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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名〃的、〃不敢与父分功美〃的，这种单向会，正好代换成巨子对统治者的无条件效忠，所以〃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是故圣人之行，莫贵于忠，土德之谓也！〃
〃贬天子〃吗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写董仲舒论《春秋》，曾有〃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话，但是如何贬得了天子，自古以来，就没有成功过，也没有在政治理论上建构过。结果呢，以〃贬天子〃为素志的知识分子，反倒一个个吃起辈来，一个个变成了帮助统治者有效统治的鹰犬：不但不能建构有效的制衡体制，反倒一再向统治者认同、共识、共同建构起临时条款式的体制，知识分子不能坚守原则，沦落至此，真可谓〃自作孽，不可活〃了！
一九八三年四月六日病中写完
昏君也会殉国呢！
唐朝诗人郑畋写马嵬坡诗：
“玄宗回马杨妃死，
云雨难忘日月新。
终是圣明天子事，
景阳宫井又何人？”
景阳宫井又何人？不是别人，就是亡国之君陈后主和他小心肝也！
陈是公元六世纪以南京（建康）为首都的小朝廷，它的天下很短，只有三十二年（五五七——五八九），最后被隋所灭。它的亡国，是东晋以来南方正统王朝的完蛋。
陈的开国者陈武帝（陈霸先〕是浙江人，他的天下，五传而至于陈后主（陈叔宝），通常大家都说陈后主是中国有名的昏君，但我细查他的身世，却也昏中不乏令人欣赏之处。他在位六年（五八三——五八九），总喜欢大赦天下，有十次之多。他深知司法黑暗，除大赦外，还要用亲自大审的办法，以为救济。他下诏说：
夫议狱缓刑，皇王之所垂范；胜残击杀，仁人之所用心。自画冠既息，刻吏斯起，法令滋章，手足无措。朕君临区宇，属当浇末，轻重之典，在政未康，小大之情，兴言多愧。眷兹狴犴，有轸哀矜，可克日于大政殿讯狱。
这意见是说：他要在“总统府”开第四审法院呢①！
陈后主不但要司法清明，还主张言论自由。他下诏说：
尧施谏鼓，禹拜昌言，求之异等，久著前无，举以淹滞，复闻昔典，斯乃治道之深规、帝王之切务。朕以寡昧，丕承鸿绪，未明虚己，日旰兴怀，万机多紊，四聪弗远〔达〕，思闻蹇谔，采其谋计。王公已下，各荐所知，旁询管库，爱及舆皂，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亲加听览，伫于启沃。
这意思是说：他还要在“总统府”开大鸣大放会呢！
除了这些“德政”外，陈后主最有气派的，是他居然把失掉故土的人质（今犹老兵也），“遣送回大陆”。他下诏说：
中岁克定淮、泗，爱涉青、徐，彼土酋豪，并输罄诚款，分遣亲戚，以为质任。今旧土沦陷，复成异域，南北阻远，未得会同，念其分乖，殊有爱恋。夷狄吾民，斯事一也，何独讥禁，使彼离析？外可即检任子馆及东馆并带保任在外者，并赐衣粮，颁之酒食，连其乡路。所之阻远，便发遣船仗卫送，必令安达。若已预仕宦及别有事义不欲去者，亦随其意。
这意思是说：我既没有能力光复河山，但我不为难你们，你们要回去，要跟骨肉团圆，我送你们回去，送你们到对岸敌人那里去，并且保证送到家，决不陈文成。至于想留下来的，“亦随其意”。这种气派，岂不太令人欣赏了吗？
陈后主做昏君，其实也有令人欣赏的一面，《陈书》本纪中说他“肆舻舰阅武，宴群臣赋诗”。后妃传中说他“怠于政事”，办公时“置张贵妃（张丽华）于膝上共决之”。我本人就欣赏得一塌糊涂。能阅兵时做诗②、能听政时把美女抱在腿上，这是何等潇洒！（娇娇张俐敏去美国，坐在我的朋友她的男朋友Leslie Ho的大腿上，由他点唱，他们的潇洒，可真今古辉映呢！）
最后，在亡国之日，这位浙江人守不住南京，却也临危不逃。《陈书》本记载：
后主闻兵至，从宫人十余出后堂景阳殿，将自投于井。袁宪待侧，苦谏不从；后阁舍人夏候公韵又以身蔽井，后主与争久之，方得入焉。
这段话语意欠明，似乎是他的“同志”要泄他的气，甚至拦住井，不让他跳，经过争执，他跳下去。但他跟美女一起跳，大家卡在井中，没有淹死。魏征说陈后主“危亡弗恤，上下相蒙，众叛亲离，临机不寤，自投于井，冀以苟生，视其以此求全，抑亦民斯下矣！”我看跳并是真的③，人要“求全”，投降可也，被俘可也，跳井干嘛？陈后主昏君而能殉国，是可信的。
