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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同堂-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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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声音很低,好象是对自己说呢。那个青年只对他翻了翻白眼。
  当天晚上,门开了,进来一个敌兵,拿着手电筒。用电筒一扫,他把那位姑娘一把拉起来。她尖叫了一声。男学生猛的立起来,被敌兵一拳打歪,窝在墙角上。敌兵往外扯她。她挣扎。又进来一个敌兵。将她抱了走。
  青年往外追,门关在他的脸上。倚着门,他呆呆的立着。
  远远的,女人尖锐的啼叫,象针尖似的刺进来,好似带着一点亮光。
  女人不叫了。青年低声的哭起来。
  他想立起来,握住青年的手。可是他的脚腕已经麻木,立不起来。他想安慰青年几句,他的舌头好象也麻木了。他瞪着黑暗。他忽然的想到:“不能死!不能死!我须活着,离开这里,他们怎样杀我们,我要怎样杀他们!我要为仇杀而活着!”
  快到天亮,铁栏上象蛛网颤动似的有了些光儿。看着小窗,他心中发噤,晓风很凉。他盼望天快明,倒好象天一明他就可以出去似的。他往四处找那个青年,看不见。他愿把心中的话告诉给青年:“我常在基督教教堂外面看见‘信,望,爱’。我不大懂那三个字的意思。今天,我明白了:相信你自己的力量,盼望你不会死,爱你的国家!”
  他正这么思索,门开了,象扔进一条死狗似的,那个姑娘被扔了进来。
  小窗上一阵发红,光颤抖着透进来。
  女的光着下身,上身只穿着一件贴身的小白坎肩。她已不会动。血道子已干在她的大腿上。
  男青年脱下自己的褂子,给她盖上了腿,而后,低声的叫:“翠英!翠英!”她不动,不出声。他拉起她的一只手——已经冰凉!他把嘴堵在她的耳朵上叫:“翠英!翠英!”她不动。她已经死了一个多钟头。
  男青年不再叫,也不再动她。把手插在裤袋里,他向小窗呆立着。太阳已经上来,小窗上的铁栏都发着光——新近才安上的。男青年一动不动的站着,仰着点头,看那三四根发亮的铁条。他足足的这么立了半个多钟头。忽然的他往起一蹿,手扒住窗沿,头要往铁条上撞。他的头没能够到铁条。他极失望的跳下来。
  他——钱先生——呆呆的看着,猜不透青年是要逃跑,还是想自杀。
  青年转过身来,看着姑娘的身体。看着看着,热泪一串串的落下来。一边流泪,他一边往后退;退到了相当的距离,他又要往前蹿,大概是要把头碰在墙上。
  “干什么?”他——钱老人——喝了一句。
  青年楞住了。
  “她死,你也死吗?谁报仇?年轻的人,长点骨头!报仇!报仇!”
  青年又把手插到裤袋中去楞着。楞了半天,他向死尸点了点头。而后,他轻轻的,温柔的,把她抱起来,对着她的耳朵低声的说了几句话。把她放在墙角,他向钱先生又点了点头,仿佛是接受了老人的劝告。
  这时候,门开开,一个敌兵同着一个大概是医生的走进来。医生看了看死尸,掏出张印有表格的纸单来,教青年签字。“传染病!”医生用中国话说:“你签字!”他递给青年一支头号的派克笔。青年咬上了嘴唇,不肯接那支笔。钱先生嗽了一声,送过一个眼神。青年签了字。
  医生把纸单很小心的放在袋中,又去看那个一夜也没出一声的中年人。中年人的喉中响了两声,并没有睁一睁眼;他是个老实人,仿佛在最后的呼吸中还不肯多哼哼两声,在没了知觉的时候还吞咽着冤屈痛苦,不肯发泄出来;他是世界上最讲和平的一个中国人。医生好象很得意的眨巴了两下眼睛,而后很客气的对敌兵说:“消毒!”敌兵把还没有死的中年人拖了出去。
  屋中剩下医生和两个活人,医生仿佛不知怎么办好了;搓着手,他吸了两口气;然后深深的一鞠躬,走出去,把门倒锁好。
  青年全身都颤起来,腿一软,他蹲在了地上。
  “这是传染病!”老人低声的说。“日本人就是病菌!你要不受传染,设法出去;最没出息的才想自杀!”门又开了,一个日本兵拿来姑娘的衣服,扔给青年。“你,她,走!”
  青年把衣服扔在地上,象条饥狼扑食似的立起来。钱先生又咳嗽了一声,说了声“走!”
