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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篇《伊莱》说不定即译自现在到了我手里的这本书，而那位江兼霞说不定
就是赵先生或是他熟识的某位女士或某位先生。但这个谜只有请赵先生或是
施蛰存先生来解开了。
赵先生信里说为了买书他得“节衣缩食”，这决非虚言。当时法币五元
不是一个小数目！据冰心先生回忆，有一次她拿到七块钱稿费，这笔钱足够
她一个月的家用了——连保姆的工资开销都包括在内。当时赵先生为良友公
司编的“一角丛书”，售价仅为一角。而1936 年2 月出齐的10 卷精装本《中
国新文学大系》售价也仅是“大洋二十元”。
在接到赠书后不久，我收到美国威廉·布泽（William Boozer）先生所
编的《福克纳通讯与约克纳帕塔法评论》，那是一张八开四版小报，每季一
期，专登有关福克纳作品出版、翻译与评论的情况。在92 年7…9 月那一期上，
我看到一则消息：1991 年12 月在纽约市一家叫Swann Galleries 的旧书店
拍卖了一批福克纳的第一版作品。其中售价最高的一本是《蚊群》，尽管“书
脊略有损裂”，“有几页很有技巧地裱糊过”，但还保留着原来的“红绿两
色有蚊群图案的护封”，售价是1540 美元。其它的书与价格是：《八月之光》，
825 元；《寓言》（签名本，标明数序，有封套），440 元，《掠夺者》（签
名本，标明数序），440 元，《我弥留之际》，302 元；《押沙龙，押沙龙！》，
132 元；《这片土地》，121 元，《士兵的报酬》，110 元；另一本没有护封
的《蚊群》，88 元。
赵先生赠我的那本第一版，出版年代介乎《我弥留之际》与《押沙龙，
押沙龙！》之间，若是拿去拍卖，怕也能值上200 美元吧。
编辑《福克纳通讯》的这位布泽先生本人也是位收集第一版福克纳作品
的“迷”。他曾托人捎话向我索取《喧哗与骚动》中译本的第一版。我寄去
后他非常高兴，回赠我两本书，其中之一是他自己写的《威廉·福克纳的第
一本书》——《（大理石牧神）50 年之后》。另外，我在《通讯》的广告栏
里看到，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生开有一家“切克托书店”，专门收购与出售
福克纳的第一版作品，还说“备有目录，欢迎索取”。而福克纳1925 年在新
奥尔良海盗巷624 号所租住并在那里写成《士兵的报酬》的房屋，也被一对
夫妻购下，开设了一家“福克纳住屋书店”。
赵家璧先生手迹
为中年翻译家说话
近日在读一本名叫《德语文学精品》的书，50 万字，内收18 世纪下半
叶与19 世纪九位德语作家的作品。所收的作品都是代表作，如歌德、海涅的
诗，席勒的戏剧，施笃姆、凯勒、迈耶的中篇小说。但是冠以这样一个书名，
总觉得帽子大了一些，果然是有其原因的。翻开序言，只见译者语气上有点
嗫嚅：“这个集子，确切地讲只能叫做《近代德语文学精品》。”他还表示
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出一本《补编》。再往下去读序言，我的疑团自然也就消
解了，因为译者说：这“实际上是我前30 年文学翻译工作的一个小结，由于
篇幅的限制，只能收进我所译出的一部分作品，但毕竟是一个中年译者的译
文自选集。”原来这是一部译文集！那么何不迳直如此相称呢？译者与出版
者必有其苦衷。是啊，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家里，总存在着一些隐形的法度。
健在的老翻译家出版有译文集的才只有寥廖不多的几位。真要论资排辈，轮
到五十多岁的杨武能先生，还不得等到下个世纪的下半叶！
可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许多事情又偏偏要靠正当年的四五十岁的人
来做，本人比杨先生虚长几岁，自觉精力已大不如前，太费劲太伤脑筋的事
已懒得去做了。正确的做法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对起步不久看来有希望的青
