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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并没有如某些论者称的有什么“民主主义传统”（参见《毛泽东读五部古典小说》15页）。也不是“一部具有民主性精华的‘优秀文学遗产’”（欧阳健、萧相恺：《水浒新论》19页，重庆出版社）。在古代中国根本不可能产生民主意识，更不会有什么民主主义传统和民主性精华。它是部地地道道的宣扬皇权主义的书，也不可能不是这样的书。所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固然是皇权主义，可是曾被盛赞的反招安的英雄李逵又如何“反皇帝”呢？闹江州之后，他大言：“¼；¼；放着我们有许多人马，便造反怕怎的。晁盖哥哥便做了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宋皇帝，¼；¼；我们都做了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这个鸟水泊”（第四十一回）。后来他又对来招安的官员说：“你皇帝姓宋，我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第七十五回）。由此可见，李逵“反招安”，原是要自家哥哥做皇帝。他实是拥护皇帝的铁杆皇权主义者。至于吴用，也“反招安”，只是为了讨价还价，他劝宋江时说；“这番招安不成，教他著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派”（第七十五回）。阮氏兄弟原是高唱“忠心报答赵官家”上梁山（第十九回）。他们甚至没有反赵家皇帝的勇气。
皇权主义者或自己要做皇帝，或拥戴别人做皇帝。即或为君，或为臣。自己做不了皇帝，自然只能为臣。有些受当权者“非法”迫害而“官逼民反”者，大都并无做皇帝的“志愿”而更倾向于“受招安”。因为他们自身受的是赃官恶吏的欺侮迫害，在他们眼中只有奸臣、清官之分，皇帝是圣明的。所以尽管林冲、杨志要找高俅报仇（第八十回），却还要受招安。所以这类官逼民反无论是历史真实还是小说的逻辑只能走招安的道路，而最终被瓦解、屠杀。这正是《水浒》的现实主义所在，也是过去论者从未指出的重大问题。李逵想让自己大哥做皇帝，并没有人响应，因为这在当时不可能实现，也不是《水浒》中官逼民反者的意愿。
但是黑旋风这种皇权主义还有自己的特点。他要的只是杀到东京，夺了皇位，众家哥们享荣华富贵，他幻想的是“铁牛真个做了官”，还给皇帝“一连磕了十数个头”（第九十三回）。他也懂得做了将军、大官的快活，更强过在梁山做强盗的快活。有不同的皇权主义。宋代王小波、方腊、钟相——杨么辈都是皇权主义者，自家要做皇帝。可是总还有拯民于水火的救世的愿望和纲领。李逵则只是要自家快活，这是流氓无产者、强盗型的皇权主义。即破坏性很大的、最恶劣的皇权主义。历史上确实有过朱温、张献忠之类的强盗型的皇权主义。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造反派头头们自诩为“革命派”，大搞打砸抢，究其实，则只是为自己、自己哥们掌权坐天下，其造反心态大体与黑旋风相通吧！
六、宋江其人
应当说《水浒》创作的这位全书第一号人物并不算成功。主要是把这个复杂人物简单化、脸谱化。未能深入细致地刻画出他的思想矛盾和处境的窘困。常令人难以理解这个武艺低微、谋略不高的郓城小吏何以能领袖群雄，坐上第一把交椅。
直接的回答当然是《水浒》老话：“仗义疏财“。直接表现是冒死给晁盖通风报信，搭救了劫生辰纲的一伙。所以上了梁山后就能坐上了第二把交椅。晁盖死后，就升为第一把交椅了。
《水浒》中不乏仗义疏财之士。晁盖也是其一。柴进更是佼佼者。不过他家世显赫，财大气粗，说是仗义疏财，实是高高在上的赏赐。对洪教头、林冲、武松，乃至宋江莫不如是。晁盖的仗义疏财大体限于做私商和江湖人士。宋江则不然，他不但结交江湖豪客，也泽及平民，散棺施药，济人贫苦。有投奔者，不论高低，无所不纳，平等待人，更终日追陪，并无厌倦¼；¼；（第十八回）。这表明宋江善于团结各色人等。既能团结武松之类硬汉，也能团结如李逵、王英之类强盗。对被裹胁和俘虏将士更是礼贤下士，“亲解绳索，纳头便拜“，还有意识地吸纳各种专业人士，以充实梁山力量。正是能团结一类官逼民反的造反力量，和另一类强盗造反力量，使他在晁盖死后能顺理成章地成了大寨主。