  青年无可如何的把衣服给死尸穿上,抱起她来。敌兵说了话:“外边有车!对别人说,杀头的!杀头的!”青年抱着死尸,立在钱先生旁边,仿佛要说点什么。老人把头低了下去。
  青年慢慢的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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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他一个人,他忽然觉得屋子非常的大了,空洞得甚至于有点可怕。屋中原来就什么也没有,现在显着特别的空虚,仿佛丢失了些什么东西。他闭上了眼。他舒服了一些。在他的心中,地上还是躺着那个中年人,墙角还坐着那一对青年男女。有了他们,他觉得有了些倚靠。他细细的想他们的声音,相貌,与遭遇。由这个,他想到那个男青年的将来——他将干什么去呢?是不是要去从军?还是……不管那个青年是干什么去,反正他已给了他最好的劝告。假若他的劝告被接受,那个青年就必定会象仲石那样去对付敌人。是的,敌人是传染病,仲石和一切的青年们都应当变成消毒剂!想到这里,他睁开了眼。屋子不那么空虚了,它还是那么小,那么牢固;它已不是一间小小的囚房,而是抵抗敌人,消灭敌人的发源地。敌人无缘无故的杀死那个中年人与美貌的姑娘,真的;可是只有那样的任意屠杀才会制造仇恨和激起报复。敌人作得很对!假若不是那样,凭他这个只会泡点茵陈酒,玩玩花草的书呆子,怎会和国家的兴亡发生了关系呢?
  他的心平了下去。他不再为敌人的残暴而动怒。这不是讲理的时候,而是看谁杀得过谁的时候了。不错,他的脚上是带着镣,他的牙已有好几个活动了,他的身体是被关在这间制造死亡的小屋里;可是,他的心里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充实过。身子被囚在小屋里,他的精神可是飞到历史中去,飞到中国一切作战的地方去。他手无寸铁,但是还有一口气。他已说服了一个青年,他将在这里等候着更多的人,用他的一口气坚强他们,鼓励他们,直到那口气被敌人打断。假若他还能活着走出去,他希望他的骨头将和敌人的碎在一处,象仲石那样!
  他忘记了他的诗,画,酒,花草,和他的身体,而只觉得他是那一口气。他甚至于觉得那间小屋很美丽。它是他自己的,也是许多人的,监牢,而也是个人的命运与国运的联系点。看着脚上的镣,摸着脸上的伤,他笑了。他决定吞食给他送来的饭团,好用它所给的一点养分去抵抗无情的鞭打。他须活着;活着才能再去死!他象已落在水里的人,抓住一块木头那样把希望全寄托给它。他不能,绝对不能,再想死。他以前并没有真的活着过;什么花呀草呀,那才真是象一把沙子,随手儿落出去。现在他才有了生命,这生命是真的,会流血,会疼痛,会把重如泰山的责任肩负起来。
  有五六天,他都没有受到审判。最初,他很着急;慑慢的,他看明白:审问与否,权在敌人,自己着急有什么用呢?他压下去他的怒气。从门缝送进一束稻草来,他把它垫在地上,没事儿就抽出一两根来,缠弄着玩。在草心里,他发现了一条小虫,他小心把虫放在地上,好象得到一个新朋友。虫老老实实的卧在那里,只把身儿蜷起一点。他看着它,想不出任何足以使虫更活泼,高兴,一点的办法。象道歉似的,他向虫低语:“你以为稻草里很安全,可是落在了我的手里!我从前也觉得很安全,可是我的一切不过是根稻草!别生气吧,你的生命和我的生命都一边儿大;不过,咱们若能保护自己,咱们的生命才更大一些!对不起,我惊动了你!可是,谁叫你信任稻草呢?”
  就是在捉住那个小虫的当天晚上,他被传去受审。审问的地方是在楼上。很大的一间屋子,象是课堂。屋里的灯光原来很暗,可是他刚刚进了屋门,极强的灯光忽然由对面射来,使他瞎了一会儿。他被拉到审判官的公案前,才又睁开眼;一眼就看见三个发着光的绿脸——它们都是化装过的。三个绿脸都不动,六只眼一齐凝视着他,象三只猫一齐看着个老鼠那样。忽然的,三个头一齐向前一探,一齐露出白牙来。
  他看着他们,没动一动。他是中国的诗人,向来不信“怪力乱神”,更看不起玩小把戏。他觉得日本人的郑重其事玩把戏,是非常的可笑。他可是没有笑出来,因为他也佩服日本人的能和魔鬼一样真诚!
