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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坚定地指出：“中国的民众，原是最爱好和平的；可是他们也能辨别真正的和平与虚伪的和平的不同。和平总有一天会在东半球出现的，但他们觉得现在恐怕还不是时候。”显然在告诉新居格氏，日本军阀一日不除，中国民众就不停止战斗。那么要到什么时候才来“以赤诚的心，真挚的情，来谈艺术”呢？应该是在“一切阻碍和平，挑动干戈的魔物，总已经都上了天堂或降到地狱里去了”的时候。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郁达夫并不囿于狭义的民族主义或沙文主义来倡导爱国，而是以一种泱泱大度，为民请命的“大国之风”来看待时势，分辨敌友的。（19）
同时，面对这场侵略战争，郁达夫始终保持他的高度爱国热情，坚信抗战必胜；对民族败类进行毫不妥协的鞭挞，体现出郁达夫人格精神的凝聚和升华。
郁达夫曾于一九二一年在东京千人集会上舌战尾崎行雄，磊落的态度，得体的措词，充足的理由，驳得“日宪之神”中途退席，显示出强烈的爱国情怀，时至抗战爆发，老母胞兄殉难的极大不幸使他发出了：“无母何依，此仇必报！”“好凭血债索辽东！”的怒吼，并升华为一种爱国激情，融化于他的言行之中。他说：“我现在跑来跑去，并不觉得是战时的行役。我只觉得是在作一个对犯罪者予以正当惩处时的助手。”（20）还说：“最后的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念，我们绝不会动摇。”（21）这种对战胜日本军阀主义的信念，在《八一三抗战两周年纪念》、《“九一八”九周年》等十多篇文章中都有表达。
并且，他对卑躬屈膝，背叛祖国，投降卖敌的汉奸行径给予了无情的鞭挞。他说：
“各种伪组织的中心人物，试看有一个象人样的没有？不是失意三流军阀，便是地痞恶棍，人格破产，贪污恶劣到骨髓的鼠子。这些人渣，简直是连衣冠也穿不上的禽兽。”（22）
郁达夫先生愤怒地揭露了汉奸卖国贼的丑恶嘴脸。一九四零年，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他又对臭名昭著的汪精卫和陈公博等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这一事件愤怒地加以讨伐：
“痛恨之中，尤觉得切齿的，是虽称这些烈士的同胞之中，竟有一个生长在烈士们埋骨之乡的汪逆，也正在乘这一时机，上伪京去组成了出卖改变子孙方向的伪府。”“南京的傀儡戏，无论在国际友邦那里，或在我国同胞之中，是完全不值得一提的虫鼠狗彘的行为。”（23）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郁达夫面对好友们的变节，他的坚定意志和人格精神所发挥出来的魅力。当时，创造社同仁张资平在上海被敌人收买，最早对郁达夫的小说和散文作出肯定的周作人也作了汉奸，郁达夫认为：“文化界出这一种人，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以春秋笔法来下评语，他们该比被收买的土匪和政客，都应罪加一等。”接着进一步指出：“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老母在故乡殉国；胞兄在孤岛殉职，他们岁都不是文人，……但我却很想以真正的文人来看他们，称他们是我的表率，是我精神上的指导者。”（24）语气中表达出一种坚强与正直，保持着文人应有的爱国气节。在大是大非面前，郁达夫的人格得到了升华。
透过这些政论杂文的字里行间，笔者认为，与抒情时代的郁达夫相比，已以全新面貌出现，他站在民族的风云变幻之潮头，以泱泱之风度，审视着各种各样的时势人事，以充满睿智的目光，分辨敌友；以无限珍爱的情怀，表达信念，凝聚成一股强大的人格力量，升华出爱国的民族精魂。
分析至此，笔者感觉到了一种艰难。艰难的是笔者只能仰视久已远去的郁达夫。他仿佛站在天际挥舞着那双看来并不强健的双手，并以那支普通的笔写出了熠熠生辉的文字来。是的，那笔很普通，但抗战时期的那支笔，却进化成了一副望远镜或者一台显微镜，郁达夫站在时代的演讲台上，面对千千万万的受难同胞，也面对着穷凶极恶的敌人，却从容不迫，纵横捭阖，演绎着一幕幕动人心魂的历史剧。
