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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不断有年纪大些的红卫兵加进送葬的行列。而年纪小些的，伫立在原地，眼
睛里充溢着不安与惊恐，似乎那抬在四个老表肩上的不是一口白木棺材，而是他们的明
天……
悲怆凄凉的文字让人眼眶潮湿。但是和后来数以万计的红卫兵死难者相比，这个广
州藉女红卫兵应该算是幸运的，她的死毕竟激起了那么多同情和怜悯，毕竟还有那么多
红卫兵战友为她送葬。
“文革”的武斗期间，武汉一位十七岁的女红卫兵和她的十几个战友被包围在一幢
五层楼房里，女红卫兵咬咬牙，冲上楼顶，迎风挥舞那面布满弹孔的战旗，在那一刻，
她也许想到了狼牙山五壮士，舞着，舞着，她忽然扔掉战旗，毅然来到楼顶边缘，甚至
来不及整理一下身上的旧军装，便高呼着那个时代最时髦的口号“毛主席万岁”从楼顶
上跳下去了。这位女红卫兵死得不明不白，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当时，对方一派同
样也是十七八岁的红卫兵们为了煽起更疯狂的仇恨进攻大楼，便利用女红卫兵的尸体作
道具，演习射击瞄准，一阵乱枪扫射，女红卫兵的尸体上千疮百孔。第二天，女红卫兵
这一派的增援队伍来了，同样用女红卫兵的尸体作道具，搞了场声势浩大的抬尸游行。
那确实是一个悲惨的场面：女红卫兵的尸体上覆盖着一面五星红旗，由几名壮汉抬着走
在队伍的最前面，成千上万的示威游行者紧随其后，默默行走着，不时爆发出尖厉刺耳
的枪声——那是纠察队员们在朝天上放枪。游行结束后，女红卫兵被埋进了烈士陵园。
然而，不久这位女红卫兵的尸骨就被勒令从烈士陵园挖出来了。理由再充足不过：武斗
中死掉的反革命暴徒怎么能同革命烈士埋在一起？如此作法，简直是反动透顶了。活着
的红卫兵遭殃，女红卫兵的尸体也跟着遭殃。
在重庆，在桂林，在济南，在西安……这样的挖红卫兵尸骨的情景相当普遍地一次
次上演。历史总是开着一些辛酸的玩笑。有那么一阵，荷裔美国人房龙的《宽容》一书
走俏中国，各种场合，中国人言必谈宽容，仿佛中国历来是一个最谈宽容的礼仪之邦。
然而连十七八岁的红卫兵的尸骨都不能宽容，人们有理由怀疑：侈谈“宽容”对于我们
这个民族来说，仅是一种美丽的谎言。
※ ※ ※
历史早已为红卫兵运动划上了句号。当年的红卫兵曾经是时代风云人物，他们以虔
诚的共产主义信徒和斗士自居，雄赳赳开始了人生之旅，多少年后，他们一个个遍体鳞
伤，心中残存的最后一点骄傲被冤屈和自卑层层包裹，灰溜溜地从乡村返回都市。
都市已经变得陌生。历史站到了另一个起跑线上。当年的红卫兵们，竟有好长时间
苦闷徘徊，久久找不准自己的位置。
比他们年长的第二代人，不屑于去听他们的那点苦难。第二代人自身遭遇的苦难多
着呢！比他们年轻的第四代人，听他们的故事犹如听天方夜谭，目光中流露出的是疑惑
和难于理解。一位二十多岁的研究生说：“他们把自己的苦难夸张到了极点，露出身上
的伤疤当勋章，这是一种虚伪的眩耀，是失败了的一代人的变态自尊。”
面对后来者的指责，当年的红卫兵们宽容地一笑。无数次的苦难磨炼使他们学会了
平静，经历过大风大浪，生活里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激起他们心中的大悲大喜了。
萧然回首来路，这个命，他们认了。
认这个命得要有勇气。同时，认这个命，也不只是意味着向命运屈服和妥协。在他
们心中，始终燃烧着一粒不熄灭的火种——理想主义。
“文革”已经漂泊成炼狱般惨淡的风景，经历过炼狱冶炼锻打的红卫兵，那些从苦
难中挣扎出来的人们，让我们回顾一下痛苦的过去吧，让我们牢记耻辱，让我们时刻提
防新的灾难在新的世纪里继续上演。
1—1、出事了！
地火在运行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人类史上一幕大悲剧上演在即。
当时，毛泽东并不这么认为。他刚刚改定了一篇文章，情绪还有些激动。文章的
标题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是毛泽东称作“红秀才”的姚文元。毛泽
东曾经在小范围的一个圈子里讲过：《海瑞罢官》“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
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按照安排，毛泽东还要去出席一次外事活动。自从1965年秋天离开北京后，这是他