陈后主亡国后，最动人的一幕是他的总司令萧摩诃来看他。《陈书》萧摩诃传：
及京城陷，贺若弼置后主于德教殿，令兵卫守。摩诃请弼曰：“今为囚虏，命在斯须，愿得一见旧主，死无所恨。”弼哀而许之。摩诃入见后主，俯伏号泣，仍于旧厨取食而进之，辞诀而出，守卫者皆不能仰视。
这位总司令做了俘虏，也要给旧主人送牢饭，昏君而有这样动人的伙计，今天的浙江人，可真羞羞矣！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①《南史》陈本纪“有刑罚酷滥，牢狱常满”的话。
②陈后主喜欢作诗，《南史》陈本纪说他亡国前“奏伎纵酒，作诗不辍”。又说亡国后“陈人讴咏，忘其亡焉。”（不知亡国恨的，岂止商女哉？）隋文帝怪这位诗人“此败岂不由酒；将作诗功夫，何如思安时事”。明说作诗亡国也！可怜的是，陈诗人作了一辈子的诗，所留传的，不过拍隋文帝马屁的一首。哀哉！
③《南史》陈本纪：“城内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书仆射袁宪、后阁舍人夏侯公韵侍侧。宪劝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后主曰：“锋刃之下，未可及当，吾自有计。”乃逃于井。二人若谏不从，以身蔽井，后主与争久之，方得入。”理论上，陈后主有“遁出”的机会，有机会而不“遁出”，其意存殉国，似可肯定。若要“正色以待之”，他的儿子十五岁的陈深就做到了，似非难事也。
遥想《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
老友李翰祥，三十年前，为了逃避共产党，离开了大陆；三十年后，不再逃避共产党，回到了大陆。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八日的国民党《联合报》上，登出香港专电，说中共官方机构第一次透露：李翰样正在承德导演两部电影——《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由中共六十多个官方文艺单位支援，“据说，在李翰样‘合作’之后，‘廖承志办公室’将会扩大对香港电影界的‘统战’工作”。一年下来，李翰祥的戏拍好了，轰动海内外。李翰样的戏的拍好，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当年因我而被国民党特务机关传去逼问，愤而离开台湾，从此不再同国民党合作。他在《三十年细说从头》里，有这样的回忆：
我一生最恨的是“无名信”，也就是所谓的黑信，无名信和做善事的“无名氏”回然不同，所谓善欲人知不是真善，恶恐人知方是大恶，“无名氏”是行善而不欲人知，无名信是作恶惟恐人知，属于“无胆匪类”之类。在台湾组国联公司的时候，为了催一家公司结帐，而使他们怀恨在心，一方面支使他们的御用文人在报章杂志大写《李翰祥有才无德》的文章（可惜他们非但无德，而且无才，有的只是巧取豪夺不义之财而已），一方面向有关当局写无名信，还告发我是“匪谍”，并又在明报晚报刊载李翰祥为李敖带信的消息，再把报纸剪下寄到台湾警总，作为他无名信里的“铁证”，真他妈的妈拉个巴子，李敖的办法多多，何必用我带信。不过警总还真请我去问了几次话，这一块钱台币的邮票，还的确给我惹来天大的麻烦，等以后一定要细细的说上一说。
就这样的，李翰祥离开了台湾，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四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李翰祥在香港、李翰祥在澳门、李翰祥在日本、李翰祥在美国。……李翰祥无所不在，就是不在台湾了。李翰祥不在台湾还不要紧，最后，他终于用行动表示了他的反感、愤懑与恐惧——他回到了大陆，那使他逃离又回归的大陆，从遥远的承德——没有警备总部的承德——向长程的台北做了抗议：“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投八路。”这样一个才华照人的艺术工作者，就这样变到与共产党合作了。（我写过一篇《李翰祥回大陆的真正原因》，曾详述此事，收入《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五册。）
李翰祥的故事，说明了国民党为整李敖而整到李翰祥，是多么腐败。当然，国民党是很腐败的，他们不腐败，也不会给打到台湾来了。