年，拉上一把；对即将登上峰顶的成熟的中年人，喝采加油；对于老一辈宝
贵的经验则潜心总结，使后来人更好地学习，少走弯路，而现在的做法却往
往并非如此。
念英国文学的人都知道塞缪尔·约翰逊与柴斯特菲尔德的故事。在约翰
逊着手编他那本有名的词典之前他曾去向勋爵求援。但是按他后来的说法是
“曩昔曾候教于大人正厅外室，乃至见逐门外。”可是当勋爵得知词典即将
大功告成时，却又匆匆在报上接连发表谀美文章，誉之为“英国文学界空前
伟业”。约翰逊遂致上一函，质问与讥讽道：“然则所谓赞助者即彼见人溺
水呼救而无动于衷及其抵岸又重以援助相絮聒之人乎？阁下于我辛劳之枉
顾，如其到来稍早，亦必曾令人感戴，然而延稽至今，我已麻木不仁，而不
知感受矣；我已孑然一身，而无人得与分享矣，我已功成名就，而无此必要
矣。”（引用高健译文）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这里也会碰到一模一样的勋爵，但与约翰逊有类似遭
遇的人还是有的。
另外，出版译文集，这本身对于繁荣文学事业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位文学翻译家（如果他是真正的文学翻译家的话），经过多年砥砺琢磨，
已锻炼出一套自己的工作方式。他必定会选择适应自己艺术趣味，可以发挥
自己优势的作品来译，在译的过程中也必定赋给原作一些个人的风格——这
里就有值得观摩学习的地方。据我观察，今天，我们已经有了一批建国后成
长起来的译者，他们并不比前辈翻译家逊色——否则我们便真是一代不如一
代了。有识见的出版家能出版他们的译文集，无疑是件功德无量的事。坊间
既然早就有了中青年作家的多卷文集，又为什么不能出些中青年翻译家的译
文集呢？
（《德语文学精品》，杨武能译，漓江出版社1993 年9 月初版。）
可爱的小鹿
回想起来，《爱的教育》恐怕是我所读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了——比
这更早的，只能是童话故事之类的“小人书”。现在闭眼一想，丰子恺先生
画的插图还历历在目。而印象最深的，则是两个胖墩墩的小孩站在装有布帘
的书架前的那一幅。这篇故事与这幅画，对我后来几十年走与书为伍的人生
道路无疑是起了作用的。
我之所以要提丰先生为《爱的教育》所作的插图，是因为不久前见到了
另一本书。那是在北京图书馆的开架中文书借阅室。在“奥地利文学”那一
格里，我见到《小鹿斑贝》的书脊，抽出一看，封面上是一只毛茸茸的紫色
小鹿，那独特的风格马上告诉我，是出于韩美林先生的手笔。
《小鹿斑贝》是现代儿童文学名著之一，作者是费里克斯·萨尔登（1869—1947），解放前即有译本，似乎也被瓦尔特·迪斯尼改编成动画片。我在
北图看到的这一本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 年出版的，据译者范信龙、钱
雨润序言交待，是译自英国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的英译本。不过书中所附
高氏英译序并未提到此点，只说他在船上阅读原稿，十分欣赏。高氏自己真
会动手翻译吗？我总有点不敢相信。
还是把话头转回到韩美林先生所作的插图上来吧。我数了一下，书中共
有大小插图82 幅，均很精采。这当然首先得归功于韩先生对小动物的一片真
情。小鹿不用说了，即使是狐狸、刺猬这些一般不讨人喜欢的动物，也极可
爱。只有那位猎人和那支猎枪显得冷冰冰的，毫无生气。不过这也许正是韩
先生的本意。我想他也一定和原作者一样，是竭力反对屠杀野生动物，主张
保护自然资源的。
我估计请韩先生为此书作画必定是出之于出版社热心的编辑的策划与组
织。作为一个同行，我向他或她表示敬意。我也向韩美林先生表示敬意，当
时他已是一位驰名画坛的大忙人，但他愿意为孩子尽自己的一份心意。据我
所知，外国也有不少大画家喜欢为文学作品画插图。近者如毕加索（为《变
形记》）、马约尔（为《牧歌》）、更早的则有德拉克洛瓦（为《浮士德》）
与马奈（为《爱伦·坡诗集》）等等。他们的插画已经成为典范。丰子恺为
