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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历代皇帝也经常在达鲁河或鸭子河（混同江）的春捺钵钩鱼。捕获头条鱼后设宴庆祝，称“头鱼宴”。这种捕鱼法，长久流传。元朝时，张德辉至肿胸河（胪朐音卢居lu jū），当地居民说，河中有三四尺长的大鱼，春夏秋都不能捕得，到冬天可凿冰捕获。（《塞北纪行》）直到现在，我国北方某些地区仍然沿用凿冰钩鱼法。据《北史·室韦传》记载，室韦族曾有过凿冰入水“网取鱼鳖”法。凿冰钩鱼的生产方法当是契丹劳动人民的一个创造。
射猎 《唐书·契丹传》说：契丹“射猎，居处无常”。契丹建国后，仍旧长久保持狩猎生产（《辽史·游幸表序》）。契丹妇女，自后妃以下，也都长于骑射，和男子一起田猎。按照季节的不同，大体上是，春季捕鹅、鸭，打雁，四五月打糜鹿，八九月打虎豹。此外，也射猎熊、野猪、野马，打狐、兔。狩猎以骑射为主，辅以其他方法。如射鹿：在鹿群必经之地洒上盐，夜半鹿饮盐水，猎人吹角仿效鹿鸣，把鹿引到一起，聚而射之，叫做“舐梗｛同碱）”，又叫“呼鹿”。射鹿历来是契丹狩猎生产中的一个重要部门。《北史·契丹传》记北朝时契丹风俗，父母死三年后收尸骨焚烧，祝告说：“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野猪）鹿”。东丹王倍善画契丹人物射猎，有千鹿图为宋朝所得。辽庆陵壁画，也画有鹿的形象。捕捉鹅、雁、野鸭等飞禽，多利用饲养的鹰鹘，特别是产于东北的海东青鹰。辽朝每年都要到女真等部捕捉或强索海东青饲养。辽帝春捺钵捕鹅，先由猎人找到有鹅的地方，举旗帜为号，周围敲起扁鼓，把鹅惊起，然后放鹰捕捉，鹅坠下后，用刺鹅锥刺死，举行“头鹅宴”祝贺。春捺钵以海东青捕头鹅，带有多少固定的典礼性质。一般契丹猎人，当只是饲鹰捕捉飞禽，鹰是他们生产中的助手。契丹人又用豹作助手，驯豹捕兽。宋绶至契丹，看到引出三个豹，很是驯服，在马上依附契丹人而坐，狩猎时用它来捕兽。（《宋会要稿》）陕西乾县近年发现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出猎图》，画一骑射猎人，背后一驯豹蹲坐马背，随行出猎。又一猎人，背后豹不驯，猎人在马上回视，怒目挥拳。唐武后时，陆续收编契丹流散部落，任用契丹降将（如李楷固、李光弼）。唐人的驯豹猎兽，很可能是从契丹传来。唐壁画的情景当近似于契丹的情景。
畜牧 畜牧业是辽朝契丹的主要生产部门。《辽史·营卫志》说：“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败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辽代契丹仍是随水草放牧，即所谓“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湩音冻dòng）（《辽史·食货志》）。但各部落实行地区性统治后，除战马外，分地以牧，各有多少固定的“分牧”地区。放牧的牲畜以驼、马、牛、羊为主。骆驼用以载运物资，也用来拉车（沈括：《熙宁使虏图抄》）。牛用来载物、拉车（迁徙有毡车，运载有大车，送终拜陵用牛车），兼供乳食。羊主要供取皮毛和肉食。马是主要的牲畜，所谓“其富以马，其强以兵”（《辽史·食货志》）。契丹射猎、放牧、交通、作战都不能离开马匹。《辽史》记载牲畜价格，分驼、马、牛、羊四等。但在牲畜中，马和羊数量最多，也最重要。述律后对辽太宗说“我有西楼羊马之富”。羊和马从来是契丹牲畜财富的代表。早自契丹建国前，历代贵族对北方游牧族作战，总要大量掳掠牲畜。建国后，被征服的各族也要每年把一定数量的牲畜进贡给辽朝。对外掳掠所得，分赐作战将士。因而牲畜的占有有官、私之分。私有数量的多少，又有了贫富之别。辽朝封建制确立后，各部出现的大批贫民，主要当是贫苦的牧民。官有的牲畜拥有极大的数量。据《辽史·道宗纪》：道宗时“牧马著息，多至百万”。辽朝在各地区设有“群牧使司”、“马群司”、“牛群司”等各级官员管领。边地各族历年进贡的牲畜，大概即由驻在当地的群牧官就地管理，因而天祚帝亡前，西北边地仍拥有大批的马群。大石西行时，西北各族进献马、驼、羊等大批牲畜，奠立了辽朝西迁和重建的基础。
