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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县委立即找我谈话。一位县委领导问我：“你自己有什么打算？如果不想回原单位工作，可以重新选择，我们大力支持。”
让我选择，我选哪个单位呢？从政，走仕途？我也有资本了，得到不少的荣誉，又是最年轻的政协委员；继续教学？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我的好朋友，方国祥老师提醒我，利用这次机会，为自己找一个更大的事业平台，把珠心算进行到底。
我想起了父亲。有一次，我执拗地问父亲，为什么放弃当校长的机会？父亲一直埋头批改作业，不大理会，很久，他抬起头说，我干不好别的，干了自己不喜欢不擅长的事就是活受罪。我就擅长站讲台，就喜欢当老师。“思众，一生用心去干一件事。道理很简单：纳鞋底时使用锥子是最容易穿透鞋底的。”
我想明白了。我也不适合做官，初中毕业，别无长物，心里面就是一把算盘。我只想干好这件事，也只能干好这件事。
决心已定，1987年下半年，我顺利调入慈溪县珠算协会，可以全身心从事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了。
慈溪县珠算协会挂靠县财政税务局。协会专职工作人员就我一人，既是兵又是官。办公室是冷清的，我的心气却如升腾的火焰，十分高涨。多少事，做不完，且看我怎么长袖善舞：培训各地珠心算老师，组织珠心算比赛，开展一系列珠心算活动，慈溪的珠心算教育一时间红红火火，也为单位开辟了创收之路。
1992年8月；我撰写的《中国心算大全》一书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不久，台湾嘉一书局购买了版权，在台湾出版发行。这书的畅销，很快从台湾波及到东南亚。
1994年11月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台湾著名珠心算专家蔡景裕先生从马来西亚打来的一个长途电话：“徐老师，祝贺你啊！你的新书在马来西亚出版了。”
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没在马来西亚出书啊。对面电话中传来朗朗的笑声：“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你还用对我保密吗？”一句“保密”把我弄得更糊涂了：“不是我保密，确实没在马来西亚出书。”
蔡先生疑惑了：“那怎么这里到处都是你的《中国心算大全》啊？当地许多珠心算教育机构都在用这本书教学呢。”
我的书一定被盗版了！
…
（5）“你们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吗？”
…
在马来西亚被称为“神算子之师”
朋友们得知，为我出主意：“可以告盗版商，让他们赔钱。”
我笑着回答：“感谢他们还来不及呢。因为——
第一， 盗我的版，说明我的书好，很有市场价值；第二， 盗版书无形中在扩大我的影响，替我做免费宣传，我何乐而不为？
第三， 盗版发生在马来西亚，我想去查也鞭长莫及。”
这三条理由，很有点自我宽慰的味道，但马来西亚出现盗版书，对我来说或许还真是因祸得福？因为盗版书的“引荐”，我在马来西亚名声大噪。没过多久，马来西亚ＡＬＯＨＡ儿童心算学院千方百计找到远在中国的我，邀请我赴马讲学。
1995年2月28日，我应邀抵达吉隆坡。
3月1日中午，我在马来西亚珠算心算总会会长刘水钦和ＡＬＯＨＡ儿童心算学院院长罗文桑的陪同下，在教育部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真是无巧不成书。
恰恰我来吉隆坡前两天，也就是1995年2月26日的晚上；马哈蒂尔总理检查养子的作业，突然发现他数学进步很大，便问夫人：“你让他学了什么？他的数学进步这么大！”
马哈蒂尔夫人茜蒂哈斯玛回答：“我让他学了一种叫珠心算的方法。”
“你把老师叫来，我要问一下情况。”
当晚，教这门课的马来女老师查米娜就来到了马哈蒂尔家中，给马哈蒂尔作了详细讲述。查米娜对总理说：“我教他的珠心算，来自于一个名叫徐思众的中国珠心算老师编写的教材。”
