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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战国策有云：“宁为鸡口，无为牛后。”后世英雄，奉为立身不易之则，自是有故。然鸡口岂得人人据之？故牛后中千古来不知埋没无数英才也。吾人甚勿轻视一切居地位之副者。（渝）
萧 让 金大坚
《水浒》诸雄，有秀才三人，吴用萧让金大坚是。古人亦有言，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吴萧金读书之余，乃一变而为打家劫舍，此可见朝政不纲，无人而不能为盗也，吴用怀才不遇，遂蓄异志，无论矣。萧能读文，金能刻石，一艺之长，足糊其口，奈之何而亦作贼，若曰为梁山人所劫持，不得不如此，则士重气节，宁不能一死了之？吴用曾引彼为好友，则物以类聚，想萧金素亦非安分之徒耳。
诗人亦有云：“负心多是读书人。”又云：“百无一用是书生。”吾人纵不作苛论，觉秀才之辈，鲜非蝇营狗苟者流，或依傍权贵而忝为食客，或结朋党而滥竿士林，或作豪绅而横行乡里，但全性命无所不可。封建之世，本重士人，此辈即利用此士字以济其恶，萧金托迹于盗，固亦相处不远也。
宋江欺骗梁山诸盗，妄托天降石碣，书一百八人为星宿下凡，而自列为首，以示彼为领袖，属于天命，藉坚众心，天本无降石碣之理，此吴用计，萧让所书，金大坚所刻，其负梁山一百零四人，不下于宋吴也。此等书生，但知逢迎权豪，以图富贵，本不足与之言气节。然赵宋晚年，方讲理学，作《水浒》者，其有所讥也夫！（甯）
王 英
昔老苏论《三国》，谓人主须有知人之明，用人之才，容人之量，而刘孙曹，皆不全有，遂终于无成。若以此论宋江，则几乎能兼之矣。试观《水浒》一百零七人，品格不齐，性情各异，而或重情义，宋即以情义动之，或爱礼貌，宋即亦礼貌加之，或贪嗜好，宋即以嗜好足之，于是指挥若定，——皆为其效死而莫知或悔。是故王英好色能轻生死，宋即处心积虑，觅一扈三娘予之，未足怪也。不仅予之而已，且使扈拜宋太公为父，以增高其身分，俨然周公瑾所谓，“内托骨肉之亲，外结君臣之义焉。”宋之用人手腕，真无孔不入也哉！
谓梁山而下下等人物，则矮脚虎王英之流是已。以燕顺之杀却高知寨夫人，王竟不惜提刀与之伙并，重色如此，薄义如彼何足言也？而宋江究以彼是一个武夫，卒满足其欲望而别用之。以后下山细作，常常差遗此一长一矮之夫妇，深知之也，深用之也，亦深容之也。对一下下人物如王英者，犹不使有所失望，他可知矣。水浒何尝写王英，写宋江也。（渝）
扈三娘
《水浒》写妇人，恒少予以善意，然一目了然，初无掩饰。若深文周内，如写宋江以写之者，其惟一丈青扈三娘乎？
扈三娘扈太公之女，祝彪之未婚妻也。梁山众寇打祝家庄，祝扈李三家联盟拒敌，扈方以一丈青大名，挥刀跃马，驰骋战场，当其直扑宋江，生擒王英，何其勇也。及既被俘，一屈而为宋太公之女，再屈而为王英之妻，低首俯心，了无一语，判若两人矣。当是时，祝家庄踏为齑粉，祝彪死于板斧之下，扈夫家完矣。扈家庄被李逵杀个老少不留，扈成逃往延安，扈父又完矣。扈不念联盟之约，亦当念杀夫之仇，不念杀夫之仇，亦当念亡家之恨。奈之何赧颜事仇，认贼作父，毫无怨言哉？息夫人一弱女子也，惜花唯有泪，不共楚王言，后之人犹不免以艰难一死讥之。扈三娘有万夫之勇，而披坚执刃，随征四战，复仇脱险之机会甚多，乃观其屡次建功，绝无二意，作水浒者对之不作一语之贬，正极力贬之也。
或曰：“扈当死而不死，可去而不去，甘为盗妇，果何所取。”曰：“以理度之，其始必恋于梁山之一把交椅，其继则惑于宋江招安之言，而另图荣宠。”古不有杀妻求将者乎？则扈亦反其道行之而已。（平）
陶宗旺