第一次公开露面。外界有许多关于他的谣传，有说生病的，也有说病危的，毛泽东有所
耳闻后只是淡淡一笑，悠然自得地弹一弹手上的烟灰。他的神情镇定又自信，像一位同
他见过面的外国元首所形容的：他看上去像一头海象，一切都显得高深莫测。
这次外事活动是毛泽东有意安排的。他要在公开场合露一下面，让谣传不攻自破。
他很不寻常地邀请了三四十名外国朋友到上海宾馆与他共同进餐，庆祝他的老朋友——
美国左派战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八十寿辰。
毛泽东和江青并排走进了上海宾馆的接待室。他仔细地观赏墙壁上的一幅竹雕，神
情专注，旁若无人。欣赏够了，然后移到第二幅作品前，又走向第三幅作品。满屋子里
的人全都站着，等他开口说话。
毛泽东走向已经准备好的午餐桌前，点燃一支香烟，慢吞吞地说：“医生让我戒烟，
可是我不听那一套，从未想到过戒烟。”说着他笑了笑，请在场的客人同他一起吸烟。
果然，有人掏出了烟卷，气氛活跃了许多。
过了一会儿，他发现吸烟的人不多，就大声说：“不要担心我们是少数派，放心大
胆地抽好啦——真理有时候在少数派一边。”
一席话，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毛泽东的语言很独特，他擅长穷经据典，常常使他
的听众如入云山雾海，不知所措。嬉笑怒骂皆文章，是真名士自风流，即使日常生活中
的普通用语，毛泽东也保持他独往独来的风格。
在场的外国客人中有不少是他的老朋友，对毛泽东独特的语言表述方式很熟悉了。
他们感到奇怪的是，在极力反对越南战争的美国朋友斯特朗面前，毛泽东对越南战争只
字不提，他所谈到的所有国际问题，矛头全部指向苏联。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中国的头号敌人已经由“美帝”变成了“苏修”。1965年秋，
毛泽东刚到上海不久，就写了一首辞锋犀利的诗词：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不须放屁，
试看天翻地覆。”
毛泽东的愤怒虽然融于嘻戏之中，但仍能清楚地体会得到。
毛泽东对苏联的怨恨由来已久。有这么一件事：1964年月10月16日，赫鲁晓夫下台，
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位，11月，以周恩来、贺龙为正副团长的中共党政
代表团赴苏，参加莫斯科纪念十月革命47击年的庆祝活动。11月7日晚，在苏联政府举行
的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竟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
夫搞掉了，你们应该效仿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够和好。”对
这番话，贺龙当即进行了反驳，并向周恩来作了反映，周恩来向苏方提出严重抗议，直
到勃列日涅夫表示道歉才未再加追究。
这件事后来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笑了笑，没怎么在乎。这件事到底对毛泽东有何
影响？影响又有多大？不得而知。但有充分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此后作出了北京可能发
生反革命政变的估计，他多次问过军队和地方的几位领导同志：如果北京发生政变，你
们怎么办？
在国际关系上，毛泽东的战略是：
1、人民解放军不得出国境；
2、只有当敌人入侵中国领土时，中国才给予反击；
3、中国不是反帝力量的前哨，整个第三世界才是（特别是正处于战争中的越南）。
毛泽东的这种战略被国外称作“鸽派”，同政治局内部强硬的“鹰派”相比，“鸽
派”要温和一些。但是这并不等于毛泽东放弃了斗争哲学。已经有敏感的观察家注意到，
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正从“反帝”转移到“反修防修”问题上。
乌托邦的理想
毛泽东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消息第二天见报，并配以他“精神饱满，神采
奕奕”的照片。看着那张照片，毛泽东舒展一下眉头，内心添了几分高兴。他要的就是
这么一种效果：精神饱满，神采奕奕，必要的时候，他还要重上井冈山呢。
1965年秋，毛泽东离开北京时，精神是很郁闷的。他多次指责北京市委搞独立王国，
