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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熔后，居然使读者觉得并不可憎，反而可爱。即如现代诗坛李金发、邵洵美的诗也富于颓废色彩，我们仍然觉得清新有味，这就是因为他们懂得艺术化的缘故。郁达夫虽号为颓废派作家，但并没有西洋颓废派的艺术手腕，不过利用那些与传统思想和固有道德相冲突的思想，激动读者神经，以此获得人的注意而已。像他很坦白的暴露自己丑行，甚至暴露他母亲的——如他母亲之酗酒、凶狠、疯狂— —对于善自讳饰和富于伦理观念的中国人自然觉得是很新奇的。若摒去这些，他的作品还有什么？恐怕什么都没有。有人骂他的作品为“卖淫文学”实不为过。他后来以这类文学销路渐少，而艺术又苦于无法进步，遂明目张胆为兽欲的描写，而有《她是一个弱女子》出现。书中女主角追逐性欲的满足，宛似疯狂，而且同性恋爱、叔侄结婚、父女通奸等故事，秽恶悖乱，可谓无以复加，刺激性不能说不强烈了，而以艺术过于糟糕故，竟不堪一读。这本书是郁达夫“卖淫文学”图穷匕见的著作。是背城借一的决战，决战失败，他的写作末日即临了。
现在我们再来研究研究郁氏作品的艺术。第一，他的作品不知注重结构，所以有人呼之为“生活的断片”，正如陈西滢批评他所说：“一篇文字开始时，我们往往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才开始，收束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到那时就收束。因为在开始以前在结束以后我们知道还有许多同样的情调，只要作者继续的写下去，几乎可以永远不绝的，所以有一次他把一篇没有写完的文章发表了，读时也不感 缺少。有时他有意的想写一个有力的结束，好像《沉沦》那一篇，我们反感觉非常不自然。”这话是赞美呢？还是讥讽？我不知道从前一篇小说大都由一个主要情节和许多琐碎情节组成，而“缘起”、“进展”、“错综”、“峰极”、“收潮这五个阶段更像八股文章格式一样，不能略有变动。现代小说动作故事，变成了次要的，有时完全付之阙如。或者将它当作框子，在这框子里作家反映他的印象，展开他的幻梦，宣布他的奇想，讨论他对一切社会道德宗教问题的意见，结构已不如从前严格讲求。所以郁氏作品不讲结构，原也不算什么奇怪，但篇篇如此，却也讨厌，只显得 他对文字缺乏安排组织的天才，一味乱写罢了。现在中国文艺新趋势又讲究客观描写，排斥第一人称，对结构也重视起来了。所以郁氏那些散漫松懈，首尾不分的作品，渐渐已有被淘汰的倾向。第二，句法单调是郁达夫作品最大毛玻单调与简洁、单纯的体裁是大有分别的，简洁和单纯是作家根据敏锐的感觉，正确的判断力，摒去堆砌的辞藻，无谓的形容词，和一切可以压抑情感的描写，直接表现的力的艺术；单调则字句间缺乏细腻的“阴影”（绘画学上的名词），好像没有伴音的乐调一般。中国文字言语所含阴影本不丰富，今日正在力学西洋文字上的长处以为补救，郁氏的文字比之旧小说更为单调，请问有什么价值？ 第三，小说人物的行动没有心理学上的根据，也是郁氏作品的大缺点。现代西洋小说有所谓心理小说，其写人物除外表的刻划外，兼重心理的解剖。即不作心理小说，人物行为的“动机”和行为的进展、变化，也非有心理学上的根据不可。现在我们不妨来举一个例，好像佛郎士的《黛丝》（Ｔｈａｉｓ），一个沙漠里苦修数十年的高僧，忽变为肉欲的奴隶，而一个奢华淫荡的女优，倒能成为圣女，这当然不是什么“魔障”、“夙根”的话头可以解释的。不过高僧之所为，乃禁欲过度的反动，女优则恰得其反，所以有此结果罢了。作者虽没有显明的解释，暗中却都给他们行动以心理学上的根据了。不然这二人生活态度之转变，岂不突兀离奇，远于情理之至。