他是文人，但却是能做到“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句话的文人；他也是战士，是“便欲扬帆从此去，长天渺渺一征鸿”（25）的战士，抗战时期写下的政论杂文，就是他丰富多彩的生命历程中闪亮人生的写照。如果我们再向他人生轨迹的最终归宿掘进，便不难理解，郁达夫在最后一首旧体诗《题新云山人画梅》后为什么要署“乙酉春日苏门啸隐书”了。一个向以笔作为战斗武器的文人，在他最后岁月里却不能尽情抒写，该是如何的难以排遣心中的郁闷呢？
面对着见识广博，感情充沛的郁达夫，笔者难以自抑的想：站在时代旋涡中的郁达夫，身处家庭破裂的境地，面对老母胞兄的血债，何以能大度之风叙旧情展新谊？何以能不被情感所淹没而看清日阀的本质？何以能透视世界战局，把握敌我战争动向？何以能充满乐观态度满怀胜利的信念？
郁达夫的抗战政论杂文，是充满鼓动力和战斗力的，也是充满理性和智慧的。笔者最终相信了郁风所说的一句话：“他也并非空谈豪言说壮语，而是确能看到敌人的外强中干和中华民族的潜力雄厚，重分析，讲道理，举事实。”（26）这也许就是郁达夫政论杂文能闪烁出光辉来的根基所在。
注释：
（1）（26）郁风《盖棺论定的晚期》，《郁达夫海外文集》第698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1版。
（3）刘尊棋《〈郁达夫海外文集〉序》，《郁达夫海外文集》第5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4）郁达夫《关于沟通文化的信件》，《郁达夫海外文集》第530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5）（20）（21）郁达夫《估敌》，《郁达夫海外文集》第18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6）郁达夫《敌人的文化侵略》，《郁达夫海外文集》第63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7）郁达夫《抗战两年来敌我之经济与政治》，《郁达夫海外文集》第48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8）郁达夫《语言与文字》，《郁达夫海外文集》第367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9）郁达夫《紧锣密鼓中之东西战场》，《郁达夫海外文集》第107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10）郁达夫《华北捷迅与敌寇的孤注》，《郁达夫海外文集》第130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11）郁达夫《抗战现阶段的诸问题》，《郁达夫海外文集》第93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12）郁达夫《纪念“九一八”》，《郁达夫海外文集》第60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13）〔新加坡〕方修《〈郁达夫论文集〉序》，《郁达夫研究资料》（下）第58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
（14）郁达夫《沉沦》，《郁达夫全集》第一卷第56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15）郁达夫《雪夜－－日本国情的记述》，《郁达夫全集》第四卷第369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16）郁峻峰《郁达夫与服部担风》，《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13期第120页。
（17）郁达夫《和从哪里讲起》，《郁达夫海外文集》第29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18）郁达夫《日本的娼妇与文士》，《郁达夫全集》第六卷第317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19）〔美〕李欧梵《〈郁达夫抗战文录〉序》，《郁达夫研究资料》（下）第55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
