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骷壑岛眉盖г�400多棵树值十多万元钱呢，挖掉实在太可惜了。
但是，政府有另外的考虑。根据市财政预算，章华大道的改建将花费2900万元人民币，这是一个大手笔。和几千万相比较，这十几万元算什么？
姚立法说，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的第一反应是，当潜江市人民政府准备大手笔花钱的时候，是否想过很多市民正勒紧自己的裤腰带，艰难度日？
市物资公司、市冶材厂、综合化工厂、市土产公司、市轻工业总公司的下岗职工，每个月一分钱的补贴都没有。不少下岗职工全家喝不起自来水，只好到河里去挑水喝，每个月只敢用一度电。为了节省电，几个月只敢开一次电视机，看一眼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就立刻关掉电视机。
教师们被拖欠的一亿元工资，至今还没有兑现；因为校舍紧张，一些学校每个班的人数达到八、九十人，满满一屋子的孩子拥挤不堪；一些适龄儿童因为贫困辍学在家……
这些情况，政府是否了知情？
“2900万！这么大一笔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这可是纳税人的钱，是人民的钱。政府花人民的钱，就应该征求人民的意见，不能盲目决策，一意孤行。”姚立法说
姚立法觉得不能坐视不管，他认为自己这个市人大代表有责任、也有权利监督人民钱袋子里的钱怎么花？花在了什么地方？花在了什么人的身上？花钱的时机是否恰当？是否把钱用在了刀刃上……
在一份调查报告中，姚立法怒斥章华大道的改建是劳民伤财、沽名钓誉的形象工程，称政府建造形象工程的行为是不顾百姓死活的“败家子”行为。对此，姚毫不掩饰的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
他在调查报告中写道：要把那么漂亮的花坛铲了，那么大的树砍了，崭新的路灯也锤烂了。这简直是挖全市人民的心呐。这2900万元，要多少农民的血和汗，可以解决成千上万的辍学少年复学，可以解决下岗职工的生产、生活困难啊！
为了让这份报告引起政府足够的重视，姚立法请其他市人大代表和农民、市民在建议案上签名。据称签名的人数达到上千人。
无论考虑任何问题，从百姓的角度出发，将政府行为置于自己质疑和监督的目光下。这，已经成为姚立法五年代表生涯的惯性思维和做法。
在随后的调查中，姚立法发现，“败家子”行为远不止章华大道扩建这一项。潜江市不少大大小小的路，几乎都是挖了建，建了挖，没完没了的开膛破肚。
地处潜江市繁华地段的建设路，1997年，人行道上铺设的是大块的瓷砖；1998年大块的瓷砖被铲掉，换成了小块的；1999年，路两边高大的梧桐树被砍掉，换成了小樟树；2000年，人行道上用了不到两年的小瓷砖又被换掉，换成了六角型磁砖；2001年，六角形的瓷砖被挖掉，换成了彩色的瓷砖；再后来，这些彩色的瓷砖又换成了釉面砖……
潜江公园建于1995年，当年在公园内挖了一个巨大的人工湖，以调节城市的气候。这个景色优美的公园，是很多市民休闲的好去处。后来，某些市领导不顾市民的反对，竟然把刚刚挖出来不到六年的的人工湖给填平了，把公园里的树全部砍掉，把公园的仿古牌楼砸掉。然后，花费1600多万元，在潜江公园的位置建了一个广场，广场上铺满了大理石，广场的中心是一个音乐喷泉。
“如果能铺金砖在地上，他们也会干的。然后让老百姓饿死在金砖铺的人行道上。”市民很愤懑地说。
姚立法认为，这些所谓的“民心工程”和“德政工程”，实际上都是些黑心工程、害民工程和往领导脸上的“贴金工程”。
“花纳税人的钱，一点儿都不心疼！人民的政府怎么能这样做？”姚立法说。
不心疼纳税人的钱，不只是潜江市政府，全国不少地方政府都是这么大手大脚的。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几乎每一座城市都在忍受着开膛破肚之苦。一条条开膛破肚的道路，一个个开膛破肚的公园……就像是城市里的一个个烂疮，总是流淌着脓液，痊愈无期。
