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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王室决意投降，右相逃跑。谢后加给文天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称号，要文天祥与吴坚等去元军议降。文天祥与伯颜争辩不屈，又怒斥南宋降将。伯颜放吴坚等回临安，将文天祥扣留在军营，随后又押解北去。三月，伯颜入临安，荣王与芮投降。伯颜将全后（度宗后）和帝显等俘虏北去。谢后因病暂留临安，随后也被押解到燕京（元大部）。统治达三百年之久的赵宋王朝宣告灭亡了。
元军人临安，南宋灭亡。各地军民仍然继续坚持抗元战斗，在宋代的历史上，写下了最后的篇章。
淮东地区的斗争——南宋亡后，夏贵以淮西全境降元，淮东扬州、真州等地拒不奉沼，坚持据守。
李庭芝、姜才守扬州。元军派李虎到扬州劝降。李庭芝将李虎杀死。元军又派使者以谢后手诏招降。李庭芝在城上对使者说：“奉诏守城，没有听说以诏谕降。”帝显等南宋皇室被元军俘虏北上，途经瓜洲。姜才领兵数千人出战，企图中途截夺皇室，被元兵击退。元阿术军派兵扼守高邮，断扬州粮道。扬州城中粮绝，兵士以牛皮、麹糵（音聂niè）作食物，仍然拒战不屈。元军再度招降，又被李庭芝拒绝。一二七六年七月，李庭芝、姜才领兵去泰州，准备南下抗战，命朱焕守扬州。未焕降元。阿术军进围泰州。李庭芝、姜才战败被俘，遇害。元军攻真州，守将苗再成英勇战死。
闽、广和江西的斗争——一二七六年初，临安危急时，秀王赵与择护从九岁的益王（原封吉王）赵昰和六岁的广王（原封信王）赵昺出海，二月到温州。礼部侍郎陆秀夫和将官苏刘义等到温州，往见陈宜中，商议起兵。张世杰也从定海到来。三月，陆秀夫、陈宜中、张 世杰等拥赵昰、赵昺到福州。五月间，拥立益王昰作小皇帝，改元景炎树起宋朝的旗帜，图谋恢复，继续抗元。陈宜中任左相兼枢密使，李庭芝任右相，张世杰任枢密副使，陆秀夫签书枢密院事，苏刘义为殿前指挥使。宋兵仍有十七万人。
文天祥被押解途中，经过镇江，乘元兵不备，在夜间逃出，走到真州。坚守扬州的李庭芝以为文天祥投降后又来劝降，令真州守将苗再成拒绝。文天祥去扬州不成，改道经高邮、通州从海上逃到温州。福州新建的小朝廷派人来温州召文天祥。五月间，文天祥到福州，建议从海道恢复两浙，陈宜中不许。七月间，文天祥在南剑州建立都督府，号召各地起兵，夺回江西。原随从文天祥起兵的江西兵士，被元朝遣散。刘洙召集一部分旧部来到福建。福建当地人士也参加了文天祥的队伍。十一月，文天祥移兵到汀州。
这时，元兵自浙江南下，进入福建。知南剑州王积翁逃跑，南剑州失守。陆秀夫、张世杰护卫帝昰逃上海船。元兵攻占福州，进至福安县，秀王赵与择战死。十二月，帝昰等的海船停泊在广东惠州附近，在水上流亡。
景炎二年（一二七七年）正月，文天祥率部移驻漳州龙岩。三月，又移到南岭下的梅州。五月，越过南岭进入江西。江西各地纷纷起而响应。彭震龙在永新起兵，收复县城。文天祥的另一妹夫吉州龙泉人孙栗也在本乡起兵。吉州人民一直在自发地起来抗元。泰和县针工刘士昭曾经联络当地人民，企图夺取县城，被元兵捕获。刘士昭血书“生为宋民，死为宋鬼，赤心报国，一死而已。”自杀殉国。南安军巡检（低级军官）李梓发起兵守城，元兵万余人猛攻不下，到文天祥进兵时，仍然在坚持据守。江西各地人民顽强不屈，坚持战斗，为文天祥进兵准备了条件。文天祥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进入会昌，在雩都大败元军，进而攻下兴国，收复赣州和吉州的属县。文天祥驻兴国指挥军事，分派赵时赏、邹渢（音冯féng）领兵攻打赣州和吉州的州城。一时之间，颇有复兴的气势。
