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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说水浒 作者：孙勇进
前言
“水”边话题，是在下这本小册子的开篇第一话题，这部分内容，也有人说可以统称为“水外线”。
“水外线”是个怪而有趣的词，是从“红外线”仿造而来的。
“红外线”也并不是物理学上的那个红外线，而是指《红楼梦》研究的一种路数。热闹非凡的红学研究大致可分两路，一路研究《红楼梦》本身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这被称为“红内线”，还有一路，专门研究考证《红楼梦》的版本演变、作者曹雪芹的生平家世，这也就是“红外线”。
由此可知，“水外线”，就是要研究《水浒传》的版本问题、作者问题，还有好汉故事背后隐藏的历史。学者在这些方面的辛勤研究，并非可有可无，一般的读者，多了解一点这样的背景知识，对理解欣赏《水浒》，也应当会颇有助益吧。
好，那么现在就进入“水外线”的第一个话题：
哪一种《水浒》？
“两种《水浒》，两个宋江。”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
这话听起来有点奇怪，怎么还会有两种《水浒》？而且还有两种宋江？
但它确实有些道理。比如，李逵沂岭杀四虎后回梁山汇报这一段，如果是目前最通行的120回本的《水浒全传》，书中就是这样：“李逵诉说取娘至沂岭被虎吃了，因此杀了四虎。又说假李逵剪径被杀一事，众人大笑。晁、宋二人道：‘被你杀了四个猛虎，今日山寨又添的两个活虎上山，正宜作庆。’”但如果你手中拿的碰巧是《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就会发现，李逵汇报时的情形是这样：“李逵拜了宋江，给还了两把板斧，诉说假李逵剪径一事，众人大笑。又诉说杀虎一事，为取娘至沂岭被虎吃了，说罢流下泪来。宋江大笑道：‘被你杀了四个猛虎，今日山寨又添得的两个活虎，正宜作庆。’”两相一对照，就会看出，后者里那一段，有点奇怪，李逵诉说老娘被虎吃，伤心得直流泪，宋江连半句安慰也没有，还大笑，只顾扯些新头领上山摆酒相庆的话头，怎么显得这么幸灾乐祸、没有心肝？
其实何止是没有心肝，如果把这两种《水浒传》从头到尾对读一遍，就不难发现，第二种《水浒》里的宋江，可真真是虚伪可憎，有时更是阴险狡猾。
这说明什么？
说明现今确实有不同的《水浒》在流传。
实际上，几百年来，中国大地上，生生灭灭，不知出现过多少种《水浒》。
比如，约四百多年前，即明万历年间的前后几十年里，在大明帝国的南部，在苏州、杭州以及福建建安，三地父老手中读的《水浒》，可能就差别非常大：苏州父老手中拿的，可能是一本叫《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的书，是经一个叫杨定见的人改编、一个叫袁无涯的人刊刻的，所以今天的学者又叫它“袁无涯本”。它共120回，收有梁山聚义的故事，也有征讨大辽、王庆、田虎、方腊的故事，大致和今天读者看的120回的《水浒全传》内容最为接近；而杭州读书人案头上摆的，可能是叫《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书名和上面说的袁无涯本差不多，但它只有100回，是杭州容与堂刻本，所以又叫“容与堂本”。这部书里没有征王庆、田虎的故事。和袁无涯本相似的是，书中也有署名李卓吾的批语，但和袁本批语又大不相同。李卓吾是晚明的大思想家，提出过很多精彩的异端见解，但没听说他有分身术，同时批了两本《水浒》，所以，后来的学者推断，评点容与堂本的“李卓吾”是个冒牌货，很可能是叶昼──当时一个和出版商来往密切的穷文人；但也有学者认为，容与堂本的评点才是出自李卓吾之手，倒是袁无涯本，是别人伪托评点的；那么，福建当时的出版中心──建安市面上流行的又是哪一种《水浒》呢？这就很难说了，可能是一种110回本的，也可能是115回本的、124回本的。而今天的巴黎国家图书馆还收藏着当时刊刻的另一种120回本的残卷，全书却叫《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
而明代流行的《水浒》的不同版本，还不止上面提到的这几种。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水浒》？
