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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
为何母子如此情深？原来蒋介石想起了母亲一生的艰难。
王采玉年轻时即守寡在葛竹庞带发修行，精于女红。并粗通文字，能诵《楞严
经》、《金刚经》等经卷，经堂兄王贤东说合，还俗再嫁蒋明火为继室，生下二子
一女，长子瑞元，即蒋介石，小儿瑞青，六岁天折。女名瑞莲。蒋明火死时，蒋介
石才8岁，一门孤寡，无可依靠，遂成为凌辱胁迫对象，地方上没有仗义执言的人，
族人和亲戚们也多袖手旁观，母子含愤忍痛。悲苦万端。蒋介石同父异母的长兄蒋
锡侯，比蒋介石大10岁，性情暴庚，嗜赌成性，独霸了玉泰商号。
王采玉茕子无依，抚孤携幼，只能忍气吞声。她一面望子成龙，严加督促蒋介
石献学业，一面笃信佛教，终日诵经拜佛，并常与寺庙里的僧尼交往。有一次蒋锡
侯赌钱输了，回头一看，一个来他家化缘的和尚亚站在他身边观看，蒋锡候认为和
尚是属“空门”的，所以冲了他的财气。就怒打了和尚一顿。王采玉因此和蒋锡侯
争吵起来，蒋介石怒火中烧，可又不是蒋锡侯的对手，只好作罢。
如今，蒋介石已经混出个人样，正想多多报答母亲恩情，不想母亲无福消受，
刚五十多岁就撒手人震。思念至此，怎么不令蒋介石悲从中来，痛断肝肠！
6月23日，孙中山给蒋介石发来电报。告诉他广西前线军事吃紧，盼望他立即赶
赴广州。同时，汪精卫、胡汉民、张人杰等人也纷纷打来电报，劝他节哀，“墨经
从戎，古贤不废”。可是蒋介石根本不予理睬。他把死者装硷完毕，经过防腐处置
之后，停枢家中，自己到离家10里的雪窦寺和千丈岩—带山麓盘桓去了。一盆桓就
是一个多月，他说这是怀着悲痛的心情看看他母亲生前游过的旧地，同时挑选墓茔
地。
直到9月13日，蒋介石才磨磨蹭蹭地来到广州。
正是：
费尽口舌磨碎牙，
急病碰到慢医家。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南湖画舫聚精英 卡尔故乡崭头角
一个荷兰人夹杂在数以百千计的外国人中，不惹人注目地来到上海滩，住在上
年那几位俄国人下榻处，南京路东方大旅社，房间为32号。时间是1921年6月3日。
他化名马林。安德雷森。尽管马林登记时又用了个假名，法租界的巡捕房还是
在帧悉他的行踪。这个出生于鹿特丹，来自爪哇的荷兰人，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
夫利特，时年38岁。去年他在莫斯科见到了列宁，并受到列宁的赏识。他的朋友们
去年刚在爪哇建立了印尼共产党。一年后。他作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在莫
斯科递交了一份报告：
……维经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建立了一个以陈独秀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
党小组……这个组织在七到八个中心地区有它的支部，但在全中国其成员不超过50
至80人……
这个貌似营鲁士军人的荷兰人，精力充沛，声若洪钟，颇有国共和谈演义（第一
部）几分傲气，也有几分侠气。他在路上遇到一个外国人欺负中国苦力，竟挺身而出，
与其大打出手。
和马林同时来到上海的，是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俄国人尼科尔斯基。
当华灯初上，清风习习之时，他们在永安公司楼上的屋顶花园天韵楼，会见了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达和另一位重要人物李汉俊。他们重复了一个在北京
期间曾向李大钊提出过的关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
于是，一件创世纪的大事神不知鬼不觉地发生了。
张国焘、刘仁静从北京来了。
毛泽东、何叔衡从长沙来了。
董必武、陈潭秋从武汉来了。
王尽美、邓恩铭从济南来了。
陈公博从广州来了。
周佛海从日本来了。
由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组成的巴黎共产党小组因远隔重
洋、消息不通，故而未派代表。