《水浒》群酋，大半属于细民，而真正以农家子参与者，则止一陶宗旺。尝究其故，原因有三。中国农人，大都朴厚可欺。遇其时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知所谓太平何自也。如其不遇，则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均得而奴役之，生平即未曾梦及反抗，故亦不能反抗，《水浒》人物所为，非其所知，其一也。近世史家，称陈胜吴广之徒，为农民暴动。然亦究非农民起自田间，陈吴以死挟役民而起耳。以暴秦之虐政，犹不能激农民而起，则赵宋之荒淫，自亦彼等所能忍受，其二也。中国农人，聚族而居，各有室家之累，田园之守，举公守法，唯恐不谨，即犯法亦无所逃避，安得而有逃命江湖打家劫舍之意乎？其三也。
陶宗旺之加入欧鹏一伙为盗，未知其始何自？观其人仍若谨厚一流，则或亦不外所谓受“逼上梁山”之一通。以不易犯法者而究犯法，则其被逼之深且重可想，惜论水浒者，竟未能为之特立一传也。且有进者，宋人尚未以龟为骂人之词，陶绰号九尾龟，似形容其蹒跚人群，而略有后劲者，则其人殆亦不过略胜于武大而已，证之水浒分配职务，使之监工土木。必有力而忠厚者。若论其究不免为盗，其真汉人之视刘秀，“谨厚者亦复为之矣”。于芥子中见大干世界，吾因之深有感焉。（渝）
周通
庄前锣鼓响叮当，娇客新来小霸王，不信桃花村外火，照人另样帽儿光。读小霸王醉入销金帐一回后，乃打油一绝，固未尝不为周通遗憾也。夫以周通为桃花山上第二寨主，其欲得刘太公女为压寨夫人，正不难迳拨数十缕罗掳而有之。而必纳金下聘，然后奏乐明灯，于“帽儿光光，今晚作个新郎”之彩唱声中，扶醉下马入门，则其人亦有情致，非急色儿如王英饥不择食者，退一步言之，不失为趣盗也。至其向鲁智深折箭为誓，不更登刘太公之门，尤非王英所能，殆未知其心中，亦“虞兮虞兮奈若何”之感否？他日招安，周自可得一小小武官，使其解事，当求为青州巡检都监之流，于是趁刘小姐之未嫁，重入此一抹红霞簇拥之桃花村，刘太公或不能不刮目相看，终成好事也，而桃花山与桃花村，乃不负此一艳名矣。
古本《水浒》，百十余回中，有李逵在太平庄扮假新娘事。《西游记》亦有猪八戒高老庄招亲事，无非桃花村一幕之重演，此则初咬是沙糖，继咬是矢橛，不足与论，而周通趣事，乃更见其令人回味不置也。（渝）
朱 贵
曲槛深回，重帘微启，暖阁人闲，红炉酒熟。于其时也，则世界银装玉琢，雪花如掌。主人翁覆深沿帽，着紫貂裘，叉手檐前，昂头看雪。是其人非在钟鸣鼎食之家，亦居冠盖缙绅之列。而不徒林冲于风雪载途会见其人于梁山泊外酒家也。其人为谁，旱地忽律朱贵也。故重帽貂裘，叉手看雪，当时蔡京高俅可得之，强盗亦可得之。曲廊洞房有之，路边黑店亦有之。其人其地不同，享受滋味则一也。享受既同，虽蔡京高俅于贿赂敲索求而得之，强盗于杀人劫货中求而得之，而一切为民脂民膏所变，又未尝不同也。朱贵告林冲，谓杀人之后，精肉作把子，肥肉熬油点灯，是直接用民脂民膏者也。蔡京高俅家无产铜之山，手无点金之术，其一食万钱，非精肉把子也。华灯如昼，非人油也。然仔细思之，又何莫非人肉把子与人油也？人阅水浒，徒知朱贵之着紫貂看雪，得之之手段太惨烈也，而不知彼无法间接得民脂民膏，则适直接得之也。试看朱贵有弟曰朱富，后亦上山入伙，彼等之视富贵固如此如此也。
张先生曰：“而今而后，吾之看人着紫貂叉手看雪也，吾必回忆水浒朱贵水亭放箭之一回也。”（渝）
时 迁
批《水浒》者曰：“时迁下下人物也。”续《水浒》者曰：“时迁下下人物也。”读水浒者亦莫不曰：“时迁下下人物也。”然则时迁在一百八人中，果下下人物乎？张先生曰：“未也。”