二、农 业
辽太祖阿保机采韩延徽策，安置俘掳的汉人在北地从事垦艺。此后，各投下州的汉族人民，也务农耕作。契丹封建制确立后，又出现了租种契丹、奚贵族田地的汉人佃户。九八二年，景宗诏：“诸州有逃户庄田，许番汉人承佃，供给租税”（《宣府镇志》）。宋苏辙使契丹，在中京南见奚人役使汉人佃户，有诗云：“奚君五亩宅，封户一成田，故垒开都邑，遗民杂汉佃”（《栾城集》）。据《契丹国志》记载，辽时中京一带的奚人也已从事耕种。契丹本族人民经营农耕，当始于太宗得燕云之后。《辽史·食货志》记辽朝建国前匀德实已“相地利以教民耕”。这一传说如果包含有可信的成分，当也只是个别地区的原始的耕作。太宗时才有开垦农田的明确记载。九三九年，以乌古居地水草丰美，命五院六院两部的瓯昆、乙习本、斡纳阿刺等三石烈人迁居到这里。次年，又给予海勒水一带地为农田，从事耕作。又诏有司教民播种纺绩。九四六年，诏“敢伤禾稼者，以军法论。”（据《辽史·营卫志》。同书《食货志》记述有误。）圣宗过藁城，见乙室奥隗部妇人种黍已熟，派人帮助收割，可见契丹部落中确已有部分居民参加农耕，但在契丹族的整个的经济生活中，还不如牧业的地位重要。到道宗时，农业耕作才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道宗派耶律店古率部在炉胸河边垦田，收获后即移屯镇州。耶律唐古在镇州连续十四次获得丰收，积粟几十万斛。马人望为中京度支使，到任半年，经营得法，也积粟十五万斛。东京道的咸、信、苏、复等五十多城，都设置了和籴仓；果陈籴新，允许百姓借贷，收息二分，各处所积不下二三十万石。《辽史·食货志》说：“辽之农谷，至是为盛”。
燕云十六州的汉人地区是辽朝农业的基地。辽朝统治者多次下诏募民垦荒，开辟农日。九九五年，准许昌平、怀柔等县百姓开垦荒地。九九六年，募民耕种滦州荒地，免租赋十年。一○八九年，辽道宗赐给山西灵丘一所庙宇山田一百四十多顷。这个事实说明山区也已大批开辟了山田。
辽朝农作物，燕云地区仍以稻、麦为主。九八七年，李仲宣撰《枯唐寺创建讲堂碑记》说，蓟州“地方千里，籍冠百城，红稻青粳，实鱼盐之沃壤。”一○六四年，道宗下令禁止南京百姓决水种植粳稻。天柞帝时，燕京“稻粱之属，靡不毕出”。蓟州三河县北乡有寺庄一所，景宗乾亨（九七九——九八三年）以前，垦田三十顷，其中种麦一千亩，都是上等的好田。
辽朝在农耕方面也有所创造。宋朝派往辽朝的使臣王曾记述他所看到的情形说，自过古北口，居民都住 草房板屋耕种，没有桑拓等树木，因为怕吹沙壅塞田地，种地都在垄上。《辽史·食货志》也说：辽地多半是沙碛，三时多寒，春秋要及时耕种收获，种黍要因地势高下，与中原不同。辽朝在北方风沙地带，因地势高下在坎上作垅田，是劳动人民的一个创造。
稻、麦、粱、黍之外，契丹旧地又多种罚Вㄒ艏莏ì，糜子米）。《五代会要》说，奚人种罚В锸蘸笤谏较伦鹘汛⒋妫蠓＇作粥。《后汉书·乌桓传》说，乌桓居地宜于种罚А４蟾抛远阂岳矗陀兄址＇的传统。宋朝使臣去辽，辽朝多以乳粥诗客（朱彧《萍洲可谈》，王洙《谈录》）。梅圣俞《送景纯使北》诗：“朝供酪粥冰生碗，夜卧毡庐月照沙”（《宛陵先生集》）。乳粥或酪粥当是用罚е瞥伞Ｋ纬颖渌爸杏蟹＇米一种。《东京梦华录》记载，宋朝京城开封，中元节时沿街卖罚追梗美醇漓胱嫦取Ｖ址＇非辽朝所特有，但在契丹、奚的农作物中，罚墙衔匾囊恢帧�
汉地所无而辽朝已先有的作物是西瓜。辽太宗灭后晋后，晋同州郃阳县令胡峤随萧翰入辽，七年后逃到后周，撰《陷北记》记述在辽朝的见闻。胡峤说，自上京东行到一处平川，多草木，始吃西瓜。据说是契丹破回鹘得此瓜种，施用牛粪搭棚种植。瓜的大小象中原的冬瓜，但味道很甜。（《契丹国志》胡峤：《陷北记》）在唐人文献中，不见有关西瓜的记载。胡峤的记述也说明，前此汉地并无西瓜。（李时珍《本草纲目》主此说）辽朝自回鹘得瓜种，移植成功，以后传入金、宋，才逐渐为汉族农民普遍种植。西瓜自回鹘传入契丹，又自契丹传给汉族，在我国各族人民的经济交流史上，是一个值得记述的事件。