郁达夫的《沉沦》中主人公的种种堕落，尚略有少时环境不良，和到日本后患忧郁病的背景，其他的小说则不如此了。像《她是一个弱女子》，描写之拙劣，句法之生硬，布局之不自然，尚可置而不论，最可笑的是书中女主角之汲汲于性的满足，不惟没有心理的过程，更不合病理学的原理。作者把一群男女，勉强凑在一处，演了几出毫无剧情的戏，然后把他们一个个赶上预定“目的”的路上去，简直像搬演傀儡，哪里是在做小说？有一年他发表《迟桂花》，自负为一年来杰作，大意是写他和朋友翁则生妹子发生了一段纯洁爱情故事。什么发乎情，止乎礼，自己老着脸皮，胡扯一通，一般读者也为他捧场，说郁达夫作风改变了，他已能以纯朴的文字，来表达正确的意念了。不过，我要问一个乡村长大，仅识之无的中等阶级的少年寡妇，是否肯单独地陪伴一个男子去游山？游山的时候，是否能在最短时期里与男子恋爱？这都极成问题。若有相当的心理学上的根据，原无不可，但《迟桂花》虽有二万余言，对于这不近情理的行为，却没有半句解释。
贫穷、失业、潦倒、牢骚、厌世、疾病，是郁氏小说构成的重心。这几端若表现得巧妙，未尝不可博人同情。可惜作者都把它们写成矛盾了。他所写性苦闷，是生理上有异态的他自己个人的，不是一般青年的，上文已有叙说。《沉沦》里男主角为了不能遏制情欲，自加戕贼，至于元气消沉，神经衰弱，结果投海自杀。自杀前泣言道：“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１我们实不知道那堕落青年的自杀，到底受了祖国什么害？他这样自杀与中国的不富不强，有什么关系？作者必自以为以爱国思想作结，给了全书一个警策的有力的结局。而不知爱国思想和这样自杀，放在一处，实为极度的滑稽与不和谐他写自身受经济的压迫的情形，尤其可笑，一面口口声声的叫穷；一面又记自己到某酒楼喝酒、某饭馆吃饭、某家打麻雀牌、某妓寮过夜、看电影、听戏，出门一步必 坐汽车（上海普通以人力车代步，汽车惟极富人始乘），常常陪妓女到燕子窠抽鸦片，终日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一面记收入几百元的稿费，记某大学请他去当教授，某书局请他去当编辑；一面怨恨社会压迫天才；一面刻划自己种种堕落颓废，下流荒淫的生活；一面却愤世嫉邪，以为全世界都没有一个高尚纯洁的人。他作品本来没有力量，即说有点力量，被他这样自相乘除，也就消失无余了。他叫喊得愈厉害，读者愈觉得这不过是小丑在台上跳来跳去扮丑脸罢了，何尝能得到一丝一毫真实的感想？
不过我所引以为怪的，居然还有一部分盲目批评家，替他捧场，称赞他善能表现现代青年困于经济和情欲的苦闷。记得从前有一个装乞丐的伶人出声时，手上戴着钻石戒子，曾惹起台下的鼓噪；画工画截发沽酒，而臂间御一金镯的陶侃的母亲，也引某神童的指摘，批评家似乎连这点评判的常识都没有了。
郁达夫善说大话，善发牢骚，有人以为是中国名士遗风。其实中国名士谈吐之蕴藉风流，高华俊逸，郁氏固不及；即笑谑时之轻倩幽默，使受之者哭笑不得；或使酒骂座时，那种满腹肮脏，目空一切的磊落可爱态度，又岂能在郁氏身上找出？他的说大话，毫无风致，只觉粗鄙可憎；他的发牢骚，也不过是些可笑的孩子气和小家女人气。他何尝够得上名士的资格，只不过是名士糟粕之糟粕而已。
郁氏自宣告写作态度转变后，每以革命的作家自居。然而他的革命情绪也令人莫名其妙。尽管他向读者介绍自己荒淫颓废的生活，却常鼓励读者去提刀杀贼（见《寒灰集》序），鼓励读者去赴汤蹈火为人类争光明。这好像一个脸青似鬼，骨瘦如柴的烟客，一面懒洋洋躺在铺上抽鸦片；一面却眯着眼，哑着声，喊道“革命！革命！你们大家努力呀！都上前呀１这不是一幕空前的滑稽戏么？某文人曾说：“现在的文艺已经走到力的文艺的一条路了。我们的技巧也应该是力的技巧，处处要表现出力来……希望达夫今后创作在技巧方面表现出伟大的力量……要震动！要咆哮！要颤抖！要热烈！要伟大的冲决一切，破坏一切，表现出狂风暴雨时代精神与力量。”像郁达夫这种一生元气已被酒色斫尽的作家，我想这希望终于是希望吧。
