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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天盛律令》记载，官府中还有制金司、织绢院、铁工院、木工院、纸工院、砖瓦院、出车院（造车）等，还有专门刻书的字刻司（见苏联《亚洲各族研究所简报》第六十九期）。这说明有许多手工工匠集中在官营作坊中，分工的专业性强，生产技术也决非不脱离农牧业生产的家庭手工业所可比拟。一九七五年，银川市西夏陵区的正献王墓出土丝织品残片，包括罗、绫、锦等多种。夏国曾经以“变革衣冠之度”为理由，遣使向宋朝求匠人，西夏国内当有不少来自宋朝的汉人丝织工匠。
西夏历朝建筑了许多宫室、佛寺、仓库、驿舍等等。德明定都兴州，即建造门阙、宫殿。元昊又在城内修避暑宫，“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胜”。晋王察哥、权臣任得敬，都有自己的园宅或宫殿。十一世纪末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时，碑文形容说，“众匠率职，百工效技，杇者（杇音污wū，泥瓦匠）、缋者（缋音会huì），画匠），是墁（音慢 màn，涂饰）是饰，丹雘（音护hù）具设，金碧相问，辉耀日月，焕然如新，丽矣壮矣，莫能名状”。这些建筑反映了西夏各种手工艺的技术水平。
四、商业贸易
商业贸易在西夏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继迁以前，党项人居住在银、夏之北，千里不毛，只能用池盐与边民交易谷、麦，羊、马及畜产品可供交换的也不多，贸易百货都要靠中原供应。宋太宗淳化四年（九九三年），为了压制继迁，采取“绝其青盐不入汉界，禁其粒食不及蕃夷”的措施。宋执行禁令几个月后，造成了意料不到的被动：一、沿边私市长期互通有无，禁后犯禁者更多；二、党项人得不到粮食，相率在边境掳掠；三、引起内属熟户不满，万余帐叛宋归附继迁；四、关陇汉族人民得不到食盐，也在境上“骚扰”。宋朝又只好解除禁令（《宋史·郑文宝传》）。此后，宋朝依据对夏斗争的需要，又多次实行禁盐和禁市的措施。
盐是宋朝国家垄断的商品，山西解县等地盐池的收入，是陕西财用的重要来源，而鄂尔多斯的“青盐价贱而味甘”，解盐不能同它竞争，所以宋朝最不愿意进口的是盐。德明屡次请求宋朝放行青盐，都遭拒绝。元昊同宋朝言和，首先就要求岁卖青盐十万石，也因为是他“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于青盐”（《包拯集·论杨守素》）。而青盐又“出产无穷”（《宋史·孙甫传》），所以夏最需要出口的也是盐。宋始终不答应西夏销盐的要求，又无法割断沿边熟户与夏人历史的联系，边臣只好“宽其禁以图安辑”，只对汉户犯者处刑，但犯禁者始终不断（《韩魏公集·家传》）。盐的交易在民间通过私市进行。
德明继位，停止对宋作战，派遣使臣商谈同宋朝恢复贸易。一○○六年（真宗景德四年），宋朝正式允许通市，宋朝官方的货品单中，收购的有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等。输出的有缯、帛、罗、绮、香药、瓷器、漆器、姜、桂等。德明每年派人以羊、马在边界与宋人贸易，规定按交易数量为赏罚，有时还杀死贸易不力的使人（《东坡志林》）。
宋朝缺乏战马，需要买进西夏的马。一○四五年，宋仁宗出内藏库绢二十万匹买马于府州、奇岚军。一○五五年，又以银十万两买马于秦州。以后岁以为常。西夏因战争的消耗，有时也要向吐谷浑及其他党项人买马。德明卖马给宋，元昊说：“以马资邻国，已失计矣”。不过并未禁止输出马。
宋朝输出的商品中，粮食是大宗，但主要通过沿边农、牧民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茶也是大宗，大多通过岁赐和交换马的方式输出。西夏很需要宋的金属品（铜、铁、锡、钱币等），但宋朝常加限制。
