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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品质得以逐步提高，他是任何付出都不推辞的”。（杨守愚：《赧颜闻话十年前》，《台北文物》第3卷第2期，1954年8月。）他所从事的新文学运动起初正是以文化抗日运动的一个分支队伍的姿态出现，而他从事新文学活动的初衷也正是以此为武器，“这一支以文字写作作为武器的运动，因为性质特殊，后来一起发展壮大，而且还摆脱从属的地位，纯站在文学的立场，发挥它的功能”。（王诗琅：《日据下台湾新文学的生成及发展——代序》，引自《赖和作品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第276页。）赖和所倡导的台湾新文学是反帝反封建的，他以文学解剖社会，吐民心声，为百姓解精神之苦；同时，也揭露殖民统治者及其走狗的丑恶面目，抗议他们鱼肉人民、为非作歹的暴行，唤醒人民的反抗精神。因此，对殖民统治者与封建地主阶级来说，赖和是叛逆者，是毫不妥协的抗议者。
第一节 忧时亦有枕戈心——新文学理念的创建
赖和没有长篇大论的理论文章，他的新文学理念是通过参加新文学运动和“新旧文学论争”表达出来的。一般认为，台湾新文学运动是从“新旧文学论争”开始的，而这场论争是“1920年7月先由白话文运动发其端绪，至1924年4月张我军出而引燃全面战火，达于高潮。论战直延到1942年2月才告平息，其时间之长几与台湾新文学运动相终始，影响至为深远”。（梁明雄：《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运动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43页。）
1924年4月，远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的台湾青年张我军，身受五四思潮的洗礼，眼见得台湾议会设置运动横遭挫败，而岛内诗社林立，诗人们沉湎于毫无意义的“击钵吟”，如此欲求社会改造是不可能的，于是以“文学清道夫”自居，写下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文章，发表在《台湾民报》上，痛击旧文学的弊害，呼吁大家“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从而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旧文学论争，同时也拉开了新文学运动的序幕。
在这场论争中，赖和始终是与张我军同一战线的。他有关的文章不多，计有《答复〈台湾民报五设问〉》、《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台日纸：指《台湾日日新报》，总督府的机关报。）《谨复某老先生》、《开头我们要明了地声明着》等篇。这些文章，多为有针对性地回答某个问题或批驳某种谬误，观点比较零散，并未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但也鲜明地传达出他颇为重要的新文学理念——为社会、为民生。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心世道，力挽颓风——文学须适应时代的需求
旧文学属于“既往时代”，虽然“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在眼下严酷的被殖民社会里，旧文学只能起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作用——“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着的人们，能够满足地，优游自得，啸咏于青山绿水之间，醉歌于月白花香之下，怕只有旧文学家罢？”，（赖和：《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赖和全集》第3卷第89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即使“遁迹山水之间，忘形花月之下”，比向殖民者摇尾乞怜之辈略微高明，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同样的卑怯、无能，怎么可能做到“有心世道，力挽颓风，欲致之三代”呢？（赖和：《谨复某老先生》，《赖和全集》第3卷第93—94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何况，旧文学久已衰颓了，其原因“是在他的至上理想，只专一地在过去内去找寻，而不在生机较高的未来中去找寻——尊礼传统之高如尊礼宗教的教义——繁富的想象力让位于鲁钝的智能，粗疏的形式代替了活动的生命，规律和经典代替了创造力”。（这可能是赖和的读书笔记，见《赖和全集》第2卷第220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把这种艺术观奉为神圣的“旧文学大师们”，只能创作“台湾现代疮烂的固有文化，养成了一般人们懦顺的无二德性”。（赖和：《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赖和全集》第3卷第90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二、融中原文化，沐欧美风雨——文学是社会进步的产物
赖和虽然并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有着唯物主义的文学发展观。他认为，文学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的。他说：
人们的，物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状态，每因时间的关系，环境的推迁，渐渐地变换转移，两生活的表现方式，（文艺绘画雕刻等）也同时随着变迁。由文学史的指示，所谓中原文学，实际、雍容、雅淡的态度，在一时代，受到北方，悲凉、慷慨、雄壮的影响，气质上增益些强分，又受到南方，理想、优游、致密的淘化，词彩上添些美质，后再受到佛学的影响，渗入很浓的空无色彩，最近又被沐于欧风美雨，生起一大同化作用。（赖和：《谨复某老先生》，《赖和全集》第3卷第92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这即是说，中国文学是在中原文学的基础上，吸取了其他地区文学的新鲜血液和有益滋养而发展起来的，向别民族文学学习优长，正是中国文学的传统，这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如果不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进化了，范围扩大了，而精神生活内容充实了，眼界拓展了，就不可能打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也不会有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而这些，正是文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新文学有“西洋风味”、“牛油臭”，正是中国文学的进化。既然人们的生活已经现代化了，固守旧文学阵营的“某老先生”也利用到“汽油的臭味固很强”的报纸，（赖和：《谨复某老先生》，《赖和全集》第3卷第93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那么，“新文学的构成，自然结合有西洋文学的元素”，（同上，第92页。）则是必然的了。
