材料尚称丰富”（何其荣也！），可是绝无一人说过《新证》的唯一而总括的目的就是寻真打假。更奇的是，寻真不对了，打假更错了，我的揭露批判程高伪本倒是犯了错误——“太偏激了”。
在真伪问题上，还发生“偏激”与否的评议，那么可知反“折衷主义”白白反了许多年，假的到底该打还是该赞？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有半点糊涂。我“坦白”了上述的思想，就是为了说明：我对探佚学的态度是有其根由的——此外并无别意。
从我自己的经验体会来说，探佚毫无奥妙或神秘可言，更非那种讥为“占卜”者所理解的那样“迷信骗人”。探佚的主要依据是雪芹的笔法与脂砚斋的批点。在此以外，参考见过真本异本的人的诗文记叙。雪芹笔法中一大特色是前面“闲文”处处都是后文的伏线。
伏线，即“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之法，此法中华小说独擅，而雪芹将它运用发展到精妙绝伦的奇境地步，万人难及！鲁迅先生是最早认识此一要义的，所以他评价续书时明确提出要看是否与原书伏线背与不背，以此作为尺码标准（具见《中国小说史略》第24章）。这其实也就是探佚学之所以产生、建立的根本来由与科学依据。那种讥探佚为“占卜”的，恐怕是对这些道理没有领会能力之所致，故而出语轻薄，“俏皮话”骂人，他们实在没读懂雪芹的那支笔，应当下虚心，也该向鲁迅学习。脂批只是随文信笔，偶然逗漏了一鳞半爪，却令我们感受到丘壑深幽，情景层叠。脂砚并非“卖关子”，故弄玄虚，弄什么“悬念”吊人的胃口，一点儿也不是；只是因为自己深感于前后文兴衰呼应，情节笔致的令人无限感叹而涉及了她所熟知的后文的某些实况——她当时是从原书未毁的整体讲话作批的，自然还不曾预料到此整体会痛遭劫数而后人是看不到后半部分的了！这就是那种一鳞半爪的偶然性的性质与情势的实际。她没有也根本用不着（想不到）要为后人提供“源源本本”的详细的探佚“资料”。
正因如此，伏线的暗示性与批点的偶然性合在一起，才使得致力于探佚工作的人对它们需要寻求正确的理解、破译，这已是一层高智慧的工作要求了，更难的是又不止于是一个一个的个别的人物、事件的探佚，还需要巨大的繁复的组联结构上的整体思维——《石头记》是个最丰富巨丽的伟大整体，并非支离破碎的一般篇幅的小说可比。因为这个重要的原由，我们不能不用推考、想象、假设等合理符情的“补充”来联缀那些伏线与透露。
这样的想象与假设，不同于胡乱猜臆，而是一种研究积累的成果的表现形态；它还不是结论定论，但它实际是一个初步的、相当可能的寻真步骤或阶梯，纵使未达顶颠，却己指向了目标，接近了鹄的。
这所谓的想象与假设，都不是悬空而生的，它们是具有识力悟力的学人对原著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深细的玩味之后而产生的灵智活动。
提到“玩味”二字，这就触及了中华文化文学的最为关键的特点问题。“含英咀华”，咀含就是玩味其最大最美的特点特色，这种特点特色之美，不懂得玩味的人永远理解不到的，他会认为天下不存在这种道理与事实。
伏线有的十分明白，但不经玩味就等于设伏之苦心密意，一切徒然，化为无有了。比如雪芹原书《情榜》，原从《水浒》得思，特以108位“脂粉英雄”（秦可卿之语也）与108条“绿林好汉”构成奇妙的对仗美学，而他写108位女子，早在开卷即设伏笔，说娲炼大石，高经12丈，方经24丈，而脂批点破：“十二，应正钗之数，二十四，应副钗之数”——此二十四，乃四方形之一个边长，四个边长为24×4＝96，也就是说，十二正钗之外，各级副钗（又副、三副、四副……总括在内为“副”）共有九十六位，而九十六加十二（96＋12＝108），恰好也就是一百零八的大数（12，阴数之极，9，阳数之极，二者相乘，代表“最多”，乃象征数字，作实数看就冬烘了）。
108位女子，个个不幸悲惨，这才是“千红—窟（哭）”“万艳同杯（悲）”的著书总意旨，大思想，深感情，妙笔墨。
所以，我们的探佚，并不是“占卜”，对之横加轻薄，是自外于寻真打假的重大工作了。
我们还没能寻得全部的真，可是确已寻到了不少的真之某部分，而这已然起了极有力的打假作用。至于作家刘心武对秦可卿的研著，我最早表示支持，自觉得这是我应做的事。我的动机仍然是那个五十年来的总根由。心武写的是小说，我绝不从文艺角度妄置一词，赞成他对可卿的疑案作作探究。目前，也不想就他的研究新动向妄加评论。梁归智教授希望他注意一个“度”字，这也是金石良言，是与人为善的诤友益友的榜样，我也是不会把善意看作是“冷水”的。艰难的红学与探佚学啊！你太不容易了，你听了比“四面”还多的“八画楚歌”。还是一日照、肥料、照料，而健康茁壮地成长吧，多么十足珍贵的一门中华文化上必需而勿懈的寻真打假的学术啊，争取更多学人读者的关怀与支助吧。