哦？查米娜的话引起了马哈蒂尔强烈的兴趣。立刻又问了许多相关问题。
查米娜一一作答，最后补充了一句：“总理对珠心算这么有兴趣！这两天，我看到新闻报道，徐思众老师两天以后要来马来西亚讲学。”
马哈蒂尔总理说：“徐思众先生到马来西亚后，我要见见他，向他了解中国珠心算的情况……”
ＡＬＯＨＡ儿童心算学院很快接到了总理府的电话，大家都惊疑地相互看着：首相要见徐思众（马来西亚人把马哈蒂尔称为马哈迪首相）？这不太可能。是不是电话错了，以讹传讹了？
由于主办方谁都不相信这是真的，结果没有安排我见总理。
有趣的是马哈蒂尔以为他的“最高指示”下达后，不会有误。按照事先的安排，2号下午4点他在总理府准时等候我，可左等右等不见人影。他感到奇怪。
总理放下手中的文件，找来秘书：“怎么回事？那位中国老师为什么没来？”
秘书立即打电话询问后才得知：接待方怀疑这件事有误，没当真。
马哈蒂尔总理马上写了一封亲笔信给邀请单位，大意是：你们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吗？我真的要见见那位从中国来的徐思众老师。我要和他一起讨论一些问题。如果你们不信，我会让教育部作出安排。
邀请单位看到总理的亲笔信，慌了神：“看来这事是真的！怎么办？”因为再安排我去见总理已经来不及了，马哈蒂尔正按计划出访丹麦。
因总理出访期间无法安排，便先让教育部部长苏莱曼接见我。
苏莱曼部长告诉我，总理指示他，等他一回到马来西亚，就安排时间接见我。
“我到贵国的期限就是3月15日。超时不归，会违反中国的有关法律和规定。”
苏莱曼部长用右手敲着太阳穴，略加思考后说：“既然这样，这事要向总理报告。”他立刻打电话给马哈蒂尔总理。
总理此时又从丹麦出访伦敦。接到苏莱曼部长的电话，马哈蒂尔立即指示：要给徐思众先生办好延期回国的手续。
马来西亚政府通过外交途径，通知中国驻马大使馆，说明此事。
大使馆出面，帮我顺利办理了延迟回国的手续。
…
（6）贵人从天而降
…
贵人马哈蒂尔。
我不知道冥冥中是谁的安排，我从没想过所谓机遇所谓贵人。而事实是：我生命里的贵人从天而降，我珠心算事业的机遇从天而降。
永远记得生命历程上有着特殊意义的这一刻——1995年3月17日上午11点零5分到12点45分。上午10点，我特地去理发店吹了一个发型，穿上西服，系好领带。一切安排停当，总理府的工作人员已经来到宾馆。
马来西亚总理府气势宏大、金碧辉煌亦庄严肃穆。工作人员引我走到一扇大门，轻声告我：“这是总理的办公室，他在里面等你。”
走进那扇大门，一眼就见到了马来西亚国家的最高统帅马哈蒂尔。他高大的身躯在窗外阳光的映射下，显得俊朗、威严。
总理微笑着，轻轻地拉住我的手，缓缓坐到沙发上，亲切地问着：“来了多长时间了？”“都到了哪些地方？”“生活习惯吗？”
我向总理介绍，我来自中国浙江省慈溪市，那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我一边说着，一边拿过来两样准备好的小礼品：“这是介绍我家乡的《慈溪画册》，这是中国最新的一四珠算盘。”总理高兴地接过来。
“你了解马来西亚小学生学习珠心算的情况吗？”
“在总理的亲自倡导下，马来西亚已经形成了一股学习珠心算的热潮。”
“马来西亚这样学习珠心算有什么问题？”
“根据我来马来西亚的考察情况，还是有一些问题的。科学这个东西，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来不得半点虚假。”我口无遮拦。
总理听到这，睁大了眼睛。
我直截了当地说：“主要问题是，教材、师资、教法等等形形色色、良莠不齐。政府如果不整体地正确引导，很可能会有误导。”
总理专注地听着。“这些问题，你觉得应该采取什么办法解决？”
我胸有成竹地回答：“解决这些问题，要做到五个统一：统一教材、统一师资培训、统一教学方法、统一教学工具、统一考试……”
“很好！很好！我要建议我们的政府采纳这些意见。”
紧接着，总理慎重地说：“徐思众先生，你是否愿意来马来西亚，帮助我们的教育部，推动马来西亚小学珠心算教育？”
没等我回答，他接着说：“如果你愿意来，是否让全家都来？是否可以长住几年？我和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是老朋友，我可以直接写信给他们，邀请你。”
总理认真提出这个问题，决非一时心血来潮。
