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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下这个线索，希望热心的同志们留意，因为对任何一个异本，我都存着“万一之想”，假如有所发现，对研究工作实在是极大的贡献。
除了感谢启明同志和重庆图书馆，本文略述原委的意思，也在于以此来纪念已故的凌道新同志和吴则虞先生。
因谈版本，连类附及，夹叙一段小文。
在流行的《红楼梦》本子之外，又发现了早先的《石头记》的旧抄本，早已不是新鲜事了。那些发现旧抄本的红学先辈们，功劳断不可没；可惜的是他们工作做得不多，认识也大有局限。他们当作只属于一种“版本异闻”者有之，较量琐细文字短长者有之，作一点零星考证者有之。我还是最佩服鲁迅先生，他作《中国小说史略》就采用了戚本的文字，并曾表示过，有正书局印行了这部《戚序本》，也还不知究竟是否即为雪芹原本。先生于此，不但绝不武断事情，而且清楚指明：我们最应当注意的是雪芹的原著。先生多次以不同的形式提出，小说最易遭受妄人的胡改乱纂，大声唤醒人们要“斥伪返本”。在当时，哪还有第二位如此明确主张过呢？
在红学上，作版本研究的根本目的，端在审辨诸伪，“扫荡烟埃”（亦鲁迅语），篡乱绝不只是“文字”的问题，而是偷梁换柱、彻底歪曲雪芹的思想内容的问题。取得这个认识，才真正感到程高伪本对雪芹的歪曲是何等严重，斥伪返本的工作是太迫切需要了。取得这个认识，却是较晚的事。
“争版本”，严真伪，斥篡乱，是我们四十年来的中心工作之一。为此，曾与家兄祜昌做了极大量的艰苦工作；不幸工作的成果及校辑资料遭到破坏。但我们并不气馁，仍要继续努力。
后来，红学家中致力于版本研究的，也日益多起来了。
有一个问题难解，就是《庚辰本》的来历到底是怎样的？
幸好，最近四川大学哲学系老师齐儆同志，忽然提供了一项难得的资料，因乘此文之便，记述下来，也足备红学版本史上的一段掌故。
蒙齐儆同志的传述，并得他介绍，从陈善铭先生获悉了徐氏如何得到《庚辰本》的事实。
陈先生（原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的夫人，名徐传芳，即是徐星曙的女儿，而她的嫂子又是俞平伯先生的令姊。陈先生从其岳家得悉的《庚辰本》的来由，是十分清楚可靠的。
据陈先生惠函见告：徐氏得《庚辰本》，事在一九三二（或三三年）。收购此书的地点是东城隆福寺小摊上。书价是当时的银币八元。
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可述。一是买进此书时，八册完整，如未甚触手，并非是一部为众人传阅已久、弄得十分敝旧破烂的情形。二是此书出现于东庙小摊上，其来历可能是满洲旗人之家的东西。
作出这后一点判断，是由于我再去询问陈先生，想了解早年东庙书摊的情况，陈先生因而见示说：北京当时大庙会只有三个，即南城的大土地庙，西城的护国寺，东城的隆福寺。大土地庙的摊子以“破烂”为主，护国寺的是日用品为多，唯隆福寺较“高级”，较多“古玩”之类。隆福寺街本来书铺也很多（笔者附注：我本人还赶上过一点“遗意”，那是一条很有风味的“小文化街”，远远不是现在的这种样子），庙会或有小书摊，则多在庙门内外一带。《庚辰本》得自古玩摊还是书摊，已不能确言。陈先生认为，当时一般汉人，如出售藏书，是拿到琉璃厂去凭物论值，不易落到小摊上去，而满洲旗人家，贫窘也不肯公然卖旧东西，总是由家中仆妇丫头等持出门外，售与穿走里巷的“打鼓的”收旧物者。因此，《庚辰本》的出现于庙会小摊上，应以原为旗人家藏书的可能性大。我觉得陈先生的推断是合理的。
《庚辰本》购得后，先后借阅过的有胡适、郭则澐和俞平伯先生诸人，这也是陈先生见告的。
我在此向齐儆同志、陈善铭先生深致谢意。由于他们热情的教示，使我们了解了这个重要旧抄本的来历。尽管落于摊贩之先书为谁家之物，尚待追寻，但已基本上说明了一些问题，可为研究旧抄本的问题上提供一种参考。