三、耳目所能接触，情感所得体验——新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
赖和认为，“由来文学就是社会的缩影”，新文学家是以“民众为对象”，以反映“现社会待解决、顶要紧的问题”为宗旨，其作品“能认识自我、能为自己说话、能与民众发生关系”，所以，新文学“较有活气、较有普遍性、较易感人、较易克完文学的使命”赖和：《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赖和全集》第3卷第89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新文学的描写对象是社会生活，是“耳目所能接触，情感所得体验的；自然界里、群众中间，拾取题材”赖和：《开头我们要明了地声明着》，《赖和全集》第2卷第206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尤其是处在社会底层的苦力，他们“也是人，也有灵感，他们的呐喊，不一定比较诗人们的呻吟，就没有价值”同③，第90页。。他们“受到鞭扑的哀鸣，痛苦、饥饿的哭声”，是既有的事实，将其描写出来，也是艺术。这正是新文学才能克竟的功能。
四、倡导平民文学，普及民众文化——新文学的社会功利性
赖和注意到了文学的功用，他说：“吾们要申展个性，发见生命的价值，享受生活的趣味和快乐，须要脱出因袭的环境，破弃盲目的生存，创造文化生活才能够达到。”赖和：《未命名（吾们）》，《赖和全集》第2卷第208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而新文学则更具有社会功利性：“我们是要唱道（倡导）平民文学、普及民众文化的这一种艺术运动，那富有普遍性的新文学是顶适用的工具。”赖和：《开头我们要明了地声明着》，《赖和全集》第2卷第205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新文学的宣传作用、启蒙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它的接受对象主要是民众，是要“输许些精神上的养分，配给那对文人文学受不到裨益，感不着兴趣的人们”同②，第206页。。因此，“她的标的，是在舌头和笔尖的合一”赖和：《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赖和全集》第3卷第87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像老妪能解的诗文，乞丐走唱的语曲，都有其文学价值，“有思想的俚谣、有意态的四季春、有情思的采茶歌，其文学价值不在典雅的诗歌之下”同③。。新文学因为包含了这些内容，才愈有普遍性，愈见着精神和热血。
五、光明正大的输入品——台湾新文学的性质
认为“文学革命之呼声渐起，新旧思想之冲突渐烈”是近年来台湾发生的不容忽视的重大事情，而台湾的文学革命即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发展，是受世界潮流的冲击，更是始终追随着祖国五四以后新文学的脚步。由于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在时间上是紧随在大陆新文学运动之后，在其发展的步骤上，也和大陆新文学运动并无二致，由提倡“文字的改革”开始，继而进入“文学的改革”，因此，有人断定，“它的发轫，殆是原原本本抄袭五四后的文学革命运动”王诗琅：《台湾·祖国的文化交流》，原文发表于1949年7月《新希望》第20期，引自张良泽编《王诗琅全集卷九·台湾文学重建的问题》，（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3页。，甚至“更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台湾版”叶荣钟：《台湾民族运动史》，（台北）自立晚报社1990年6月版，第544页。。赖和尽管没有说得这样明白，但毫无疑问，他也是持这种观点的，所以在《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一文中，才会有“台湾的新文学，虽不是创作，却是光明正大的输入品，决不是脏物”之说。这里的“创作”是“创造”之意，赖和认为台湾新文学不是台湾本土的创造，而是输入品。有人根据同一篇文章中“新文学运动，纯然是受着西学的影响而发动的”一说，歪曲赖和之意是说台湾新文学所输入的是“西学”，而非中国新文学。事实上，这句话中的“新文学运动”并不特指台湾，而是泛指中国，这只要对照下面一节谈旧文学，提到先秦、楚辞、汉赋、唐、宋、汉民族、汉人种，等等，就很清楚了。而再下一节，谈到“现时的作品”，特地加上括号里的“台湾”两字，说明这里是特指。赖和本人，也是在祖国新文学运动的辉煌成果的鼓舞下，拿起笔来开拓台湾新文学天地的。他说：
现在的台湾虽尚黑暗，却也有一缕的光明可睹，若说到礼教文明的中华，那旧殿堂久已被陈独秀的七十二生的大炮，所轰废了。赖和：《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赖和全集》第3卷第91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七十二生”应为“四十二生”之误，是英文centimetre的音译。这段话来自陈独秀影响极为深远的《文学革命论》，在文章的结尾处，陈独秀激情地高呼：
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不容否认，赖和受陈独秀的影响是相当明显的。
不少论者都认为，赖和在与反对新文学者的辩论中，一再强调进步的文学观，是与五四文学革命的理论合流的。这是有根据的，可以用赖和的原话作为佐证：“新文学在中国是经过了讨论时期，在开始着建设的工作。不须更引彼时所讨论的例，来辩护解释，空占许多篇幅。”赖和：《谨复某老先生》，《赖和全集》第3卷第95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这是在与“某老先生”辩论文章结尾处所写，意思很明白，自己与“某老先生”的争论内容，已在中国新文学讨论时期涉及过，所以，无须多费口舌。这亦证明了，在赖和心目中，台湾新文学与大陆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是同辙合拍的。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赖和在台湾新文学刚刚起步的20世纪20年代，一方面用杰出的创作实绩艰苦地拓荒，另一方面也颇为重视理论建设方面的工作。虽然其观点比较零散，没能形成系统，但亦不失成熟、稳健，很有说服力，为新文学在论争中战胜旧文学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二节 呕心沥血的付出——新文学运动的推展
怜悯和叛逆是赖和个性的基调，也是以后他从事新文学运动的基本精神。在赖和的胸膛里，有一颗同情弱者的慈悲心。王诗琅说：“他同情弱者。他是看见了贫困的人们悲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