西辽灭亡后，耶律楚材于一二二二年到河中府，有诗云，“万顷青青麦浪子”，“冲风磨旧麦，悬碓杵新粳。”描写出当地农业稻、麦丰收的繁荣景象。辽朝统治下的契丹族、汉族以及其他各族人民，不仅开发了我国的东北地区，也使西辽统治地区的农业得到了发展。
三、手工业
铁冶 在辽代的手工业中，冶铁占有重要的地位。契丹建国前，已开始有铁。阿保机征服室韦后，又有坑冶。胡峤《陷北记》说：室韦有三族，地多铜铁金银，室韦人制作的铜、铁器很精好（又见《辽史·食货志》）。大抵契丹从室韦人那里学得了坑冶法。阿保机灭渤海后占据广州，本渤海铁利府，改名铁利州。此地原为渤海铁冶地区，多有铁矿，成为辽朝的一个铁冶基地。阿保机又以渤海俘户在上京道饶州置长乐县，内一千户冶铁纳贡。宋朝使臣王曾在柳河馆西北，也见有渤海人就河漉沙石炼铁。渤海在店时即擅长冶铁。《新唐书·渤海传》以渤海“位城之铁”为名贵出产之一。渤海冶铁术传入契丹，推动了辽朝冶铁业的发展。辽朝东京道尚州东平县有铁矿，采炼者三百户，按赋税制度供铁。阿保机南征幽、蓟，在还军路上发现银、铁矿，命置矿冶。冶炼者可能是俘掳来的汉族人民。契丹奴隶采炼的铁矿，有柳湿河、三黜古斯和手山三处。起初冶炼者是诸斡尔朵和大族（皇族）的奴隶，圣宗时置为易术（铁）部。柳湿河和三黜古斯的今地，还不能确指，手山就是今鞍山的首山。首山附近曾发现过深达十八米的辽代矿坑，更加证明：辽朝的奴隶们是鞍山铁矿的最早的开采者。鞍山铁矿，现在经过我国钢铁工人的辛勤开发，已经建设成社会主义的钢铁基地。追本溯源，辽朝奴隶们创始的功绩，是值得纪念的。
辽东一带，自西汉以来即在乎郭设有铁官冶铁。辽阳汉墓曾有大批铁器出土。辽朝的铁冶也多在这一地区，所以在东京设户部司管领。在辽朝的铁冶业中，又以冶炼镇铁最为著称。《金史·太祖纪》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于是国号大金”。金朝依女真完颜部住地按出虎（女真语，义为金）水为国号，辽朝可能也是依辽水建号。《金史》所纪，出于附会，不甚可信。但辽朝号称出产镔铁，却是事实。镔铁是一种精炼的铁，接近于钢，或者即可认作是钢的一种（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有此说）。《隋书·西域传》载波斯产镔铁。宋人乐史《太平寰字记》说罽宾（罽音记jì）也产镔铁。《契丹国志》记大食等国向契丹贡献的物品中有“宾铁兵器”。辽初，大食仅“来贡”一次，《辽史》不载贡品，《国志》所记是否有据，不可知。大食的镔铁可能对辽有所影响，但显然不起决定的作用。沙俄的布勒士奈得在《中世纪研究》中说，镔铁是在十二世纪时由阿拉伯传入中国。他完全忽视了早在十世纪时辽朝以产镔铁著称的事实。王曾去契丹，至打造部落馆见有“番户”百余，锻铁为兵器。辽朝贺宋朝正旦，有镔铁刀作礼物。辽朝拥有丰富的铁矿，经过室韦、渤海、契丹和汉族等各族劳动人民交流冶铁技术，锻炼出质量较高的铁或较低的钢，是可能的。
金银 阿保机俘掳蔚县汉族人民，在泽州立寨“采炼陷河银冶”（《辽史·地理志》），又在征幽蓟还军道上，发现银铁矿，命令开采。灭渤海后，在富州置银冶，改名银州。圣宗时，在演河北阴山及辽河之源各得金银矿，开矿采炼。现存辽代的石刻碑记中也反映出，辽朝境内的银冶存在于许多地区。大抵辽朝的金银矿，以汉族人民为主，与渤海、契丹等各族人民共同冶炼，并共同发展了金、银手工业。近年辽宁、河北各地出土大批辽代鎏金和银制手工艺品，包括鎏金马具、饮食用具、各种首饰和佛教器物，这些金银制品继承了汉族手工业者的传统技艺，又溶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