甲戌七月中元节挥汗草讫
＇注一＇“一家之言”，原是很高的评价，是说著述能自成一家，堪树一帜之意。现今反用为“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了。
＇注二＇疑王先生在这点上是受了吴世昌的影响，其实是讲不下去的。脂批早已指出，此二句实为“生非其地”之义，与“生不逢辰”并为雪芹主旨所在，盖书中女子皆非时非地之悲剧人物也。
“六朝人物”说红楼
张中行先生在沪报发表文章，谬奖我是“六朝人物”；他说明撰文意在论人而不敢论学，可是他接着就写道：对于我的红学观点，如主张程高续本是有政治来由的，却“总觉得能够摧毁反对意见的理由还太少些”。张先生行文之妙，在此一例中，也足供学写作的人作为范本，可谓笔法一绝。
把话讲得直白一些，就是他很不相信程伟元与高鹗等人之续书是有政治背景的。其实，何止张先生一人，不信的人还多得是。只不过能象张先生这样委婉词妙的不多罢了。
张先生所不信的那个“来由”，到底有与没有？应当切磋讨论，实在必要的很。今试一说拙意。至于“摧毁”力量如何？那又焉敢自封自信，还待方家斧正。这个“政治来由”并不是我捏造而生的。它是赵烈文亲聆大学者掌故家宋翔凤传述并记之于纸笔的。宋公说：《红楼梦》是乾隆晚期，宠臣和俺噬稀保 霸亩恢钡摹Ｔ目杉旖鹪逑壬摹缎∷悼贾ぁ贰�
什么叫“然之”？点头也，同意也，赞成也。乾隆会“欣赏”这部小说吗？一大奇谈也。再者，和我院鋈话颜獠渴椤俺噬稀薄髑蠡实鄣囊饧慷笃嫣敢病Ｒ溃瞳｜是《四库全书》总裁，掌管删改抽毁书籍的献策人。还有，雪芹之书从一开始就是有避忌的禁书，传抄阅读，都不是公开的，而高鹗公然在《程本》卷端大书“此书久为名公巨卿鉴赏”，三大奇谈也！再次，所谓“萃文书屋”的木活字摆印（今曰排印了）版式，有人知道那“书屋”云云是烟幕，实乃皇家武英殿版是也——皇家刊书处，给印曹雪芹的抄本禁书？四大奇谈也！这些奇谈，都怎么解释？不知张先生该是疑我，还是疑赵烈文与宋翔凤？难道唯独对程、高、和⑶∪床蝗ヒ伤且灰桑�
乾隆时陈镛，久居北京，著书记下他亲见芹书八十回，后四十回乃刊印时他人所加！原来，到了《四库》书后期，和桶炎⒁饬ψ频叫∷迪繁旧侠戳耍靖某榛佟Ｖ两窕箍煽唇鞯胤酱罄糇啾ㄍ巢檫羟幌繁窘峁南晗肝募：瞳｜“呈上”，皇帝“然之”的，正是将芹书删改抽毁并加伪续的假全本。有人又不肯相信“萃文书屋”是假名，认为它在苏州；又有人说北京也有这“书屋”，两处是本店分店的关系……，总之，这是当时印书卖书的书商，云云。可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甲本”印出后，1794年就有俄国第十届教团团长卡缅斯基来到了北京。他是汉学家，俄国国家科学院通讯院士，极重视《石头记》，在他指导下，俄人买得了两部抄本，带回本国。卡缅斯基又在一部《程甲本》上题记云：“道德批判小说。宫廷印刷馆出的。”（见俄学者孟勃夫、李福清两氏论文所引）
好了！卡氏是“程本”伪全本出笼后的第三年就到北京的，那时乾隆还在位。外国的使团、教团、商团，消息灵通，又不必象清朝文士百般忌讳，清文士且慢说不易得知政治内幕，就使得知了，也不敢见于纸笔之间，因此教团成员的报告、日记、回忆等文献，一向是治清史的必备之参考要资。卡缅斯基的这一记载，是其一例。当然，他落笔之际万万不会想到这将于二百年后成为红学史上的秘闻与“佳话”！
虽然如此，虽然我个人是相信卡氏的忠实记载的，但仍然不敢强加于张中行先生。张先生是否认为卡氏之言足以“摧毁”那些怀疑派的疑点，那就更非我所敢奢望了。
《程甲本》于1791年用武英殿刊书处木活字予以摆印后，一部禁书立即传遍了天下，二年后都传至日本长崎。没有一个“政治来由”，士大夫们焉敢“人人案头有一部《红楼梦》”乎？去年为1991年，颇有一些红学家们为了纪念《程甲本》问世200周年，举行盛会，歌舞此本的价值与功绩。然而独独不见有人引用卡缅斯基的历史见证之任何迹象，则不知何故？因“纪念”已过，乃觉不妨撰此小文略为之补遗了。质之张先生，尚希有以教我。
1992年
试表愚衷——高鹗伪续的杂议
高鹗伪续《红楼梦》后40回的评价问题，是个具有200年历史的论争老话头了。本文倒并不想与哪位“论争”，不过是偶思旧话重提，表一表自家的一些拙见——是杂感式的，既不全面，也不系统，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