不过进一步考察，还可以看到宋江高于梁山诸好汉的根本之处在于他有更高的战略眼界。林冲、鲁智深、史进、武松、杨志等，只是走投无路、报国无门，不能到边庭，一刀一枪立功，而不得已上山落草，寻个避难之所。晁盖、吴用、三阮以及众多山大王，不过是图一时一世的快活而为盗，更无甚打算。问题是这两股力量要走向何处？晁盖只懂得打家劫舍的强盗行径。朱贵的酒店照例卖人肉馒头（第三十九回）。即使是宋江主持的战役，也仍按晁盖的抢劫方针办事。打破祝家庄，抢劫了五十万石粮食，还放言：若非钟离老人救了石秀，就要血洗全庄，而李逵确实杀得扈家庄一人不留，虽被申斥，却也未被处罚（第五十回）。不过这与晁盖见李逵杀人最多，赞为出力最大（第四十回）已有所不同了。但破了高唐州，还是把府库财帛，仓廒粮米，并高廉所有家私，尽数装载上山（第五十四回）。
宋江做了大寨主，虽仍烧、杀、抢、劫，却也有改弦更张之处。四个酒店只管打听信息，邀接来宾，不再是黑店了。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竖起“替天行道”大旗。重排了座位、讲等级、区分高低。无论多么幼稚，但确实从原来的强盗团伙改造为有纲领、有组织的造反武装集团。再细看，书中交代又有与晁盖时代有不同之处。攻州夺府之后，一面出榜安民，一面救灭火灾。又开仓廒，将粮米表济满城百姓（第六十七回，大名府之役）。将太守家私表济居民（第六十九回，东平府之役）。开仓库，就将钱粮一分发送梁山泊，一分给散居民，太守平日清廉，饶了不杀（第七十回，东昌府之役）。并且不再打劫行旅客商，只劫有金银的官员，以及害民大户和欺压良善暴发小人（第七十一回）。很明显，若不“摒晁盖”何来宋江的新的政策呢？
人们常诟宋江千方百计要受招安，甚至用现代政治语言恶谥为“投降派、修正主义”。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必须在历史环境中看待这个问题。以古喻今是个危险的陷阱！毕竟古代不是现代，皇权主义更不是民主主义！已经指出皇权主义就是天下必定要有一位专制皇帝管理。并且是父传子受。而造反者，不是为君，就是为臣。所谓“反皇帝”无非是“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或是让大哥做皇帝，自家为臣。这点李逵已一语道破了。黄巢吊民伐罪，造了大唐皇帝的反，打进了长安，做了几天大齐皇帝。手下大将朱温受大唐的招安又造了大齐皇帝的反。这大约算“投降派”吧！可是不久为了自家快活，又造了大唐皇帝的反，自家做了皇帝，反了两个皇帝，算不算“反皇帝”的“造反派”呢？此人爱奸淫妇女，又爱杀人，大体与梁山泊好汉王英之类相似，可是他成功了，做了大梁太祖高皇帝！后来虽然被儿子杀了，未得“好报”，却也风光了好一阵子。中国历史这类事情并不罕见。可见离开历史条件的反历史主义是走不远的。
其实宋江何尝不想自家做皇帝，浔阳楼醉后吐真言：
“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第三十九回）。
这分明是想学黄巢造反，自家做皇帝（晁盖绝无此志向），黄文炳并未诬告他。这里关键是个“时”字。宋江生不逢“时”，空有凌云志。虽说北宋王朝已腐败的趋于没落，但还有力量剿除已割据一方的方腊集团，何况还不能割州据府，只能据守水泊梁山一隅的水浒强盗集团呢！尽管小说以艺术夸张写了三败高俅，两赢童贯的故事，但梁山仍只能坐守水泊，而进剿官兵仍可源源而来。有些评论者竟以为是梁山的“大好形势”（参见《毛泽东读五部古典小说》，97页）。其实审时度势，梁山并没有力量反掉赵氏王朝，只能是受招安，或被剿除。受招安求大赦，以保存落草兄弟。这正是宋江高于其它英雄好汉的战略观点。谴责宋江的受招安方针是没有历史的和逻辑的根据！