“异本”一名，本不尽妥，意义含混，也容易误会，所以用它，只图捷便而已。介绍“异本”，我在另一处也曾引过一段资料，有过排字本，但未公开发表，今亦摘录于此：
“……
“在《红楼梦》版本问题上，还有一个方面，也应略加谈论。很多的记载，证明存在过一种不止八十回，而后半部与程本迥然不同的本子。可惜这种本子至今也未能找到一部。清代人的记载不一，今亦不拟在此一一罗列。张琦翔先生确言日本儿玉达童氏对他说过，曾见三六桥（名三多，八旗蒙族人）本，有后三十回，尚能举出情节迥异的几条例子。褚德彝给《幽篁图》作题跋，也说他在宣统元年见到了端方的藏本，也举了后半部情节的若干事例，与儿玉之言颇有相合之点。端方的遗物，部分在四川偶有发现，不知这个本子还有在蜀重现的希望没有？因此我又想起郭则澐的一段话：
‘……相传《红楼梦》为明太傅家事，闻其语而已，比闻侯疑庵言：容若有中表妹；两小相洽；会待选椒房，容若乞其祖母以许字上闻，祖母不可，由是竟入选。容若意不能忘，值宫中有佛事：饰喇嘛入，得一见，女引嫌漠然。梁汾稔其事、乃作是书。曰太虚幻境者，诡其辞也。除不甚隐，适车架幸邸，微睹之。虽窜易进呈，益惝怳不可详矣。蜀人有藏其原稿者，与坊间本迥异；十年前携至都，曾见之。今尚在蜀中。……’前半是我们习闻的索隐派的老故事（似与我曾引过的‘唯我’跋《饮水集》的话是同一来源），不足论——唯《红楼梦》的著作权又改归了顾贞观，倒是新闻！后半却引人注目。这个蜀中异本，不知与端方本是一是二？侯疑庵，听说是袁世凯的秘书，他在北京见过此本。‘今尚在蜀中’，很盼望四川的同志努力摸摸这些线索。郭的这段话，见其《清词玉屑》卷二，可以复按。郭和三六桥也很熟识，时常提到他，并及其收藏的文物，可惜却没有提到儿玉所说的那个异本，不知何故。
“我们注意访寻这些写本，不是为了嗜奇猎异，好玩有趣。这如果就是曹雪芹的佚稿，当然那是重要之极；即使是别的一种续书的话，如能访得，也将大大有助于推考曹雪芹的原著和比勘程、高二人的伪续，可以解决《红楼梦》研究上的很多疑难问题，也许还会给这方面的研究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亦未可知。……”
很分明，“与坊间本迥异”的“原稿”，应即是一部《石头记》旧抄本。南京和蜀中，是两处最值得留意的地方，我已说过好几遍了，在这里再重复一次，还是向两处的文化界的同志们呼吁，希望大力做些工作，使这些（万一幸免各种浩劫的）珍贵宝物，有再出于世的可能。
至于将《红楼梦》的著作权又让与了顾贞观，读了实在令人忍隽不禁。为什么让与他呢？不会有太大的奥妙，不过知道顾氏是著名的文家，又与纳兰是好友罢了。这种逞臆之奇谈，信口之妄语，是经不起什么“考验”的。这在清代文人、士大夫中间，出些奇谈怪论，妄测胡云，本不足异；但我们重“温”这种“载籍”，不禁想到，时至今日，偶然犹可遇到一些乱让著作权的大文，真是“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了。
然而，更妙的是，郭氏所传的这种说法——顾梁汾为成容若作的“传”，这倒不用怕有“自传说”的嫌疑了，因为只是一种“他传说”，今天的转让《红楼骂别人的“自传说”。看来，正如我在拙著《新证》中曾提到的，有过一种“叔传说”。也是振振有词，大骂别人，以显自己是“反胡功臣”；及一究实质，原来也还是一个“变相的自传说”——仅仅“变相”了一点而已，何尝与胡适有根本上的不同。红学界这种现象，倒是耐人寻味的。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日
已未夏至前三日
清新睿王题《红》诗解
我在一九五九年上巳节前，曾移居于无量大人胡同，其地属北京东城，听说梅兰芳先生曾居此巷。从这条胡同往南，只隔另一条东堂子胡同，便是石大人胡同。我知道清代的新睿亲王的府邸就在这里，而且那是明代最有名的一处大第宅，我便去访观，真是一见可惊——就只那已然残败的高大而绵延的府垣墙，也便令人引起无限的“历史沉思”了，自愧言辞不善，只会说一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乏味的常语而已。
