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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看如此种种情怀，全是存亡聚散之大痛，所谓“我这—段悲欢离合，炎凉世态的陈迹故事”（第一回石头自云），那是一丝不走的。红玉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不过三年五年，各自干各自的去了，谁还守谁一辈子不成！？”也正是全书“家亡人散”大构局的点睛之笔．我们读《红楼梦》，越到后半幅，越是“热闹”抵不过冷落的气氛，一直到第七十九回，迎春既已缔婚，邢夫人命她搬出大观园，宝玉“因此天天到紫菱洲一带地方徘徊瞻顾，见其轩窗寂寞，不过只有几个该班上夜的老妪。再看那岸上的蓼花苇叶，池内的翠芹香菱，也都觉摇摇落落，似有追忆故人之态”。再参看脂砚所见雪芹原文中后来的潇湘馆的“落叶萧萧，寒烟漠漠”，——这一切联属起来，不难领略大观园后来应是何等境况了。这之间，雪芹的寓怀与主旨毕竟是什么？是否是以大观园来表现自己所假设追求的理想的世界？又有人认为石头与雪芹是两回事，那么，石头的“理想”原本就是去享一享人间的富贵繁华，石头向往的“世界”原本就是红尘下土、俗世凡间。石头原无其他“理想”可言。然则雪芹借它又抒写了一种何等的“理想世界”？上面的问题，我都解答不出。因此，深愧下愚。
我的感受，仍然是一个盛衰的巨大变化的感慨悲痛，而不是一个理想世界的得失幻灭。“是幻是真空历遍”，真者既逝，追寻如梦。但大观园怎么盖成的？道是“黄金万两大观摊”（“戚序本”回后诗），“再省一回亲，只怕穷精了”（贾珍与乌进孝语）。这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它完全不同于一座空中楼阁，可以凭“吹口气儿”就“幻化”出来。
石头被弃在荒山青埂之境，得僧道二人之助，携到“太虚幻境”挂了号，方得投胎下凡，生长于荣国府大观园之中。石头切慕的既是人世繁华，怎么又会是来到了“理想世界”？如果把大观园、太虚幻境、理想世界三者作等同观，这里有一个论证逻辑的问题，到底是否已探骊珠，得芹本旨？我看最好还是在中国文化的多环节上多作些基本功式的研寻讨索，少引些洋火洋文化的事，庶几对人对己，都有些实在的好处。六、“太虚幻境”是怎么产生的
雪芹独创的东西很多，而太虚幻境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在他笔下，此一“幻境”又寓有沉痛的涵义，又富有幽默的笔调。
据我所知，第一个在著作中指出“太虚幻境”的艺术构想的来源何自的，应推邓云乡的《燕京风土记》（请参阅该书第3－5页论牌楼）。我认为，他的看法是真知灼见。
所谓“太虚幻境”，其构想引发，来自北京朝阳门外的东岳庙（天齐庙），此庙建自元代，明清历次增修，声势为京师诸庙之冠，山门外有精美的牌坊，庙内有一层阎王殿，殿的两厢是阴府“七十二司”，内中各鬼卒塑像十分凶猛可怖（雪芹笔下也提到过），并有机括，可以活动起来，曾活活吓死过香客，无人不晓。雪芹的“幻境”布局，全仿此而生，门外有牌坊，门内也有“薄命”“痴情”等诸“司”；其意若曰：都说阴曹地府七十二司管人的生魂死魄，有“生死簿”。我则另设“太虚”一“境”，也分诸司，也有簿册，却专管女儿的命运，与之对台抗衡，这番意思也由一条脂批透露清楚：
菩萨天尊，皆因僧道而有，以点（醒）俗人，独不许幻造太虚幻境，以警情者乎？观者恶其荒唐，余则喜其新鲜。有修庙造塔祈福者，余今意欲（起）造太虚幻境，以（似）较修七十二司更有功德。（“甲戌本”第五回）
这是一个铁证。雪芹本意，亦庄亦谐，时时调侃俗世陋习，大都如此。而且本是“女儿清净之境”，却又偏偏许宝玉“浊物”来游；既“秘垂淫训”，又还替荣宁先灵教导裔孙，立身功名，委心经济！你看这本身一切，已都是调侃的意味，荒唐的语言，可是却被人拉来当成了什么“理想世界”。《红楼梦》本不易读，但各种揣测之词加上来搅乱耳目，就使得事情更加麻烦了。