（20）郁达夫《岁朝新语》，《郁达夫海外文集》第274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23）郁达夫《今年的三二九纪念日》，《郁达夫海外文集》第85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24）郁达夫《“文人”》，《郁达夫海外文集》第409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25）郁达夫《乱离杂诗》（之十），《郁达夫诗词集》第166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10月第１版。
悼郁达夫
悼郁达夫 一个颓废的诗人，一个感伤的浪子，他忧忧愁愁地来了，又忧忧愁愁地走了。 他的才华堪比徐志摩，他的忧郁犹胜梁遇春。 他是不应该属于那个阴暗年代的人，却在那个时代留下他的雪泥与爪印。犹如尼采为自己早生一个世纪而感到的尴尬。 他的多愁善感有如少女，他的直率真诚又似孩童，他是长不大的天真的孩子，就注定了一生的多灾多难。
在那危机四伏岌岌可危人人都戴面具的时代。 。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郁达夫用亲身的体验来实践着裴多斐的诗句。达夫的爱来得炽热，来得猛烈，他从不掩饰自己，从不压抑自己。 他用如掾巨笔述说着坚贞不渝的情爱，他的文采可以感动任何一个女人，也包括王映霞。王映霞接受他的情感，却没有接受他的思想。 达夫的思想怪异绝伦，独树一帜，没有人理解他，没有人宽恕他，作协拒他于千里之外，王映霞也无法不例外。她是个非常时髦的现代女郎，她看重的是达夫的名声，地位与金钱。和大多数的女人一样，王映霞也不过是包着一层美丽外壳的银蛋。这样的女人什么都有，独缺灵性。当达夫的思想不能唤起爱人的共鸣，当达夫的才情不能满足爱人的虚荣，有钱无才的第三者便有了插足的机会。
自古才命两相妨，有人这样概括李商隐的一生，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郁达夫。达夫正是现代文学史上的李商隐。他的妻离子散，客死他乡。也一如李商隐。达夫虽死，他的《沉沦》却足足影响了一代的青年人。
轻轻地他走了，
正如他轻轻地来，他挥了挥衣袖，没带走一片云彩。却留下了不少的文化宝藏， 和那深深的遗憾，在你我的记忆中同声叹息。
已过不迷惑之年的他终于用生命，印证了西方谚语里的一句话，我不能救任何人，我只能牺牲我自己。九泉之下的郁达夫如是说。
二十年代初郁达夫与胡适的交恶
刘纳
…
1922年8月出版的《创造季刊》1卷2期，发表了郁达夫的《夕阳楼日记》。该文主要内容是指摘一本译著的错误并批评翻译界的粗制滥译，刚刚崭露头角的作者突然以凶猛的火力向文化界权威挑战。他毫不含蓄地骂道：
我们中国的新闻杂志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有几个人将外国书坊的书目来誊写几张，译来对去的瞎说一场，便算博学了。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
虽然郁达夫没有点名，但人们会知道他骂的是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人物胡适——至少包括胡适。《夕阳楼日记》文后注明写作时间是“1921年5月4日夜半”，在此之前的两年间，胡适曾商请北京、南京等地高校筹集资金邀其老师来华讲学，胡适本人则亲作翻译，陪着杜威在北京、天津、济南、太原等地“跑来跑去的跑几次”。
其实，在《夕阳楼日记》发表的三年前——1919年10月，正在日本留学的郁达夫回国参加外交官考试期间曾主动致书已经暴得大名的胡适，表达“钦羡”之情，并提出见面的请求。这封信很能说明郁达夫并不在乎名人的骄傲气质，而既不在乎却又要表示敬意请求见面，其间的矛盾心态也就显露无遗了。
没有材料表明胡适曾给郁达夫回过信，他当然有充分的理由不理睬一个非亲非故的无名青年。郁达夫的钦羡之意很容易便转化成对权威姿态的反感，而反感又很容易转化为锋芒毕露的挑战。1921年9月，郁达夫所拟《创造季刊》“出版预告”措词激烈：“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正是这一份简短的“预告”，在《创造季刊》出版半年前便已经确立了创造社的异端形象和骂派性格。其中所说“一二偶像”当然有胡适在内，而郁达夫“无名作家”的自我体认以及“打破社会因袭”的号召中隐藏着因“无名”而受压制遭冷遇的痛苦——也包括从胡适那里所感受到的冷遇。
“清水粪坑里的蛆虫”无疑是骂人。胡适显然被“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