为共产党的创建呕心沥血的南陈北李均团公务繁忙，未能与会。陈独秀特指派
包惠僧代表他参加会议。
李达、李汉俊尽地主之谊，忙于筹备工作。
13个人或西装革履，或身着长衫，是一色的知识分子。他们从全国各地陆陆续
续来到上海滩穿行在这座大都市的政治缝隙里。
这是一次年轻人的会议。最年长的何叔衡不过45岁，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19岁。
加上马林、尼科尔斯基两个外国人，15位与会者的平均年龄28岁，正巧是毛泽东的
年龄。以后改变整个中国面貌的中国共产党，最初就是由这样一些年轻人成立起来
的。
代表们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亥校。这所私立学
校那时只有厨师和校役，因为师生正放暑假。这幢三楼三底的校舍简陋干净，二楼
三间屋子的地板上铺着芦席，住在这里的代表们吃着最简单的包伙，喝着老虎灶打
来的开水，席地而眠，盛夏倒还凉爽。
会址设在贝勒路树德里3号（现兴业路76号），这里是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元老
李书城的寓所。李书城到外地避暑去了，房子空着，李达让爱人王会悟找李汉俊商
量借用。
1921年7月23日午后3时，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在这所石库门房子里开
幕。15人全部到会。张国焘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两个国际代表作报告，由李汉俊、
刘仁静轮流翻译，毛泽东、周佛海记录。
会议期间发言热烈，但毛泽东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
他无疑有着许多实际活动经验，但他不像在座的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精通外文，
饱读马列著作。别人发言中常常引经据典，涉及许多理论问题。毛泽东给与会者留
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刘
仁静语）。他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走过窗前向他
打招呼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
经质’”（李达语）。
7月30日晚是个阅热的夏夜。
会议照例在这个石库门里召开。马林刚开始讲话，突然从虚掩的后门闯进来一
个穿灰色长衫的陌生男人，走人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李汉俊问：“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
李汉俊诧异地说：“这几哪有什么王主席？”
那人连连赔札：“对不起，找错地方了。”旋即退出门外。
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机警地一跃而起，建议马上撤离。张国焘断然宣
布：“大家收拾好文件，分途离开！”
李汉俊声言他是屋主，不应离开，陈公博也愿意留在那里与他作伴。
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开来了两辆汽车。一个法国总巡带着十几个巡捕闯
进会场，大肆搜查，结果一无所得。追问李汉俊，也让李汉俊应付过去了。最后，
巡捕们只得悻悻而回。
转移的代表七转八绕，纷纷来到环龙路渔阳里2号陈独秀住宅。陈独秀去广州后，
李达夫妇就住在这里。几个人不放心刚才发生的事，派包惠僧回李公馆探视，知道
果然出了事。
代表们又派毛泽东去住地博文女校，探视因肚痛腹泻未出席今晚会议的周佛海。
躺在二楼地板上的周佛海头发蓬乱，脸色苍白。昏昏沉沉中，只听有人轻声问：
“这里没什么问题吧？”
周佛海一睁眼，见是湖南老乡毛泽东。再往左右一看，才发现楼上空无一人。
听毛泽东说明原由，赶紧跟随毛泽东离开了这里。
不过尽管半夜骇了一惊，这位从日本鹿儿岛来的留学生仍然不忘谈恋爱，并引
来一桩桃色纠纷：他一见钟情地爱上了一位富商的小姐，那位叫杨淑慧的小姐不顾
家庭反对也爱上了他。一个月来的上海之行结束时，他带着跳窗私奔的恋人返回丁