郁氏文派曾有两个信徒：一个是王以仁，一个是叶鼎洛。王的《孤雁》收在文学研究会丛书内，包含《孤雁》、《落魄》、《流浪》、《还乡》、《沉湎》、《殂落》，书信体小说六篇，及《我的供状》代序一篇。他是文笔和行径都刻意模仿达夫，而模仿得非常之像的一个。《孤雁》中有几篇写他失业后在上海杭州一带流浪，饥寒困顿，风尘潦倒的情形，比郁氏作品还来得真切些。因为他还没有像郁氏那些矛盾的描写。作者不过是一个二十三岁中学毕业的青年，他的作品虽经过商务印务馆严谨的校对，还保存几许别字错字，学问之有限，可想而知。而《孤雁》一文置之郁氏集中，几可乱真，这又可见郁氏作品艺术的价值之如何粗疏低劣了。叶鼎洛有《他乡人语》、《男友》、《未亡人》、《归家及其他》、《前梦》、《双影》、《乌鸦》等集。他的作品也是感伤颓废一路，不惟艺术胜过王以仁，更远胜郁达夫。是因为郁文笔粗拙，而叶则描写细腻；郁无结构，而叶则结构谨严；郁无意境，而叶则意境幽窈，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现在引他对鸦片的赞颂一段来证明我的话：凡是没有抽过大烟的人当然只晓得它的坏处而不知道它的好处。就在我，起初也是这样。可是在一两次知道了那大烟的功用之后，便知道这所以能够使一般人因此一蹶不振的道理来了。我觉得，它的可爱之处，便是能够安慰人们的心，与有病的人以暂时的健康，与精神不济的人以几个钟头的兴奋，与心神不宁的，以寂静的宁贴，与悲哀的人以恬淡的安逸，与失望的人以平稳的心情。它的功用，不单是能够医治肉体上一切的微笑，也能够医治一切精神上的病痛的。常常有许多人说，在酒里可以忘去一切的忧愁，我以为，在大烟里面得到比酒还大的帮助。我想，在这世界上除掉爱人之可爱，就可算大烟可爱了。人们在爱情里可以忘记他的痛苦，然而如果得不到爱人的爱情的，或者反而在爱情中得到痛苦的，只好钻到大烟的国土里去了。所以在某一个地方，有些人把大烟称之为“黑美人”的，那的确是一个确当的名字这段描写以新文学眼光看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他能够掷笔空中，回旋绕缭，做出许多姿态，便为郁氏之所难能了。郁氏的笔每每偃蹇纸上，站立不起。即遇着感情激动时，读者以为他必有一篇沉痛热烈，气充词沛的议论要发表了，谁知他只“哟！哟１发几声感叹词便了事。说来说去，他的文字只是缺乏“气”和“力”。
选自《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
（苏雪林）
长天渺渺一征鸿
——从抗战政论杂文看郁达夫及其人格精神
苏立军
郁达夫的一生虽然是复杂的，但其人生的轨迹、思想历程贯穿在其五十年的年轮中，却是鲜明的。他是用一支永不生锈的笔来组合起其生命元素的，自他懂事起仿佛就和书和笔和写作联系在了一起，而构成了他生命的全部。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尽管人们已经意识到，郁达夫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即使在经历了其殉难之后至今的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人们对于郁达夫的认识，已从偏执的、狭隘的窨窖中走出来，开始全面剖析郁达夫作为一个人的全部经历和思想及作为独特的郁达夫所带给人们的种种有益启示时，依然不能非常融洽地把文学家和爱国者这种双重身份融合在郁达夫身上。查阅有关资料，在国内出版的郁达夫著作中，小说散文诗词成为出版热点，而政论、杂文等著作大概只有郁风编的《郁达夫海外文集》了。而有关专门研究其政论、杂文的论文或论著也几乎没有，可查找的也只有新加坡的方修为《郁达夫抗战论文集》所作的序以及刘尊棋为《郁达夫海外文集》所作的序和郁风在《郁达夫海外文集》一书编后所写的《盖棺论定的晚年》中有所论及。
其实，我们以现代人的目光回头再来检索郁达夫的一言一行，不难发现，郁达夫在从抗战爆发直到其生命终结的八年间是一个相当突出的时期，如果在无意中割断了这一段历史，也便会在无意中割裂了郁达夫的人格精神的完整性。是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这短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