七、《水浒》的“忠、义”
宋江常把忠义挂在咀边上。金圣叹因此断言他是假仁假义。可是李贽却加标了个“忠义“，成了《忠义水浒传》。到底《水浒》的忠义是什么意思，确实是个难于回答的问题。就说忠吧，宋江明明心里想做皇帝。众家好汉杀官劫府有什么“忠”呢？可是又要受招安以显其“忠”。依我看，只有鲁迅说的确切：“终究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宋江做不了皇帝，就做皇帝的忠臣（奴才），李逵忠于宋江，所谓“哥哥杀我也不怨，剐我也不恨”（第七十一回），却是小强盗对龙头大哥的“忠”，也是奴才的忠。文化大革命中极为流行的“无限忠于”的“忠”，上呈“效忠信”，甘做孝子贤孙，也是奴才式的忠。可见在中国消除奴才式的“忠”颇不容易。其实只要有专制独裁统治，就总不乏阿谀奉承、趋炎附势之辈，以及奴才式的忠心。
《水浒》中的“义”更为复杂。说“仗义”，其实有着全不相同的层次，“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并非是普遍原则。王英抢了妇女要强奸，宋江基于“义”给予劝告，并答应（后真的实现了）给他找个更好的妇人。可是周通只是强娶而非强奸，就被鲁智深也基于“义”毫不讲情面地暴打一顿，还强迫退婚。可见对“义”的解释不同。宋江讲的是江湖人士之间的“义”。鲁智深讲的是见义勇为，打抱不平的“义”。这也是宋江能成为强盗的大头领，鲁智深却不能的缘故。有论者竟把《水浒》中的江湖义气称之为“阶级感情”，并且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这自然是臆造。施耐庵果若能写出什么“阶级斗争观念”的作品，还要马克思做什么！《水浒》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当然反映出古代社会的不平；并且从“义”出发鸣出：“农夫心中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第十六回）。可这并不意味着作者能认识到阶级、阶级对立。相反，他只能意识到“善恶”之别。有贪官、有廉吏，有作恶多端的毛太公，也有乐善好施的史太公。在《水浒》充满的正是这类善恶之争。
但是《水浒》的善恶观，实质上受某些不同意义的“义”的观念所支配。鲁智深生具神力，武艺超群，作为颇受上司器重的中级军官（打死人，府尹也不敢轻易捉拿，还得请示经略使），自有气派，但却并不仗势欺人，以力压人。相反他总是见义勇为，不计个人安危的打抱不平。他打死郑屠，痛打周通，与崔道成、邱小乙拼死相搏，以至全力救护林冲，全都显示他的见义勇为的品格。他宁可剃发为僧，也不像李逵、三阮那样为了图一世快活而为盗。只是后来走投无路才落草上山。他是《水浒》中真正第一侠义英雄。
另一英雄武松，比起鲁智深却低一些层次。他杀嫂、杀西门庆固然是报仇，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伸张正义。同样血溅鸳鸯楼虽杀的有些过分，但实在也出于无奈，（不能让人们察觉），也还是官逼民反。不过武松还是江湖人。他的“义”还表现在“好汉不打笑脸人”，而与开黑店的孙二娘、张青结拜。又在得到小恶霸施恩的多方照顾，而帮助他打了大恶霸蒋门神，重夺回地盘，让施恩“重霸快活林”。从这方面说，武松的“义”又向无原则的流氓无产者的团伙的“义”靠近些。
至于阮氏兄弟、李逵的“义”，那纯粹是职业强盗团伙的义。只是为了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而共同杀人越货，打家劫舍而团结的“义”，并且与鲁智深、武松等人不同，他们总要依傍有权势有威望的“大哥”。由此这种“义”就与对老强盗、大龙头的“忠”分不开。这也许是《水浒》中最广义的“忠义”、也就是三阮要把“一腔热血卖与识家”、李逵可以认杀、认剐的忠义罢。
显然，在一个造反集团中，若鲁智深的理想化的“义”占了优势，那么它就成为吊民伐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