元朝随即派出骑兵，由江西宣慰使李恒（西夏人）率领，发动反攻。围攻赣州的文天祥部被元兵打败。元兵乘胜进攻兴国大营。文天祥北上，企图与吉州邹渢部会合。行至中途，邹渢部也被元兵击溃。八月间，文天祥走到庐陵，遭到元兵追击。文天祥部下的老将巩信率领兵士数十人守住方石岭的山口，掩护文天祥撤退。巩信身中数箭，仍坐在大石上巍然不动。兵士中箭负伤，也依然倚岩石挺立。巩信等全部牺牲后，元兵从山下望去，以为仍有兵士把守，不敢轻进。文天祥得以率部撤走。次日，文天祥部又被元兵追及。赵时赏自称是文天样，被元兵捉去，被害牺牲。文天样躲过追兵，退到汀州，整顿残部，又转到循州，屯兵南岭山中。
文天祥这次迸兵江西，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迅速取得胜利，又以寡不敌众，迅速遭到失败。文天祥部与帝 昰的小朝廷失掉了联系。这年冬天，即在南岭山中度过。一二七八年二月，才又进乓海丰，向潮州移动。
这年三月，帝昰在广州湾的碙洲（碉音冈gāng）病死。陆秀夫、张世杰又拥立八岁的卫王赵昺作皇帝，改元样兴，继续打着宋朝的旗帜。除宜中见恢复无望，又乘机溜走，逃往占城。六月间，帝昺的小朝廷迁到大海中的厓山，作为最后的据点。
元朝以张弘范为都元帅，李恒为副，率领水军和骑兵，海陆并下，进攻闽、广，企图最后消灭宋军的残余。邹渢在吉州败后，仍率领余部在江西战斗，这时也到潮阳来会师。元兵大举南下，文天祥在十二月退出潮阳，转到海丰北的五坡岭，准备进山固守，不幸被元兵追上。邹渢自杀殉国，文天祥被俘。
祥兴二年（一二七九年）正月，元朝的水军大举进攻厓山。张弘范把文天样也押到船上。元军的舰队经过珠江口外的零了洋。作了元朝俘虏的文天祥，想到当年在赣州起兵时赣水的皇恐滩，面对零丁洋，抱定至死不屈的决心，作诗说：“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四年）。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皇恐滩头说皇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史册）。”元军舰队到了厓山，张弘范要文天祥写信给张世杰劝降。文天祥写出他的过零丁洋诗，作为回答。
张弘范统领的元朝水军，共有战船五百艘，这时只到达三百艘。张世杰有战船一千艘，兵民二十余万。两军在海上对阵。张世杰把宋水军结成一字阵，用绳索将船只联结设防。帝昺、杨后和小朝廷的官员全部上船死守。元兵用火攻，被宋军击退。张世杰统领的宋军，这时在兵力上还处于优势，但只作防守的准备，无意出击。正月底，元朝战船陆续到达。李恒也从广州领兵赶到。二月初六日晨，元朝的水军发起猛攻。元军用炮石、火箭作掩护，突破宋水军阵角，跳上宋船，短兵接战。宋军大败。陆秀夫见无可挽回，抱帝昺投海死。宋官兵或战死或投海殉难。战斗到黄昏结束。几天后，海上陆续漂起的尸体有几万具。张世杰拥杨后乘小船突围而出，退到螺岛，招集残部，图谋再举。四人后遇大风，海船覆没，张世杰等都死在海里。宋朝这支残存的抵抗力量，也完全覆没了。
张弘范得胜而回，把文天祥押解到元大都，关在狱中。元朝统治者用尽一切办法，劝诱文天祥降元，都被拒绝。宋朝的状元宰相留梦炎，逃跑后投降元朝作官，奉命到狱中劝降，被文天祥骂走。元朝又派俘掳来的亡国皇帝赵显去劝降。文天祥只是连声说：“圣驾请回”。文天祥决心宁死不降，在狱中作《正气歌》说：“是气所旁薄，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文天祥被关押三年余，在拒绝了忽必烈的亲自劝降后，被元朝杀害，英勇就义。
厓山败后，曾经上书指责贾似道而遭到贬斥的陈仲微，流落到安南，仍然企望以“回天力量”反元复宋。四年后，病死在安南。临终作诗说：“死为异国他乡鬼，生是江南直谏臣。”安南国王作诗哭悼说：“痛哭江南老巨卿，春风揾（音问wèn）泪为伤情。”“回天力量随流水，流水滩头共不平。”表达了对陈仲微抗元斗争的同情和支持。
四川地区的斗争——自宋朝南迁以来，四川军民一直坚持反抗民族压迫和侵掠，具有光荣的战斗传统。南宋亡后，在闽、广地区坚持最后斗争的同时，四川人民也还在坚持战斗。