  把戏都表演过,中间坐的那个绿小鬼向左右微一点头,大概是暗示:“这是个厉害家伙!”他开始问,用生硬的中国语问:
  “你的是什么?”
  他脱口而出的要说:“我是个中国人!”可是,他控制住自己。他要爱护自己的身体,不便因快意一时而招致皮骨的损伤。同时,他可也想不起别的,合适的答话。“你的是什么?”小鬼又问了一次。紧跟着,他说明了自己的意思:“你,共产党?”
  他摇了摇头。他很想俏皮的反问:“抗战的南京政府并不是共产党的!”可是,他又控制住了自己。
  左边的绿脸出了声:“八月一号,你的在那里?”“在家里!”
  “在家作什么?”
  想了想:“不记得了!”
  左边的绿脸向右边的两张绿脸递过眼神:“这家伙厉害!”右边的绿脸把脖子伸出去,象一条蛇似的口里嘶嘶的响:“你!你要大大的打!”紧跟着,他收回脖子来,把右手一扬。
  他——钱老人——身后来了一阵风,皮鞭象烧红的铁条似的打在背上,他往前一栽,把头碰在桌子上。他不能再控制自己,他象怒了的虎似的大吼了一声。他的手按在桌子上:“打!打!我没的说!”
  三张绿脸都咬着牙微笑。他们享受那嗖嗖的鞭声与老人的怒吼。他们与他毫无仇恨,他们找不出他的犯罪行为,他们只愿意看他受刑,喜欢听他喊叫;他们的职业,宗教,与崇高的享受,就是毒打无辜的人。
  皮鞭象由机器管束着似的,均匀的,不间断的,老那么准确有力的抽打。慢慢的,老人只能哼了,象一匹折了腿的马那样往外吐气,眼珠子弩出多高。又挨了几鞭,他一阵恶心,昏了过去。
  醒过来,他仍旧是在那间小屋里。他口渴,可是没有水喝。他的背上的血已全定住,可是每一动弹,就好象有人撕扯那一条条的伤痕似的。他忍着渴,忍着痛,双肩靠在墙角上,好使他的背不至于紧靠住墙。他一阵阵的发昏。每一发昏,他就觉得他的生命象一些蒸气似的往外发散。他已不再去想什么,只在要昏过的时候呼着自己的名字。他已经不辨昼夜,忘了愤怒与怨恨,他只时时的呼叫自己,好象是提醒自己:“活下去!活下去!”这样,当他的生命象一股气儿往黑暗中飞腾的时候,就能远远的听见自己的呼唤而又退回来。他于是咬上牙,闭紧了眼,把那股气儿关在身中。生命的荡漾减少了他身上的苦痛;在半死的时候,他得到安静与解脱。可是,他不肯就这样释放了自己。他宁愿忍受苦痛,而紧紧的抓住生命。他须活下去,活下去!
  日本人的折磨人成了一种艺术。他们第二次传讯他的时候,是在一个晴美的下午。审官只有一个,穿着便衣。他坐在一间极小的屋子里,墙是淡绿色的;窗子都开着,阳光射进来,射在窗台上的一盆丹红的四季绣球上。他坐在一个小桌旁边,桌上铺着深绿色的绒毯,放着一个很古雅的小瓶,瓶中插着一枝秋花。瓶旁边,有两个小酒杯,与一瓶淡黄的酒。他手里拿着一卷中国古诗。
  当钱先生走进来的时候,他还看着那卷诗,仿佛他的心已随着诗飞到很远的地方,而忘了眼前的一切。及至老人已走近,他才一惊似的放下书,赶紧立起来。他连连的道歉,请“客人”坐下。他的中国话说得非常的流利,而且时时的转文。
  老人坐下。那个人口中连连的吸气,往杯中倒酒,倒好了,他先举起杯:“请!”老人一扬脖,把酒喝下去。那个人也饮干,又吸着气倒酒。干了第二杯,他笑着说:“都是一点误会,误会!请你不必介意!”
  “什么误会?”老人在两杯酒入肚之后,满身都发了热。他本想一言不发,可是酒力催着他开开口。
  日本人没正式的答复他,而只狡猾的一笑;又斟上酒。看老人把酒又喝下去,他才说话:“你会作诗?”
  老人微一闭眼,作为回答。
  “新诗?还是旧诗?”
  “新诗还没学会!”
  “好的很!我们日本人都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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