鹿儿岛。他不久便和党脱离了关系，被开除了党籍。
在那个闷热的夏夜，在贝勒路那个古色古香的客厅里，众人撤离之后，陈公博
与石库门的主人李汉俊一连吸了50支长城牌香烟。这位与众不同的穿西装的广东代
表，也是北京大学学生。他似乎觉得补度蜜月比开会更为重要，便带着漂亮的妻子
李励庄住在南京路去年欢宴罗索的那家大东旅社。他举止阔绰，终日忙着陪伴妻子
逛商店购物品。他因会上同张国焘争吵而斗气没有离开李公馆，现在想走也走不掉
了。法国巡警几乎把他当日本人，用英语盘问再三，幸亏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
大纲因改得一塌糊涂而未被注意。他经历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他后来在西藏路
大世界兜了几个圈子，看了会儿露天电影，总算甩掉了跟踪者，回到大东旅社赶紧
闭门，在痰盂里焚烧了全部文件。暑夜闷热难耐，他与美丽的妻子从床上睡到地下。
忽然狂风骤起。急雨大作，又一声枪响，隔壁房间一个女子被情人杀了。陈公博被
惊吓得丧魂失魄，第二天干脆辞别上海滩，携妻去了杭州，只管悠闲地游西湖逛灵
隐。后边的会怎么开一概不管不顾了。
李公馆的意外事件发生后，代表们在渔阳里2号协商会址往哪里迁移。李达的妻
子王会悟家在浙江嘉兴的南湖湖畔，她在旁出主意道：“南湖离上海近，坐火车只
要一个多钟头，到那里边游湖边开会，又安全又方便。如果大家同意，我可以先去
雇好一只大画艇。”
大家一听，极表赞成。
于是最后一天的会议在嘉兴南湖举行。参加者11人。陈公博慷走李汉俊因家中
受监视不便参加。两个国际代表为避人耳目也没有来。
代表们登上大画艇，四顾南湖景物，只见万顷碧波，湖畔一片芦苇中掩映着亭
台楼阁。较之西湖别有一番韵昧。大画艇在湖中环游了一遍之后，便或行或止地任
由它在幽静的溯上荡漾。代表们在船上继续讨论在上海未完的议题，通过了两个重
要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央机构：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主管组织。李达主管宣传。
参加这次会议的董必武有诗纪之：
革命声传画舫中，
诞生共产导工农。
暮霭沉沉，渔火点点。代表们很晚才返回住地。
在以后的岁月里，13位“一大”代表各有不同的归宿：有的早早地献出了年轻
的生命，有的抱定最初确定的信仰奋斗到最后一息，有的中途离开了自己参与创建
的党，也有的完全走向了反面：最不光彩的是在“一大”期间只顾忙乎女人的陈公
博和周佛海，他二人17年后又回到上海，共同建立了一个中国现代史上最臭名昭著
的汉奸政府。抗战胜利后一被处死，一死于狱中。
还应该提到那位荷兰人马林。尽管参加建党的中国人有点不太喜欢这个习惯自
傲、热衷指手画脚的充满优越感的白人，但他确有满腔的热情和蓬勃的战斗精神。
后来，他曾作为革命社会党代表参加荷兰国会，在二次大战祖国沦陷时编辑地下反
抗报纸《斯巴达克》，于1942年4月13日被德国法西斯杀害。他是自己要求不戴遮眼
布慨然走向刑场的。他的另一个要求没被允许：七位死刑者手拉着手。枪响前，他
挺胸唱起了《国际歌》。迄今马林的遗物中，仍保存着他亲手记录的《与毛泽东同
志的一次谈话》，那是“一大”之后马林去长沙时记的。
陈独秀在上海建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时曾慷慨激昂地说：
“日本的军阀政客们狂妄已极。他们看不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和四亿炎
黄子孙，他们只知勾结中国的旧军阀、滥官僚、走私商、吗啡客以及流氓瘪三等等，
只看见中国人的小脚、辫子、鸦片和随地吐痰等等腐败的一面，他们有意无意地蔑
视中国新思潮新势力的方兴未艾。总有一天，由于他们这种错觉，会弄到他们自己
头破血流。”
从大画艇回来后，毛泽东说了一句预言：
“如果我们努力奋斗，共产党在三五十年内就可能统治中国。”
这便是当时参加建党的共产主义先驱者们所怀抱的共同气概。中国近百年来不
乏仁人志士，在共产党成立之前，曾出现过不少政党、团体，最多时选300多个。但
这些林立的党派提不出切实可行的救国方略，无一能担当起民族解放、中华振兴的
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