这就得从明代的出版风气说起。明中叶以后，随商品经济的繁荣，各种大大小小的手工业，也都有了相当迅速的发展。这其中就包括印刷业。各地雨后春笋一样冒出了大量的私营书坊。这些书坊老板，为了多赚钱，到处挖空心思寻找适销的书籍底本来雕樱同时，为了显示自家的书不同于同行，也为了迎合消费者的欣赏口味，他们在雕印书籍的同时，往往毫不客气地对原作大加删改、增补。明代随意篡改原作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就讲过：“万历间人，多好篡改古书。”还有人说得更绝：“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事实也是如此，那时候没有版权一说，对原作的雕印往往成了丝毫没有顾忌的再加工、再创作，还常常毫不脸红地将自己的改装货──很可能非常拙劣──吹嘘成真正的古本、原装，反正作者一般都早已入土，谅他们也没本事钻出棺材板找来算帐。
但是明代这些出版老板们兴高采烈的再创作，却给后人带来了不尽的麻烦。比如，今天面对那时留存下来的各种《水浒》，首先就得耗费大量心血，来搞清哪种版本最接近、并且多大程度地接近作者创作的原貌，作为专业研究者，当然有义务让广大的一般读者，尽可能地面对原作作者呕心沥血的精彩的手笔，而不是几百年前书商雇佣的三流文人的加工之作。
今天的研究者，面对留存下来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传》，做了大量研究，大致可以得出下面一些结论：1、现存的各种《水浒传》版本主要可以分为两个系统，即繁本系统和简本系统。“繁”和“简”都是就行文而言的，繁本细节生动、文学性强，但没有征王庆、田虎故事，上面提到的容与堂本就属于这一系统；简本则叙事简约，细节描写少，文字比较粗糙，但有征王庆、田虎故事，上面提到的福建建安当时流行的几种110回本、115回本、120回本都属于这一系统；2、繁本和简本之间有影响。至于说繁本是在简本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还是简本是据繁本加以删削的，现代学者尚无定论；3、两种版本系统有合流。比如袁无涯本，它是在100回繁本的基础上，加上以前只有简本系统才有的征王庆、田虎的内容，并对这部分内容的文字做了较多的增饰、润色形成的，所以袁无涯本又称“综合本”。
繁本也好，简本也好，在各地、各时期各领风骚了一阵子，到明末一种新的版本出来后，差不多都从市面上销声匿迹了。而后的三百年，就成了这种新版本的一统天下。
这种新版本，就是开篇提到过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它是明末清初怪才金圣叹删改、评点的。金圣叹拿来120回本的《水浒传》，大刀阔斧，从七十一回处拦腰一斩，将原书的第一回改为“楔子”，将第七十一回中的“忠义堂石碣受天文”部分保留下来，自己加上一段卢俊义惊噩梦的情节，算作结局的第七十回。除了这拦腰一斩的一板斧外，还对前面七十回的行文做了较多修订，写了大量批语，并将这种新版本称为真正的古本，而后，打着古本的旗号，对自己的增删修订大加称赞。
这在今人看来未免可笑。但它确实有它的长处，比如，在艺术表现的很多方面比原作大有改进，为原作生色不少，所以这种本子一出来，几乎令它本尽废，一统天下近三百年，以致一般读者只知有70回的《水浒》了。
到了本世纪，新政权建立后，先是大量地印行70回整理本，后又印了不少100回本和120回本。而目今印数最多、市面上最流行、大家最熟悉的则是120回的《水浒全传》。正因如此，这本小书谈《水浒》主要依据“全传”本。
不过，大家有条件的话，还是不妨找来金圣叹评点的本子看一看，还有一种《水浒传会评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出的，辑有金圣叹、袁无涯本、容与堂本等古本的评语，读一读古人那些精彩的独有会心的评语，对理解欣赏《水浒传》还是大有帮助的。
施耐庵的真假有无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
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其实非常让人头疼。
说简单，是因为一般人都知道作者是施耐庵，说让人头疼，是因为历史中到底有没有施耐庵这人其实还是个问题，即使是认为有，那么他到底是何方神圣，这到现在也说不清楚。
鲁迅先生认为根本就没施耐庵这一号人物，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提出，“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也就是说，明代的某书坊老板，在将简本《水浒》补充改造成繁本时，随便弄出了个“施耐庵”的名字挂了上去。