就这样，一座座“溃疡”的城市，组成了一个“向现代化迈进的”、“霓虹灯闪烁”的国家。虽然，中央三令五申强调不准搞形象工程，但是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至今各大小城市“烂疮”不断，让纳税人心如刀绞。据说，每个形象工程后面都有一系列无法言说的“故事”，关于形象工程，《南方都市报》用了一个很沉痛的词——“社会之癌”。
2001年，潜江市的领导铁了心了，一定要把章华大道改建得更为“开阔气派”。不仅如此，市政府还有更“伟大”的宏图，将在未来的三年内投入5亿元，打造潜江市“十大形象工程”。
所以，既便有上千个市民和上百名人大代表的坚决反对，也没能阻止“隆隆”开进章华大道的推土机。高大的雪松被连根拔起，花坛顷刻间被推掉，路灯被砸得稀巴烂。一条原本清幽美丽的大道，顿时烟尘四起。
更有甚者，2001年底，听说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章华大道改建的事情，全市出动近百个警察，连夜非法搜查潜江市所有宾馆、酒店持有“北京市身份证”的人。某领导说：“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那个记者给我找出来。”
中央电视台记者走后，重庆电视台的记者又闻讯赶来，结果，市里领导派警车将记者“护送着”离开潜江，并直接把人“送”到了武汉的火车站。
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当年，潜江市民根据市主要领导的名字，编了个顺口溜：“潜江不搞空，我不叫某某东；潜江不搞穷，我不叫某某洪。”
另一则顺口溜说道：“杨市长来了栽杨树，柳市长来了栽柳树，桑市长来了怎么办？栽桑树。”树砍了，花坛砸了，章华大道已然面目全非了，姚立法却仍然心有不甘，四处奔走呼号。他给当年的省领导写信，反映潜江市不得人心的形象工程问题。信中，他说：一方面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另一方面市政府仍然要大搞形象工程，只顾往自己的脸上贴金，不顾人民的死活…中央要求“三个代表”，他们只代表自己，身上连半点共产党的气味都没有了。
但是，没有回信。
“专职代表”的窘境
为选民“两肋插刀”，与穷苦老百姓交朋友。再加上热心肠、爱打抱不平、性情耿直、不畏权贵和敢说敢做……作为人大代表的姚立法名气越来越大。渐渐的，人们忘了他的本名，一致称呼他为“姚代表”。
这个“代表”做得十分不易。
在美国，议员的年薪是10万美元，相当于近百万人民币。每一个议员有几百个助理在帮助他们做事、服务，助理人员的工资全部由美国政府承担；在中国，人大代表（议员）没有一分钱工资，没有助手，甚至连一个办公的场所都没有。
之所以差别这么大，因为美国议员是专职的，而中国的人大代表是兼职的，他们都有一份社会工作。
观察家们认为：专职化是中国人大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样可以让人大代表“职业”化。但是，仅凭“人大代表”四个字是没有办法养家糊口的。至今，专职代表还只不过是部分新锐学者的纸上谈兵。
自从当选为人大代表，姚立法把理论家们的“纸上谈兵”付诸实际行动，逐步走上了一条专职代表之路。为此，他不仅搭上了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时间，而且还搭上了自己微薄的收入和安宁的生活。由于缺乏最基本的保障，他这种不计得失、“拼命三郎”的精神，某种程度上，蒙上了悲壮的色彩。
因为没有办公场所，姚立法只得把自己的家当成接待选民的办公室。
据邻居说，在姚家门口，无论白天黑夜，经常都能看见拎着大包小包材料的陌生人，“咚咚咚”敲门，问“姚代表在家吗？”
一拨接一拨来访的选民，把一个原本安静舒适的小家庭，变成了编外“信访接待站”。
来访者中，有人哭哭啼啼；有人大喊大叫；有人从乡下深一脚浅一脚的赶来，满脚的泥巴……每一个来访者都带着满肚子的话，要详详细细的告诉姚代表，经常一聊就是几个小时。
有时候，来访者不是一个，而是几个，最多的时候，甚至是十多个。姚家不大，来的人多了，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为了给来访者腾地方，姚妻每天吃完晚饭，只好一个人到街上溜达散步。