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曾有一度，这位73岁的老人像个郁郁寡欢的失意人。
从1956年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大”会议开始，毛泽东决定退居二线。1957年，他向
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说：“我将辞去国家主席，到大学里去当一
名教授。”
同年，他在莫斯科向赫鲁晓夫及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领袖人物们郑重宣布：
“我将辞去国家主席。”他还扳着指头顺序点了四个接班人：“第一是刘少奇，第二是
邓小平……”
毛泽东退居二线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上，他正式将国家主席职务移交给刘少奇，由刘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
但是，从1961年起，毛泽东似乎改变了主意。他渐渐对中央第一线失去了信任。尤
其是从各种蛛丝马迹中分析判断得出“一线”正背着他在干一些事时，毛泽东更多愤愤
不平。
举一个例子。一次，几位智利记者访问毛泽东，其中一个说：“前不久在圣地亚哥
举行的中国经济展览引起了很大震动。”
毛泽东听后忽然显得气恼：“你不说，我还不知道有这次展览呢。”片刻，他的灼
灼欲燃的目光扫视一下在场的其他中国领导人，提高了声调说：“看来我们的官僚主义
越发严重了。”
此时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即使是在一线，像这类具体事情也只能算作小事一桩，
用不着去打扰他。显然，他是在借题发挥，发泄心中的郁闷和不满。
他越来越多地埋怨“一线”，也越来越多地不满于自己的失落。在一个外事场合，
他幽默地笑着说：“他们把我当作一尊泥佛，涂了金粉，束之高阁。”换了另一个场合，
他竟有些发火了，愤愤不平地说：“他们把我看作死去的祖先。”
有这么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
1965年1月，中共中央讨论《二十三条》草案时，刘少奇主张不要提“派”，提“派”
打击面太大，从上到下一大片。可以提“分子”比较恰当一些。
毛泽东坚持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后来，“四清”运动中出现了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找到毛泽东，建议纠
偏。毛泽东说：“不是左，是形‘左’实右。”
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再开会研究。
邓小平出于对毛泽东身体状况的关心，提了个建议：“这个会，只讨论具体政策，
主席年纪大了，不一定非参加不可吧？”
谁知道开会的时候，毛泽东气呼呼地来了。他一只手拿着本《中国共产党章程》，
另一只手拿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然后将两本小册子摆在座位前面的桌上，开
始发言：“我是党员，我是公民，总还有点党员和公民的权利吧？现在，一个人不让我
来开会，一个人不让我发言……”
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时候态度很严肃，心情是什么样的，就不好说了。长期的正确使
他过于自信，长期的领袖地位和受拥戴的状况，使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指导党。
1965年秋，毛泽东离开了使他感觉郁闷的北京，他要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好好想一
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当然，他还会再回来的，按照毛泽东的习惯用语，叫做把拳
头收回来，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
※ ※ ※
毛泽东在上海下榻的地方是原来的一家法国俱乐部。陪同他一起到上海的有江青以
及一个小小的私人参谋班子。
除了上海外，毛泽东还不时地到杭州西湖边上的一座别墅里小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