结语
综上所述而观，我不能不对所谓的“两个世界”之说的可信性感到疑问重重。从这个论据前提而倡导的“红学革命”，也并没有真的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理解《红楼梦》。拿这种观点来反对不同流派的红学研究（历史视角、文化层次），究竟有多大的实际功能与价值？窃以为是大可商榷的。
＇注一＇脂批除平实正面注释说解者外，还有四大类别：沉痛感慨的，调侃戏谑的，隐词暗点的，故设迷阵的。涉及大观园的，有两条批，都不属正面说解类：“大观园系玉兄与十二钗之太虚玄境，岂可草率。”“仍归葫芦一梦之太虚玄境。”有人便上了当，据此认定大观园即与太虚幻境“等同”，皆属虚幻之荒唐言。殊不知那前一条，只是一个游戏式的比喻，否则，既为幻境，如何又不可草率、要画细图？就自己讲不圆了。后一条则同处的另条脂批又已指明：此不过文章过长时的一种截断手法（宝玉见牌坊，若曾见过，而有所思，遂无心咏题）。只用这样两条“烟云模糊法”“蒙蔽读者”一类的批浯，便作为认识与立论的根据，其实是很脆弱，经不起什么检验的。
＇注二＇中国园林思想，根源于道家的归返自然，故山林丘壑，福地洞天为上，此不可常得，乃于居宅之间，仿佛其风神，领会其意致。它与西方的乌托邦思想——常常包括政治的、社会的理想空想，并不是一回事，不必强作牵合。
＇注三＇宝玉入园后，快活了一时，即忽然不乐起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终日闷闷的，只在外边鬼混”。试问宝玉既入了“理想世界”，为何又现此形景？如何解释？
＇注四＇贾政与宝玉的“园林思想”有同有异，贾政也不喜过于人为涂饰。宝玉批评稻香村的设计全是人力穿凿，而违背自然之理，却惹得贾政大不高兴。贾政的“理想”是在此园内“月夜读书”与“归农之思”。探春的“理想”也只是一邱一壑，“些山滴水”，小中赏大。但这皆与乌托邦无涉，唯一的一例可与“乌托邦”拉扯的就是第十七回题对额时有清客拟曰“武陵源”“秦人旧舍”，暗用陶潜的《挑花源记》之典。但宝玉批评中已经指出，那是“避乱”的政治语言，也与所谓“理想世界”是不同科的。
辛未秋七月写讫于燕市东郊庙红轩。时病足困坐，倚榻草成，引书不能备检，然大意具在，不致悬殊。附记。壬申新正初五日
从《易经》到《红楼梦》
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中，包涵着一个“三才”思想观念。它反映在《易·说卦二》，其文云：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这就说明，中华先民的宇宙观是“天地人合一”论，而三者皆以“才”为之标称，是“才”之重要可知。换言之，天地人不曰“三道”而曰“三才”者，其义可思。盖道者，就其质性含蕴而言，才者就其功能表现而言。中华汉字的“才”，本义是标示植物的萌生，无限的生命之力正在开始发展发挥。
“三才”包括了宇宙万物、人生社会的一切事物、活动、表现、成果。明人编纂的巨著《三才图绘》，正是此义的一个具体理解与纪录。
中华先民认为，天有天之才，如风云雨雪，寒暑推迁，皆是也。地有地之才，如山川动植，金银玉石，皆是也。而人独为万物之灵，即天才地才所孕育之精华的最高表现是也。
中华先民达到了这一认识，方能有《易经》这样的著作产生。
人的价值、使命、功能、抱负……，都由这儿开始，而且不断发展对这种认识的深入思索、反复探求的智慧活动。
是以，我曾将这种认识标题为“三才主义”（见《中国文化》第8期）。
古人从“三才”的认识自然达到了下—步的紧跟着的认识，必须“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必如此，方为能尽天之赋才。不然者，即非“顺性命”，而成为“暴殄天物”，——天物包括人在内。