这里有个小插曲。1993年，马哈蒂尔出访日本，他发现这个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大型企业的员工在统计报表时并没有使用计算机。询问究竟，主人回答：“我们的员工普遍学习过珠心算，用珠心算计算又快又准。”马哈蒂尔又问，珠心算是谁发明的，谁教的？主人告知：中国人发明的，也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
马哈蒂尔在一所日本小学参观，小学生们做了珠心算表演。孩子们神速而精确的计算，使他深感惊讶。他问学校，谁发明的计算方法？得到的回答依然是：中国人发明的。
我想从那次访问起，中国珠心算的种子已经种进了马哈蒂尔的心田。他已经在考虑如何把中国珠心算引进马来西亚。他觉得这项技术并不亚于计算机技术，这项技术的引进，对基础教育有很大的帮助，也是提高国民素质的有效途径。
我很感动，很荣幸。马哈蒂尔这位世界著名的领袖这么在意中国的珠心算，因为珠心算，又这么礼贤于我。一个来自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我简直有高山流水，他乡遇知音的感觉。
我连连点头：“我愿意为马来西亚做好这件事。”
…
（7）我告市政府行政不作为
…
马哈蒂尔总理的邀请函。
从此，马哈蒂尔就把我当成他最好的中国民间朋友，我这个不起眼的浙江小个子就成了马来西亚总理的座上宾。
是珠心算，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1995年8月2日，马哈蒂尔给我写了一封邀请信，要求我尽快赴马与他再度见面。他的秘书先发了传真件给我，又把亲笔信邮寄到我的单位。
我向任职单位和市里报告了这件事。
有关部门觉得事有蹊跷，让我直接向市长汇报。市长让外事办公室来处理。外办的人对我说：“这封邀请信要是假的，你到大使馆签证肯定签不下来。而且，一旦被查出来，你还要去坐牢。”
此事一时惊动了市政府大楼上下好多人。慈溪的一个平民百姓突然收到外国总理的邀请函；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纯属子虚乌有。
我拟了一份正式报告交到市政府，报告很快被送到了分管文化和教育的副市长手中。
副市长批示：“徐思众同志应马哈蒂尔总理邀请赴马来西亚访问，应按因公出国办理。”
但是市长说，马哈蒂尔总理是以个人身份邀请徐思众的，按照有关政策这件事不能办因公出国，只能办因私出国。
我拿着邀请函到市公安局办理手续。公安局的同志告诉我：“你要提供邀请人马哈蒂尔的身份证或者是护照的复印件；要提供马哈蒂尔本人出示的经济担保书，否则公安部门不能办理。”
我有点哭笑不得：“你不是开玩笑吧？我怎么能去要一个国家总理的身份证复印件，要他的经济担保书呢？”
但是公安部门按章执法，无懈可击。
我回头又去找市长。市长不置可否。
领导态度模糊，我就无所适从，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马来西亚那边不停地电话询问签证办得怎么样了，能否如期出国，我却不能告以实情；另一方面这边办出国手续四处碰壁、困难重重，即使我找来一大堆理由，他们也拖着不办。
无计可施。
恰在此时，国家《行政诉讼法》出台，我第一次接触了有关政府机关行政不作为的概念。认真研究了一下，然后来了一个急用先学，根本没有考虑行为后果。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条款，我一纸诉状将慈溪市人民政府告到了市人民法院。我告市政府，也告市长，告他们行政不作为。
这可是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民告官”案例之一，虽然不算首例，当时也搅得慈溪小城沸沸扬扬。
按照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行政诉状的受理时间是７天。这7天，不知从哪来的一拨人，相继登门，苦口婆心，让我撤诉，不要和市政府作对，弄僵了关系，将来怎么办事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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