夫举世所以认时迁为下下人物者，以其为偷儿出身耳。偷儿之行为，不过昼伏夜动，取人财物于不知不觉之间，作事不敢当责而已。较之杀人劫货，而以人肉作馒首馅者，质之道德法律，皆觉此善于彼。今曰一百八人中惟时迁为下下人物，持论未得其平也。否则曰必能杀人，能劫货。能从狱动库，能放火烧城，便是梁山好汉。若只能偷鸡摸狗，不足齿及也。呜呼！此特倒因为果，奖励为恶之至者矣。吾以为就道德法律论，时迁较之宋江吴用之罪，犹可减少。就本领论，时迁较之宋清萧让郁保四等，又超过若干倍也，奈之何而曰下下哉！王荆公论孟尝好客，谓鸡鸣狗盗之徒，出于其门，而客可知。施耐庵之写时迁入水浒，亦正王荆公之意也。一百八人中有时迁一度，而正以证一百八人之未能超于鸡鸣狗盗耳。不然，徐宁家之甲，翠云楼之火，何独为时迁亦著如许笔墨哉？此意金圣叹未晓也。能读小说如金圣叹，犹未或悟，则亦无怪时迁之必为下下人物矣。（平）
五、外篇
王进 高逑 罗贯中 施耐庵 金圣叹
王 进
求全材于水浒，舍王进莫属矣。以言其勇，八十万禁军教头也。以言其知，见机而退，卒不为仇家所陷也。以言其孝，能以计全，能以色养，真不累其亲者也。以言其忠，则虽不得争名于朝，犹复往延安府求依老种经略相公，效力于边疆也。使水浒一百八人，皆得如王进，则高俅又何足去。而施耐庵先生写此英雄，乃仅仅只有开场一幕，令人辄嫌不足矣，把卷神驰，王教头其犹龙乎！虽然，吾尝见画家之画龙矣，云雨翻腾，太空弥漫，夭矫霄汉，若隐若现，若者为首，若者为角，若者为鳞与爪，此神品也。求其全身，不可得矣。非不可得而画也，惟其一鳞一爪，东闪西匿，斯足以见其变幻幻想莫测，而全身毕显之不易耳。吾虽不得读王进全传，吾胜似读王进全传矣。
史进，乡村纨绔子弟也，仅得王进余绪，即可上列天罡，抗手林鲁，于其弟以窥其师，尚待论乎？风尘之中，未知果有其人否？吾愿斋戒沐浴，八拜而师事之！（乎）
高 俅
戴宗之发迹也，以脚，以其能神行也。高俅之发迹也，迹以脚，以其就蹴球也。戴以脚而遇宋江，为盗薮之头领。高以脚遇徽宗，则为朝之太尉。是神行之技不如蹴球之技之可贵乎？非也，所遇者有朝野贵贱之别耳。使徽宗与宋江异地而处，则高俅不过乐和宋清之选，而戴之必为太尉，可断言也。若论其所以尽职守，戴于宋江，犹能赴汤蹈火，屡赞军机。若高之于宋微宗，则吾见其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第一件事是，欲杀王进，第二件事是欲杀林冲而已。以是而宋江与宋徽宗人品之高下可知也。虽然，以高俅之聪明，无逊蔡京王黼处，其得为太尉也，亦宜。
有蹴球太尉一类人物，而赵宋遂南。于是有蟋蟀相公犬吠侍郎一类人物，而南宋遂亡。谁谓《水浒》无春秋之笔法哉？写《水浒》自高俅写起，善读史者，必读《水浒》。（渝）
罗贯中 施耐庵
《水浒》一书，或曰，罗贯中为之。或曰，施耐庵为之。或曰：罗撰而施润泽之，不可考矣。然就断简残篇证之，大抵为宋元时民间无数个传说，经人笔之传之，搜罗而编辑之，成为一书，所可断言。其后或读而喜之，喜之而感不足，另有以增益之，又可断言，盖于《水浒》最初有百回本，有百十回本，有百十五回本，有百二十回本，有百二十四回本，有以知之也。
罗贯中爱作小说，夫尽人而能言之矣。至施耐庵之有无，其人则非后生所得知。顾不问有其人否，是书之笔之传之，编辑而润泽之，既有人在，而又其名不传，则以罗贯中外，即以是人为吾侪理想中之施耐底可矣。
中国从来无鼓吹平民革命之书，有之，则自《水浒》始。而《水浒》不但鼓吹平民革命思想已也，其文乃尽去之乎者也，而代以凭么则个。于是瓜棚豆架之间，短衣跣足之徒，无不知重义轻财，无不知杀尽贪官污吏。虽今日绿林暴客，犹不免受罗施两公之薰陶。而其教人以重武尚侠，未始不足补其过也。
《水浒》最初本之编成，当在金元之末。此其时，正外族凭凌，民不聊生之日也，而作者乃坦然作此书，以破忠君事上之积习，岂仅为人之所不敢言，抑且为人之所不能言矣。或曰：“元之亡，明之兴，流寇之乱，太平天国之纷扰十余年，与夫民间之一切秘密结社，无不受《水浒》之赐。”作者一支笔，支配民间思想盖四五百年焉。古今中外，与之抗手者，可颟也。施罗真文坛怪杰也哉！（宁）
金 圣 叹
论《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