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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便是反抗封建统治宣扬农民起义的名著。如果原本为一百回，有受招安，征辽、平腊，那便是奴才传。”
罗先生认为当时的讨论过于草率，结论下得过早，这一点我完全赞成。任何学术问题，不经过广泛讨论，只由少数专家闭门作出结论，都是不妥当的。但是我也不赞成罗先生把招安问题看得过重。一本书究竟是英雄传还是奴才传，不能只凭有没有招安情节来作结论，而要看这本书的总体精神。
问：作为一位历史学者，您是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招安事件的？
答：首先我觉得《水浒传》是倒了霉，在所有的明清小说中间，我们不要求任何一部小说的主人翁去反皇帝，唯独要求宋江和梁山好汉去反皇帝。在《三国演义》中，许多英雄人物不断地换老板，换来换去丝毫也不影响他英雄人物的身份。水浒人物就无此自由，只要受了招安就成了臭狗屎，永世不得翻身，这算什么道理！
“招安”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停止战争，恢复和平，不再杀人流血，这不是坏事。在两千多年的专制王朝统治之下，农民人数虽多，但是始终是个弱势群体。农民起义总是在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被迫奋起反抗的。动乱事件大部分是由天灾所造成，小部分是由苛政所造成，即所谓“逼上梁山”。如果天灾已经过去，生产得到恢复，或者由于某些苛政的废除，老百姓有了生路，大家放下武器，回归和平生活，这总算是好事。造反不是应聘，不是自己报名参加，千百万人一旦生路断绝，起义的队伍如海潮汹涌而至，你想参加也得参加，不想参加也得参加。退潮之后，要把所有参加造反的人全都杀掉，既不人道，也不可能，招安赦罪，有何不可？有些含冤受屈的人，走投无路，逼上梁山，一旦平反，亦可赦免。总之，有个招安的办法，不把亡命之徒逼上绝路，自有可取之处。有些农民起义的领袖，在作战形势不利之时，也常常把接受招安作为一种斗争策略、缓兵之计，暂时找到一条生路。
如果滥用“招安”，好事也会变成坏事。例如有些地方官对盗贼进行招安是受贿买放，官匪勾结；有些农民领袖蜕变为野心家，“想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还有些惯盗惯匪长期脱离生产，匪性难改，成了老油子，今天接受招安，明天又造反。凡此都是个人的犯罪行为，不是“招安”这种办法的过错。特别是在敌国外患入侵的时候，在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时候，对农民起义的队伍以民族大义相号召，让他们转化为保卫国家的力量，这样的大好事在真实的历史中确有过好多次。元杂剧《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写宋江受招安后出征辽国，获胜立功，这虽非史实，却也反映了老百姓有此良好愿望。
总之，老百姓并不歧视受招安后为国立功的英雄。他们先是打击贪官污吏，获得老百姓的好感，招安后又能为国立功，成为双料英雄。对于“招安”一事，老百姓并不反感，这和个人的叛变、变节、逃兵、投降等可耻行为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我们只要对这个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就会减少许多无谓的争论。
十一、关于张国光的“双两说”
问：目前要开展水浒的研究工作，除了以上所说的一些问题之外，是否有什么干扰和阻力？
答：坦率地说，从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以来，在水浒研究工作中造成最大的干扰，就是张国光所提倡的“双两说”，也就是“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说”。这种“学说”在学术研究上没有一点基础，全部是虚拟的。所用语言完全是一派政治语言，建立这个“学说”的根据也都是政治人物的言论与政治著作。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请容我先说几句题外的话。韩愈在《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敦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作为人文学者，能不能为人“解惑”，是他的学力如何，是否在学术上作出了贡献的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所谓“解惑”，并不是照着课本回答问题，而是要去解决别人所解决不了的难题。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称不上是一位真正的专家学者。