坚决抗元的王坚被调离后，部将张珏（音觉jué）奉命守合州。四川地区一直在和元军反复展开激战。一二七五年，元军大举向四川进攻，叙州、泸州（江安州）等地的守臣相继投降。张珏拒绝了元军的两次招降，坚持据守。一二七六年，南宋朝廷在临安投降时，张珏在积极备战，计划收复失地。元军围重庆，张珏派遣张万率领水军到重庆，协助守城，出击元军。六月间，收复沪州，大败元军，解除了重庆之围。十二月，重庆守臣迎张珏入重庆，任四川制置使。
帝显降元，诏谕各地投降。张珏拒不奉诏。得知赵昰、赵昺进入广东后，派兵士探访下落，并在钓鱼城营建宫殿，准备迎赵昰来四川，重建宋朝。一二七七年六月，元军大举进攻，占领涪州、万州。十一月，泸州被元军攻破，守臣王世昌自杀。元军集中兵力包围了重庆。
元军派泸州降将向张珏写信劝降，张珏拒绝。一二七八年初，元军猛攻重庆。张珏出城激战。元将汪良臣（汪德臣弟）被射中四箭。张珏终因寡不敌众，退守孤城。张珏部将赵安开城门降元。元军入城，张珏仍率部巷战。败退后乘船东下，被元军追到。张珏被俘后，仍然拒不投降，一二八○年被元朝杀害牺牲。
元朝灭亡了赵宋，但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并没有由此而终止。在元朝统治下，各族人民继续不屈不挠地展开了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搏斗。
第三章 辽朝的建立和政权的西迁
第一节 辽朝的建国和奴隶起义
早在公元四世纪，即西晋、南北朝时期，在我国北方的潢河（西拉木伦河）和土河（老哈河）一带，居住着契丹族。这时的契丹人，主要还是经营渔猎。一年四季，都在河中捕鱼，冬春水冻，凿冰钩鱼。男子和妇女都骑马射猎。稍后，契丹人也经营畜牧。他们住在帐篷里，“逐寒暑，随水草畜牧”，在各处往来迁徙。
契丹的母系氏族制时期，没有留下历史的纪录。一个长久流传的历史传说是：有男子乘白马沿土河而来，女子驾青牛沿潢河而来，至木叶山，相遇为配偶，生八子，以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这个传说显然没有他们的历史那么古老，至多是反映着由母系氏族制过渡到父系氏族制时期迁来这里的一段记忆。八子分八部说，表示着契丹八部之间有着互为兄弟的血缘联系。他们共同的男祖先，是来自以白马作象征的氏族。以青牛作象征的氏族是属于八部以外的另一个部落，和八部通婚姻。
契丹的八部在北魏时已经有了确实的记载，八部各有自己的名称：悉万丹、阿大何、具伏弗、郁羽陵、日连、匹黎尔、吐六于、羽真侯（八部名据诸书参订）。这些部名的确切含义，不很清楚，可能是来自最初居地的小地名或者山川湖泊的名称。
公元三八九年，鲜卑族的拓拔珪建立北魏，曾经攻打过契丹。此后，契丹不断在北魏边塞侵扰，说明他们已处在父权制时期，展开对外掳掠了。但是，在北魏统治时期，契丹的八个部落，仍然是各自行动。他们各自以马匹和皮毛与北魏相交换，还没有形成都落间的联合，没有统一的组织。
契丹各部落各自分散活动的状况，大约延续了很久，直到隋朝末年，才有了新的变化。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氏族部落的繁衍，逐水草而居的契丹人日益要求开拓自己的领域，赶走他们的邻人，而他们的强大的邻人也在对契丹进行侵袭。五五四年，北齐文宣帝因契丹侵犯边地，分兵两路攻打契丹，契丹大败，丧失了大批的人口和牲畜。一部分契丹人被北齐俘掳了去，安置在各州。不久之后，契丹又遭到北方的强邻突厥的侵袭。隋朝建立后，六○五年，隋将韦云起因契丹在营州侵掠，发大兵击契丹。契丹遭到沉重的打击，大量的人口和牲畜被隋兵掳走。
对外作战的迫切需要，促使契丹各部落逐渐地走向联合。大约在隋末唐初，契丹八部已有作战的乒士四万人，实际人口当已超过数倍。按照氏族制的惯例，互为兄弟的各部落本来有着相互援助的义务。这时，他们开始推举共同的酋长，遇有战事，召集各部落长共同商议，调发兵众，协同作战。但平时狩猎生产，仍由各部落独自进行。恩格斯在论述美洲印第安人的一个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