每一个来访者的材料，姚立法都细心的保留起来。
随着材料的增多，姚家的书房成了专门堆放材料的地方，书架则被改装成文件陈列架。陈列架上贴着建议案、议案、回复、待处理、已处理、加急等等纸条，对材料进行分门别类。
姚立法成为人大代表的第二年，家里的饭桌开始被材料常年占据，吃饭的时候，饭菜只能放在灶台上。再后来，客厅的茶几、沙发，也被各种各样的材料占用。
在学校辛苦上了一天课的姚妻，回到家后，想躺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姚立法忙不迭的提醒：小心点，别把我的材料坐坏了。
从来没和丈夫红过脸的姚妻这回急了，负气地把所有的材料全部扔进了书房里，并偷偷的大哭了一场。
哭过之后，姚妻买了一把躺椅，与丈夫约法三章“家里任何地方都可以放材料，这张躺椅不行。”
此后，夫妻俩握手言和，恩爱如初。我曾经和多个与姚立法相识的人聊天，他们一致认为，姚立法能把人大代表工作做得这么有声有色，多亏家有贤妻。
忙碌的代表工作，使姚立法根本无暇顾及其他，家里所有的事情全部甩给了妻子；维持生计的液化气生意只好让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帮忙照料；上大学的儿子，一年也难得打几个电话关心问候一下；每一次调查所产生的车费、饭费，每一份材料的打印和印刷，所有的电话费，这些费用，都得姚立法自己掏……
“自从他当上人大代表后，卖液化气挣的钱，全部倒贴在代表这件事上了。我一个月只有几百块钱的工资，我要应付家里所有的花销，还得供儿子念大学。他当代表这么多年，是靠我那么点工资养活。”平时爱唱爱笑、性格开朗的姚妻，说到这儿，哽咽了。
情绪稳定后，姚妻说：“他天生是个劳碌命，官司迷。嫁了个这样的人，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可是，有时候想想，他不赌不嫖，不抽烟不喝酒，从来不会乱花一分钱，一心一意的干他自己的事业，也就认命了。”
不抽烟、不喝酒、不玩牌、不打麻将、不唱卡拉OK……生活得像个清教徒和苦行僧，姚立法几乎没有任何普通意义上的爱好；他自己吝啬到牙刷用了几年也不舍得买把新的，却毫不犹豫地为一个个穷苦百姓、贫困教师倒贴钱鸣不平；当芸芸众生都集中精力养家糊口，并从中获得俗世快乐的时候，他的乐趣却主要来源于自己行动中获得的正义的激奋。
在儿子姚遥眼里，姚立法是一个脾气很好的父亲，从不和母亲吵架，也从来没有打骂过他，就像一个大朋友。因为特别忙，所以，做任何事情都特别快。吃饭的时候，自己还刚刚开始吃，发现父亲已经几碗饭狼吞虎咽下肚，正擦擦嘴巴，准备出去办事了；偶尔和父亲出去散步，他必须小跑才能跟得上。
“其实，从小到大，他一直都是我的榜样和楷模。”姚遥说。
或许真的受父亲影响，在北京读大学期间，姚遥成为一名独立候选人，竞选人大代表。这是后话。
2000年9月26日，姚立法成为人大代表两年后，他向潜江市教委递交了一份申请书，申请继续停薪留职。理由是希望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继续做一名专职代表。
市教委、勤办：
我于1995年11月与勤办签订协议，经勤办及市教委分管领导签字生效至今，即将到期。
我担任市第四届人大代表是从1999年元月开始的。近两年来，我几乎是一位专职代表，作了一些本选区选民和全市选民希望和要求我做的一些事情。我虽然没有工资收入，还要向勤办交管理费一类的钱。但是我乐意当好代表，故牺牲个人利益是值得的。
我的人大代表任期还有三年多的时间，为了实现1998年我竞选代表时发出的誓言，做一名专职代表，我特此申请再停薪留职。
此时，姚立法在潜江市教委某些领导的眼里，已经是“麻烦”的代名词了。
“危言耸听”地说政府欠教师们一个亿，弄得市领导不好下台；追查救灾款的去向，说他们贪污灾民的救命钱，使教育系统在老百姓中影响极差；人大会上“大放厥词”，标新立异的投反对票；大骂市里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