试以罗尔纲先生治学的实例来说明问题。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有事迹纯属虚构，然已公然取得第一等史料之资格，几令后人无从反证者。例如前清洪、杨之役，有所谓贼中谋主洪大全者，据云当发难时，被广西疆吏擒杀。然吾侪乃甚疑此人为子虚乌有，恐是当时疆吏冒功，影射洪秀全之名以捏造耳。虽然，既已形诸草奏，登诸实录，吾侪欲求一完而强之反证，乃极不易得。兹事在今日，不已俨然成为史实耶！”事情的经过，正如梁启超所介绍，当时盛传太平天国同时有两个领袖，洪秀全代表上帝会，洪大全代表天地会。太平军在广西永安州突围，洪大全被广西疆吏擒获，向清廷献俘，在北京凌迟处死。咸丰帝都受骗了，谁还翻得了这个案。罗先生如果是不负责任的人，别人问到这件事时，他只要点个头，说一声“太平天国是有两个领袖”也就没事了。但他经过仔细探讨，于1954年夏写了一篇《洪大全考》，终于揭穿了这场由清朝官员所设计出来的大骗局，使这一件百年疑案水落石出。从此，再也没有人去提洪大全这个名字了。梁启超认为很难解决的难题，终于被罗尔纲先生所解决。所以2001年7月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选的学者文选《罗尔纲集》一书，第一篇文章就是《洪大全考》。
再举一例，在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史料中有一本书，叫做《江南春梦庵笔记》，作者为沈懋良，自云曾在太平天国治理下的南京城内生活10年，为赞王蒙得恩的近侍。在逃出南京后，凭记忆写成此书。其中“逆踪七十二则”，为许多学者所引用，连老一辈的专家简又文也上了他的当。后来罗尔纲先生以确凿的证据指出这是一部大伪书，就再也没有人去引用其中的文字了。
一位真正的学者，一生就只知道默默无闻地做学问，凭自己深厚的学力，解决一个又一个的大难题，作出一个又一个新结论，维护了真理，推动着学术不断地前进。而有些冒牌学者，从不埋头做学问。他所关心的，并不是中外同行学术上的成就，而是政治人物的言行举动，并且随时窥测政治动向，以便及时拿出能为政治服务的“研究成果”。张国光的“双两说”，正是这样的“成果”。
请先看一看高日晖《近二十年批评综述》一文对“双两说”的介绍（此文发表于山东菏泽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按张国光的观点，金圣叹删改本之前的所有版本中的宋江都是投降派，七十回本的宋江则变成了革命派，金圣叹所有‘诬蔑’宋江的言论都是有意为之的一种‘保护色’。此说一出，立刻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这一观点的提出和论争，实际上是建立在版本研究基础上，所以问题的焦点是金圣叹是否真的如张国光所说搞了一个‘保护色’，而这是很难说清楚的，恐怕只有问金圣叹自己了。”原来这种“双两说”（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说）只是张国光个人主观臆断的说法，本来就是一件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正如文中所说“恐怕只有问金圣叹自己了”。按照法律上“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张国光说金圣叹如何如何，应该由他举证。他如果举不出，则这种说法就是无根据的，荒唐的，根本无法成立。
为了把“双两说”的内容介绍得更清楚一点，不妨再举两篇文章作证。
一是傅隆基《评“两种，两个宋江”说》一文，首发于1982年第1期《华中工学院学报》哲社版，后被收入中华书局1994年版《水浒研究论文集》。文中说：“根据张先生（指张国光）的‘两种《水浒》，两个宁江’说，就是金圣叹批改的七十回本《水浒》之前的一切《水浒》版本，无论是百回本，还是百二十回本，无论是繁本还是简本，都是‘鼓吹投降主义’的‘主题思想反动的艺术作品’，它们对人民的斗争只能起‘腐蚀作用’。而经过金圣叹的批改，《水浒》的主题思想、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就起了‘根本’的变化，《水浒》就由‘反面教材’变成了‘由武装反抗到底的红线占主导地位’的‘革命教科书’了。