西夏同宋贸易有多种形式。一种是通过进贡的形式。夏以名义上称臣的方式，向宋进贡马、驼等，换取宋的回赐。一○○六年，宋朝一次赏给德明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茶二万斤。元昊称臣，宋的岁赐达银七万二千两，绢帛等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这实际上是一笔数字巨大的贸易。德明派进奉使赴东京，同时要求购买所需货物，实际上是以进奉为名做买卖。起初，使者出入民间没有限制。元昊时宋规定设馆舍招待，由官方主持贸易。金朝也采取相似的办法，使人入境，可以同富商交易；到了京师，可以留在会同馆互市，甚至金朝的外戚大臣也参与买卖，贸易大为开展。
夏、宋商民的大量贸易是在官方设立的榷场进行。一○○二年，继迁自己在灵、夏二州蕃族屯聚的赤沙川和橐驼口，分别置会（市场）同熟户贸易。一○○七年，宋朝正式在保安军置榷场，除官市者外，其余货物民间可自由交易。一○二六年，并、代部署司也开设了西界和市市场。一○四四年，元昊要求恢复夏、宋通市，宋朝开放保安军和镇戎军的高平寨市场。两年后，迁保安军榷场于顺宁寨。次年，又通河东银星和市。此外，还有绥州界年的抚宁和市场、环州以北的折姜会市场等。一○六○年，宋朝在秦州古渭、永宁寨、原州、德顺军置场买马，由京师每年支银四万两，绸绢七万五千匹充马价，每年买良马达八千匹，仅古渭寨一地每年就用钱十余万缗。宋朝在这些地区购买的马匹主要当来自西夏。每逢西夏发动侵掠和边界纠纷时，宋朝常以封闭市场和禁通贸易相威胁。和好时，夏遭饥馑，宋朝也取消粮食出口的禁令。市场的开闭，常常是为了适应宋对夏政治斗争的需要，经济上并不看重它。夏国依赖和市“如婴儿之望乳”，所以宋朝能以此胁制夏国。宋、夏通好时，双方人民都欢迎开市，出现“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四）的盛况。
另一种是私市。宋、夏关系恶化时，宋就禁绝一切贸易。但法禁稍一松弛，夏人就同边民私下交易，日夕公行，所以西夏即使失去岁赐，靠互市之利还可维持。宋朝的诏书也承认，累戒陕西、河东诸路禁止边民同夏人交市，但“颇闻禁令不行”。甚至边防军官也同夏人贸易，无法断绝。夏人一般是驱牛、马到边境博籴米谷。禁令严格时，就将大段牛、羊肉、青盐包裹，私下换取粮食。德明时，还常派人携带违禁商品从小道到边境私市。麟、府州汉民也有带轻细货物直接去夏州境内所设榷场贸易的。
夏对辽的贸易比对宋规模小得多，市场在西京西北的东胜、天德、云内、银瓮口等处，后来金朝也继续开放这些市场。在关陇地区，金开设了环州、保安军、兰州、绥德等榷场。辽禁止夏国使臣沿路私市铜、铁，后又禁止边民卖铜、铁给夏国，并严禁夹带交易。
夏国在西边同回鹘贸易。回鹘的商品主要是珠、王，还有棉织物、丝毛织品、药材、香料、镔铁刀、乌金银器等。这些货物主要是通过夏国贩往来、辽和金境年，夏国边将和官吏从中取十分之一的过境税，然后又以珠、玉交换中原的丝帛。
五、货 币
西夏起初没有自己的货币，贸易是通过实物交换或使用宋朝的货币。夏景宗元昊时开始铸钱。现在见到最早的钱是天授（一○三八——一○四八年）通宝，此外还有大安（一○七五———○八五年）、贞观（一一○一——一一一三年），大德（一一三五——一一三九年）、乾祐（一一七○——一一九三年）和天庆（一一九四——一二○五年）等。又有番汉字并列的天赐（天赐礼盛国庆，一○六九——一○七四年）和大安宝钱。
夏崇宗乾顺时开始铸造汉字钱，元德（一一一九——一一二六年）通宝。仁宗以后，陆续铸造天盛（一一四九——一一六九年）、乾祐、天庆、皇建（一二一○——二一一年）、光定（一二一一——一二二三年）元宝。一一五八年，仁宗仁孝正式建立铸钱的专门机构通济监，大量铸造天盛元宝钱。天盛钱传世较多，铸钱技术也超过了辽钱。
天盛元宝 乾祐元宝 乾祐宝钱 天庆宝钱
西夏铜钱
撉房畹上反映的西夏货币使用情况
（二）文化概况
一、文 字