从这儿，就发生了人才的遭际与命运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许就是人类文化所不断努力探究的最大的一个根本问题。
因此，中华的文、史、哲，也正是特别重视这一最大问题的学问。
经、史、子、集，统统是人才的思维言行的结晶纪录。虞书禹谟是如此，“太史公书”是如此，孔、孟、老、庄是如此，李、杜、欧、苏也是如此。以上明了之后，方可归题于小说这门学科。当然所谓小说，是指中华小说，特别是明清两代的章回小说而言。
文学基本常识，西方对小说的定义不同于我们的文化传统观念。在我们，小说是史之支流，所谓稗史、野史、外史、异史、外传、别传……，都是此一观念的体现命名。“讲史”又是“说话（说书）”市井文娱中的首位分支专科。现存的历史类演义小说从“开辟”一直到清朝、民国的厉朝各代都齐全了还不算，别的小说也总要“挂靠”一个某朝某代的历史人物或事件，连《金瓶梅》《西游记》，总无例外。不叫“史”就叫“传”，其名似异，其质一也（如《三国》最早刊本也叫“传”，《水浒》是“传”，“说岳”是“传”……“海上花”也是“列传”……）。
讲“史”毕竟为了何事？当然可以说是为了兴衰治乱，温古鉴今；但略略追进一步再问兴衰治乱是因何招致的？于是回答便落到了治国安民的圣君贤相、文武良材——问题就立刻显明了：原来，讲史就是讲的人、人物、人才。此点最关紧要。
好的君相将帅，就是出众的人才，这些人才的得用（能展其才），便造成治世昌明的局面；如若相反，人才埋没、屈抑、损害，则造成了乱世涂炭的时期。因此，讲史中尤为受欢迎的“讲三分”（三国故事），就是赞叹魏、蜀、吴三方的各自拥有的出色的文武人才。
这儿，就包括着他们的遭际与命运的问题。小说中的“后人有诗叹曰……”正是良证。
唐代大诗人李义山（商隐）写下过儿童慕效三国人物的句子，而且自己的感叹是：“管乐有才真不忝（指诸葛丞相），关张无命欲何如！”这就完全是他对人才的痛切的感叹。宋代大词人苏东坡（轼）则写出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东坡也记下过听说书的群儿向蜀反魏的表现，但他自己十分赞美的却是东吴的周郎，他那“羽扇纶巾”的儒将风度，他那“雄姿英发”。
这儿已经表明：打动诗人词人的，并不只是“倾向”于三国中哪一方的事情，而是人、人物、人才！而是那些人才的遭际与命运！
此义明了之后，才会懂得：为何《三国》故事之后，又出了同样为民众热情传述的水浒英雄的故事。
东坡是北宋人，时在徽宗之前，所以他心目中仍然是三国风流人物。而到元明之时，文家艺匠，便转而赞叹宋江等三十六英雄了（如龚圣作《赞》，陈老莲作画）。
什么叫“英雄”？一定就指“拿刀动斧”的武士？非也。英，是植物的最高结晶表象；雄，是动物的最高形质表象——两者合称一词，代表“地之才”的精华，而又借以赞美人才的出类拔萃者。“雄姿英发”，两个字已经分出同现了。“英才”“雄才”，也是中华汉语文中的常用的美称之词。
那么，《水浒》何以能与《三国》同列而媲美呢？它的独特价值又在哪里？
答曰：《三国》人才，不出帝王将相；而《水浒》作者＇注＇却不去再写那些人，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写一大群“强盗”——被人贱视、敌视、恶视的犯法犯罪之人！
那位作者认为：我要写他们，他们并不是天生的坏人恶人贱人，相反，他们本是头等人才，即英雄人物，而他们遭到的不是展用施为，尽其才美，却是屈抑陷害，落得家破人亡，无立足境。
“逼上梁山”，这个成语，已经变为一个“典故”使用了。
所以《水浒》的主题仍然是人、人物、人才，不过加进来的是因时代、身份、环境等等原因而遭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