随后戴不凡先生，进一步提出，施耐庵是郭勋的托名。郭勋何许人也？是明开国名将郭英的后人，封武定侯，喜好小说，写过（很可能是让门客代笔）《明英烈》，将老祖宗郭英抬得格外英雄，还有，现在所知的最早的《三国演义》刻本中，也有他组织刊刻的。郭勋还刻印了《水浒传》，戴不凡先生在《小说见闻录》中说，在郭刻佣水浒传》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水浒传》是施耐庵作的，郭勋刊本一问世，大家就突然都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的作品了。
此后张国光教授在此基础上继续论证，认为“施耐庵为郭勋门客之托名”。
但也有不少认为施耐庵确有其人的。有人认为是元代著名南戏《幽闺记》的作者施惠，有人认为是元末明初泰州白驹场（今江苏兴化、大丰）人施彦端，还有人说，施耐庵就是南宋末为《靖康稗史》做序署名“耐庵”的那一位。聚讼纷纭，还出土了不少文物，但这些文物，也有不少人说是真，有不少人说是假。
更麻烦的是除了“施耐庵”，还扯进了个“罗贯中”。有说《水浒传》其实就是罗贯中写的，没施耐庵什么事儿；也有人说，《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俩人合写的，据说罗贯中还是施耐庵的学生。可就是这个罗贯中，他是哪的人，是干什么的，生平如何，现在也不是十分清楚。
总之，《水浒》的作者问题远不象一般人想的那么简单，到现在还是扯不清，如在烟幕中。
其实还不只是《水浒》有这个问题，《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乃至《红楼梦》等古代白话小说的作者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搞清楚。
那么是谁放的这一颗颗烟幕弹？
是古时的思想观念。那时一般文人的观念里，做诗文是雅，写小说，尤其是写白话小说，便俗，不是什么上得了台盘儿的事，甚至在不少一脑门子正统观念的人眼中，干这种事，那就是作孽，定遭报应。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就说，罗贯中编撰《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正是“天道好还之报”。清代又冒出一个铁珊，在《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中将此说“发扬光大”，其书云：施耐庵作《水浒传》，子孙三代皆哑。袁于令（按：明末清初小说、戏曲家）撰《西楼记》，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高兰墅（按：即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高颚）撰《红楼》，终生困厄。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仆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按：指其因“哭庙案”而被杀事），且绝嗣。
一句话，做小说（外带戏曲）就不得好死，祸及子孙，而且还什么“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种种恶毒咒骂，真是阎王爷出告示──鬼话连篇。但这就是当时人的观念，明初李昌祺很有学问，还做了不小的官，但就因写了本短篇小说集《剪灯余话》，被人嘲笑，死后还被取消入家乡庐陵乡贤祠的资格，成了告诫读书人不要写小说的反面教材。
这就难怪，当时一些颇有才华而又心痒难熬写了小说的人，不愿在作品上署名或不署真名。
而且，说到《水浒传》，还有一个问题，它其实并不是出自某一个作家之手，而是经过长期的民间积累，再编纂而成的，而且在初步编成后，还有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前面说到的那时有过各种版本的《水浒传》，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现在讨论的“作者”问题，实际上就是那个最初的编订者问题。关于这个最初编订者，若从外部材料（指生平交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