在原来的《水浒》中，宋江是一个‘投降派’、‘叛徒’、‘内奸’、‘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只是经过金圣叹的批改，宋江就由‘原来的叛徒、特务、战犯三合一’的‘奇丑’，一变而为‘人中俊杰’，成了‘坚定的革命派’、‘打着红旗的造反英雄’、‘一个彻底反抗者的形象’。如果上面的引述没有违背张先生的原意，那么，对这样的观点，实在不敢苟同。一部书，一个人物，只要这么一批、一改、一删，就完全变了样，由‘腐蚀剂’变成‘革命教本’，由‘叛徒’变成了‘英雄’，天底下岂有这样的神话？金圣叹又哪来的这种魔术师般的法力？鉴于张先生的‘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说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对这个问题不能不为之一辩。”
二是欧阳健、萧相恺《何止多走了一小步——评“两种，两个宋江’论》一文，载于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水浒新议》一书。文中说：“‘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说，是贯串于《研究》（指张国光著《水浒》与金圣叹研究》一书）的核心论题，是张先生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重新评价金圣叹批改《水浒》的功过’而提出来的基本观点。按照张先生的意见，《水浒》的‘金本与旧本在思想体系上是根本对立的：旧本《水浒》以忠义标题，它塑造的主人公宋江乃是叛徒、特务、战犯三合一的典型。因此，这部小说是贯串着投降主义黑线的书；只有经过金圣叹的批改，它才变成鼓吹武装反抗到底的革命课本’。而宋江这个人物也就成了‘既无投降丑史，也无投降思想’，‘打着红旗的造反英雄’。按照《水浒》的故事情节，把写了招安的所有本子归为一类，称为‘旧本’，而把金圣叹的批改本单辟为一类，称作‘金本’，这本无可非议。问题是张先生为了拉大‘旧本’和‘金本’的距离，一方面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苛求‘旧本’，另一方面又以评价现代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词句给‘金本’戴上一顶顶桂冠。这就使得对于‘旧本’和‘金本’的评价均违背了客观实际，使人难以苛同。”
这篇文章中还提出了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的看法。
其一是指张国光在批“旧本”《水浒》的主要论点和论据，“莫不与‘评《水浒》运动’时的论调如出一辙。它给宋江加上除‘叛徒’而外的‘特务’与‘战犯’这样两项现代型的大帽子，恐怕连梁效、罗思鼎之流也会望而兴叹，而《研究》（张国光本人著作）居然称赞自己的观点等于对‘四人帮’评《水浒》去火抽薪，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不如直率地把事情点明：这是张国光在“贼喊捉贼”，他自己本来就追随了“四人帮”批《水浒》运动的队伍，写了不少文章（比梁效、罗思鼎还要卖力）。在“四人帮”垮台以后，他居然说自己的观点是拆了“四人帮”的台，进行丑表功。这样的说法当然“难以令人信服”。
其二是点明了“双两说”的实质，“乃在于把《水浒》这样一部伟大的充满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的长篇小说推到了封建反对动文学一边。这是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也是对于三十年来《水浒》研究的一种倒退。”
这里的话就说得够直率了：张国光提出了“双两说”，其目的是在全盘否定《水浒》这部伟大作品，对于水浒研究来说，这是“一种倒退”。
问：您自己对张国光“双两说”的看法如何，可否提一个明确的意见？
答：可以。根据“揭穿假象，去伪存真，实事求是，据实立论”的原则，我认为“双两说”不能成立。具体意见如下：
一、说“两种水浒”是错误的，水浒只有一部，如果说“两种水浒”是指两种版本，那也是错误的，因为水浒有多种版本，不止两种。要问究竟有多少种？要在认真研究之后，才能作出定论。
二、张国光把各种版本的水浒分为两类，一曰旧本，二曰金本，这种分类也是错误的，因为世界上并无“金本水浒”。他之所谓“金本”，事实上只是水浒的一种版本而已。如果金圣叹另起炉灶，重新写了一部水浒，那才可以说是金本。既然没有所谓“金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