历史剧应有现实意义
李翰祥拍的《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我没看过，因为国民党至今还把我扣在台湾，不准出境。不过，电影没看过，电影说明书倒看到了，我看到一本《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特刊》，上面有两部戏的“本事”，里头说英法联军时候，以肃顺为首者劝咸丰皇帝去热河行宫避难，但是以恭亲王奕讠斤为首者却“谏阻弃京出走”。“正争论不休时，懿贵纪越百（传？）挺出，面斥肃顺不当，力除（陈？）迎战洋兵之必要与可能。咸丰举棋不走，终令僧格林沁亲王之骑兵与英法联军大战于京郊八里桥。清军不幸败北，洋兵逼进京师。”咸丰出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来咸丰死了，韶贵妃母以子贵，变成了慈禧太后，联合慈安太后和恭亲王，发动辛酉政变，杀了肃顺，取得政权，“是为‘垂帘听政’之始。”
李翰祥拍这两部戏的最大特色，是他用的一律为实景，他最近说：
我这次机会非常好，从来没有一个导演在故宫、颐和园、东陵、承德的避暑山庄，像我这样大规模地拍一部历史片，而且是在历史人物生活的地方拍。譬如说，咸丰皇帝死在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的西暖阁，我们就在西暖阁拍。多年以来我拍古装戏一直是搭布景。我一直在想，要是有一天，能到这些真的地方去拍一拍，那就过瘪了。这是我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事。这种事情在过去总觉得是不可能的，根本没有想到这样的机会。但现在有了，而且也做了。
在这样实景下拍历史剧，它给人们的影响，自然是无与伦比的。因为我深信好的历史剧都该有它应有的现实意义，李翰祥这两部戏，当然也会照应这一方面，李翰祥说：
我在写历史剧、拍历史剧的时候，总想到历史是一面镜子。我在我拍的戏里面也许有我的想法，有我要说的东西，至于人家从镜子里照得见照不见自己，我不知道。我忠于史实，但不完全是依照历史。我觉得历史是现代人的借镜，说是前车之鉴吧。我想如果说我是以古喻今，也许过分一点，也多少会有一点。
基于历史剧应有的现实意义的要求，我关切到李翰祥在这一方面，做得是不是和其他方面同样成功，我觉得值得深入的讨论。
《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这两部戏，关键人物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慈禧太后，李翰祥对慈禧太后，似乎在评价上面，有溢美之处，这在历史剧的现实意义来说，就未免砸了锅。李翰祥聪敏好学，但是历史非其所长，这样大的两部戏，在历史上出了大毛病，在应有的现实意义上发挥不起来，就会“雷声大，雨点小”。因此，我愿写这篇文章，为李翰祥的美中不足，补一点粉墨。这样一来，看了李翰祥的戏和李敖的文章，就会对这历史剧的现实意义有双料的了解了。
怪人还是怪制度
慈禧太后既是《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的关键人物，艺术工作者在处理这种人物上，都容易犯职业病，就是喜欢美化与纯化，乃至过度颂扬（eulogy），试看李翰祥之言：
很多人看满清末代的历史，完全归罪于慈禧太后，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我并不觉得很恰当。我想，应归罪于整个制度。……为什么慈禧能利用孩子，由她垂帘听政？这是她利用了祖传的这个宗法制度。她搞了那么多年，把中国搞成那个样子，正是清朝的宗法制度起了作用，这种制度维持了牢不可破的大清铁桶江山。
这种话，就未免太有问题了，李翰祥未免太简化了政治斗争与历史事实的复杂性，事实上，正确的历史解释正好相反：慈禧太后的“搞了那么多年”，正因为她不断地在破坏制度，这种破坏，最后把“牢不可破的大清铁桶江山”给断送了！
以慈禧太后搞夺权的辛酉政变为例。辛酉政变给肃顺等的罪状，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说咸丰临死前，并没要他们接事，“并无令其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