《爱的教育》所作的插画尽管中国味很重，也已经流传下来，韩美林先生和
这篇小文中不及提到的其他我国艺术家所作的插图，也应该和必定会受到更
大的重视。
马克·吐温的自画像
这里复制的美国幽默大师马克·吐温的一幅自画像。画下端的英文字是
“Done by Truly Yours Mark Twain”（“忠实于您的马克·吐温亲绘”，
亦可理解为：“你真正的马克·吐温亲绘”）关于这幅画，马克·吐温在他
的《修订了的讣文》一文中作了如下的说明：“为了征求一篇最佳的讣文—
—此文适宜于我在公众面前朗读，而且估计会激起人们的遗憾——我愿意出
一笔悬赏，包括一幅我在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亲自用钢笔与墨水绘制的一幅
肖像画。墨水保证是最最优秀的画家所用的那一种。”
克里斯蒂的妙语与缄默
阿伽沙·克里斯蒂（1891—1976）是我国读者非常熟悉的英国侦探小说
作家。她的第一个丈夫对她很不好，后来两人离了婚。她的第二个丈夫名叫
麦克斯·马洛温，是一个很有成就的考古学家，因发掘美索不达米亚遗址而
闻名，他的年纪比克里斯蒂小得多。有一次克里斯蒂夫妇从中东回到英国，
有人问她，和一个对古董有兴趣的人结婚有何感受？克里斯蒂回答说：“女
人能找到考古学家作丈夫是最理想不过的了。她越老，丈夫对她的兴趣越
浓。”
插图作者：高莽
1972 年，为了庆祝克里斯蒂的侦探剧《捕鼠机》上演20 周年，朋友们
举行了一次晚会。在这个晚会上，克里斯蒂自始至终未发一言，既没有发表
答谢演说，对别人的祝贺也仅仅是抿嘴微笑。大家感到莫名其妙，不知哪儿
得罪了她，事后才知道原来克里斯蒂出门时忘了戴她的假牙。
艾丽斯·默多克手迹
钱君匋先生手迹
读书释疑
这个“辑名”偷自《读书》月刊，但已
经过“组装”，手法则学自偷自行车的
人。《读书》原来的栏目叫“读书献疑”。
一宗公案：毕加索的斯大林画像
最近，为插图的事读了热维埃芙·拉波特的《暮色已迟》（中译书名改
为《画布上的泪滴》，三联，1988 年）。这是毕加索晚年的女友所写的一本
回忆录。书里写道：
毕加索，出于他豪放的性格，对来访者都一概地敞开大门予以接待，对
于法共组织，自然更是如此。。有一次，阿拉贡来访，他要求毕加索绘制一
幅斯大林的画像。毕加索便遵嘱着手工作，阿拉贡也按时前来取画，但是当
他看到毕加索向他递过来的作品之时，不禁目瞪口呆。不过，尽管如此，阿
拉贡还是将这幅画像带走，以便交给法共中央审阅。
几天之后，阿拉贡又来看望毕加索，但显得神情沮丧。法共中央对那幅
画像没有给予好评，这使毕加索大为生气。
“真是愚不可及！我在斯大林画像的前额上添了一绺头发，为的是让形
象具有无产者的气息，而那些人却不愿意斯大林元帅是一员无产者。”
他出言不逊地还说了几句非难“那些人”的话。
“我看干脆就把这幅画一砸了事！”
至于《斯大林画像》最后的结局，我现在已记忆不起了。
读到这里我怦然心动。因为我记得自己是见到过这幅画的（当然不是原
作）。那么是在什么地方呢？那一定是在50 年代，是不是在邻座那位法文编
辑的桌子上？像是与绿色套印的《法兰西文学报》有关。
一期期去查报显然做不到。幸好手头有本法国一九九○年出的《20 世纪
艺术大事记》（让—路易·费勒编），时间总不外在毕加索入党（1944 年10
月5 日）到斯大林逝世之间。于是我便从1944 年开始翻查。果不其然，翻到
1953 年，一张斯大林的画像赫然在目，一看就知道是毕加索的。
现在来看，这画像丝毫没有“出格”的地方，连风格都很现实主义。想
不到在当时竟引起一场波澜。
据《大事记》说，3 月5 日，斯大林逝世。主编《法兰西文学报》的阿
拉贡决定尽快出一期专号。他约法共党员毕加索画一幅肖像，还给他送去了
照片资料。从画的左下角可以看到毕加索是3 月8 日画完的。3 月12 日，画
像刊出在专号上。《大事记》说这件事引起了议论纷纷。苏驻法大使还提出
了抗议。3 月18 日，《人道报》登出党中央书记处声明，里面说：“法国共
产党书记处完全不赞同3 月12 日在《法兰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