西夏建国时，夏景宗元昊和野利仁荣等创制西夏文字，称“国书”。野利仁荣演绎为十二卷，是西夏最早的一部字书。西夏文模仿汉字，字形方整。字体也有草书、隶书、篆书。文字结构有全、左、右、干、头、下等区别。字体的创制，多用汉字六书的会意法。如闪为电傍、霹傍。也有以类相从法，如属于丝织品的字自成一类。西夏文中还有时直接借用汉字，如圣字，字义和读音都作圣。但西夏文字多用左撇，无直钩，这又与汉字不同。西夏文字的创制，是夏国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国家的一个标志，同时也为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西夏国书创制后，公私文书都用国书书写，但汉字仍在夏国通行。夏国给宋朝的文书，多用西夏文和汉文并列书写。夏国铸造的钱币也有国书和汉字两种文字。惠宗秉常时铸造的夭赐宝钱、大安宝钱都是两种字同时并列，以利于在各民族间流通。现存西夏碑刻。
如一○九四年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也是西夏字和汉字同时并列刻石。西夏国内，汉族居民和党项族居民长期共处，两种文字同时通行，也有利于相互学习。骨勒茂才在《番汉合时掌中珠序》中说：“不学番语，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情。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骨勒茂才看到了党项人和汉人互通语言文字的重要，提倡相互学习，以增进彼此的了解。这个见解是极可珍贵的。
二、语文著述
随着西夏文字的广泛应用，西夏学者编纂了多种说明西夏字声韵、字义和结构的书籍。《音同》是按声排列的字汇，仿《切韵》的九音分类编辑，收入六千余字。《五声切韵》编排与《音同》一样，是仿司马光的《切韵指掌图》编纂的西夏字韵表。《文海杂类》也是按声排列的字典，每一字下都有解释，分别说明字体构成、字义、发音。《文海》的内容与《文海杂类》一样，但它是一种仿照《广韵》按韵排列的字典。梁义礼编的《义同一类》属于另一种类型，是一部大型的同义语字典。还有一种按字形和概念分类排列的字汇，如《杂字》、《三才杂字》等，书中分天、地、人三部，以下再分小类，如“地”部分牛、羊、男服、女服、山、河海、宝、丝……等，这类字书收编字数不多，没有解释。元昊曾命人译《尔雅》、《四言杂字》供番学之用。可能这些书是《四言杂字》一类的西夏字识字读本。另有一种字书名《要集》，每字下注有汉义，用西夏字表汉字音，兼有帮助学习汉文的用途。
一一九○年，骨勒茂才编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是一部西夏语汉语字典，也是按天地人“三才”分类，收编常用词，用汉字注“国书”的音、义，又用“国书”注汉义所用字的音。汉字注音难以准确，《掌中珠》采用了反切法，同时旁注“合”（合口）“轻”（轻呼）等字以表示发音部位，说明编者力求审音精确，是一部优良的夏汉字典。
三、汉文经虫的译注和流传
夏国儒学逐渐流行，主要依靠来自宋朝的经书。夏国推行儒学，陆续将汉文经书译成西夏文字。额济纳夏黑水城出土的古书中，有《孝经》、《论语》、《孟子》的西夏文译本。《论语》和《孟子》都有西夏人自己作的注释。还有一种无题书，内容全是《礼记》、《左传》、《周书》、《毛诗》的引文辑录。
斡道冲八岁时以《尚书》考中童子科，年长后通晓五经，曾译《论语注》，又作《解义》二十卷，称《论语小义》。并著有《周易卜筮断》一书（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西夏相斡公画像赞》）。
夏景宗元昊自称是“循拓跋之远裔”，对元魏“为帝图皇”的事业很为景慕。一○五五年，谅祚遣使者向宋购买史传和佛经，宋朝“以史有东晋、元魏间事，不可示夷狄，只与佛书。”赐《大藏经》。一○六二年，又向宋上表求太宗诗草隶书石本及《九经》、《唐史》、《册府元龟》。
宋仁宗准予《九经》。中原的史籍逐渐流入夏国。黑水城发现题名《十二国》的史书，是春秋时十二国历史的西夏文译本，可能译自宋人的《十二国略史》（见戈尔巴捷娃，克恰诺夫：《西夏文抄本和刻本》）。现存的《类林》一书，体制同《太平广记》相近，可能原本是金人编的一种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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