随后，我在东安市场旧书摊上买到了一部《虚白亭诗钞》，一函，薄薄的两册，木刻大字，粉纸，这就是新睿亲王的诗集子。我读了之后，强烈地感觉到这位新睿王的诗笔之清超，哪里是什么“王爷”，简直就是高人逸士，“不食人间烟火”，真有这么一种气质存在于历史现实中，绝不是“艺术夸张”。每读这种八旗、满洲、宗室、觉罗的清代遗诗，便使我想起一大串的“问题”，诸如——一、满人“入主中原”后，“汉化”程度的令人难以置信——“比汉文人还汉文人”！
一、这些诗人的形成，烙着极深的“莫谈国事”的“戒记”，他们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都不与其他时代的诗人相同，有极大的特色。这实际是政治经历教训的一种反映。
一、这种诗人的作品，搜集、运用、研究，乃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大课题，而可怜的是的至今日，一些文学史家们在“清代”一章中，仍然只会提一下“纳兰成德”“饮水词”。别的，“没听说过”。
一、这些诗人的一切，文学家们置之而不理，也则罢了；可是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家们，也是不理而置之。我们的学术界，对“填补空白”的毫无兴趣，漠然恬然，实在让“外行人”为之担心纳闷。这些话，都因“新睿王”引起。新睿王者，名叫淳颖，血统上是豫亲王多铎之后，是早先过继到多尔衮系下来的。多尔衮老府在南池子普度寺，豫王府就是后来的协和医院，都在东面——因为属正白旗辖区。多尔衮身后获“罪”削爵，直到乾隆四十三年这才复爵，即令淳颖袭。故此我杜撰名词曰“新睿王”。淳颖自幼丧父，赖母夫人教养，其母佟佳氏，能文，以诗学课子。淳颖天资高秀，萧然如世外人。其诗集所收，皆景物闲咏之类，一首“实质性”的题目也不敢阑入，大似凛凛然有临深履薄之虞者。不想，新近发现了他的手写稿本《读石头记偶成》七律一首（胡小伟同志有文，见《光明日报》1986年7月15日3版）。这对我来说，自然是如“逢故人”了。因而想要一抒鄙见。
诗篇全文如下：
满纸喁喁语不休，英雄血泪几难收。
痴情尽处灰同冷，幻境传来石也愁。
怕见春归人易老，岂知花落水仍流。
红颜黄土梦凄切，麦饭啼鹃认故邱。
平生所见题《红》诗不少，象这种风调规格的却少，堪称上乘，手笔高绝。我解此诗，头四句属作者雪芹，后四句属书中宝玉（两者之间有相互关系，自不待言）。何以言此？请聆拙意。
这头四句，分明是就雪芹开卷五言绝句（标题诗）而按次分写的，试看：
满纸荒唐言————满纸……语不休；
一把辛酸泪————……血泪几难收；
都云作者痴————痴情尽处……；
谁解其中味————………石也愁。
这比什么都清楚的，不用再作烦词赘语了。
当然，诗人又于唱叹中注入了自己的感受和联想。比如，第一句，增加了“喁喁”一词，给“荒唐言”添上了一层意味。按“喁喁”，形容众口，又为状声词。扬雄《太玄·饰》：“？？鸣喁喁，血出其口。”司马光注云：“犹谆谆也。”在此有语重心长之义，此已值得注意了。更可“骇异”者，次句明由“辛酸泪”化出，却掩去“辛酸”，别出“英雄”二字，真令俗人膛目不知所自！我不禁想要请教当世的专家们：可有几个曾把“英雄”二字与《红楼梦》作过联系？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见解，并非是无缘无故，胡乱填配字眼的事情。
我们在《戚序本》里找得见“滴泪为墨，研血成字”二语，如今大家也时常引用了。脂批也屡言“血泪”二字，也不烦细引。要紧却是谁曾把曹雪芹当作英雄来看待，来称呼？说《红楼梦》写的不是“儿女情”吗？怎么会扯上“英雄泪”呢？这诚然显得奇怪，也诚然大宜讨究。
愚见以为，想解决这个问题，须向《蒙古王府本》、《戚蓼生序本》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