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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这些创见，在乾嘉文坛，独树一帜，与当时考据盛行的学风，显然全不相合。因而本书在当时并不为人们所重视，却为后世史家所推许，影响了近代历史学的发展。
《文史通义》在章氏生前，并未完稿。遗存内篇六卷，由萧山王宗炎校订，又将序跋书说等文编为外篇三卷，刊入《章氏遗书》。章氏次子华绂另在开封编刊内篇五卷本，以论述方志之文编为外篇三卷，通称大梁本。两本互有异同。
（三）地理著述与方志
地理学著作 明末以来，地理学成为较发达的学科。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实地考察，沿革地理的历史考订，都完成了具有学术水平的巨著。
《徐霞客游记》——作者徐宏祖（一五八七——一六四一年），江苏江阴人，字振之，号霞客。出身江南富家，自幼研习地理舆图。曾从陈继儒为学，与名儒黄道周友善。万历三十五年，始游太湖，此后三十余年间，历游今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十六省区，沿途考察地理形势、山川地貌，逐日予记。后人以遗存日记编为《徐霞客游记》十卷，刻印传世。《游记》并不只是对山川风物的简单的记游，而且是科学考察的纪录。徐宏祖对各地地形的变化及相互联系，经过观察、测量并参据历史记载，以考察其整体特征，进而对某些地貌的成因做出推断。特别是晚年游历贵州、云南等地，第一次发现并考察了石灰岩地貌（喀斯特地貌）。在《滇游日记》中说：“粤山多石，滇山多土，黔山介于两者之间。”又从而推断说：“粤西山多石，故多分行独挺，水流澄清，多穿穴之流；滇南山多土，故地多环窪，水流混浊，多壅流成海（湖泊）。”黔南水流则介于二者之间。这与近世地理学家对喀斯特地貌的认识，已很接近。《游记》还记述了徐宏祖的一些地理发现。如提出金沙江为长江正源说；元江、澜沧江、潞江等各自入海，并不是长江支流等等，都纠正了《禹贡》以至《明一统志》中的错误。《徐霞客游记》的科学价值，经近世地理学家丁文江的阐发而得到广泛承认，列于世界地理学名著之林。
《肇域志》与《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炎武所著两部相辅相成的著述。崇祯时开始草创，至康熙初年编成。自序称：“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国志书，一代名公文集，问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肇域志》是“舆地之记”，共一百卷。记述各地地理形势，水利交通。《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依明代行政区划，分别记述各司府州县的山川关隘、户口田赋、政事民事以至边疆形域、海外邻国关系等等，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以及明代社会经济等广泛内容。
《读史方舆纪要》——江苏无锡人顾祖禹（一六三一——一六九二年）著。父柔谦，明亡不仕，偕子隐居，长于音韵学及史学。祖禹承父志，发愤著书，积二十年之力，成《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包括《历代州域形势》九卷，详考唐虞三代以来历代行政建置沿革；《南北直隶十三省》一百十四卷，依明代建置，分别记述明两京十三布政司各州县的城镇、山川、关隘以至桥梁、驿站情况；《州异同》六卷，据历代史籍，辑录山川、江河记载之异同；另《天文分野》一卷，论述史志中关于星宿分野与地理之关系。著者因明亡之痛，书中记述山川险易，着眼于“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但对历史记载，考证详审，是一部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巨著。
一统志与地方志明清两代承袭元钥编修《大元一统志》（今佚，只存辑本）之例，修纂本朝一统志。地方志的编修也由于官方的提倡，普及于全国。现存明代地方志书约一千种，清代志书多至五千六百种。地方志书的一再编修，纪录了各地大量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状况的资料，是对学术文化的一大贡献。
一统志——明天顺五年（一四六一年），户部尚书、翰林学士李贤等奉敕纂成《大明一统志》九十卷。清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年）敕修《大清一统志》三百四十卷；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年）又修成《一统志》五百卷；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年）敕令重修，至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完成，记事止于嘉庆二十五年，故名《嘉庆一统志》。一统志汇载全国各地建置沿革、疆界、地理形势、山水、户口赋役、物产、风俗、宦绩、人物资料，以省区为纪录单位。明代一统志分南北两京和十三布政司，清代分京师、盛京和十八行省以及特别地区（蒙古、回部），省下设《统部》，概述全省基本情况，次则分述各府州县。
省志——明人多称“总志”，清人习称“通志”，由朝廷敕令编纂，各省长官主持修纂之事。通志的体例，历朝大体相同。嘉庆间谢启昆主修《广西通志》二百八十卷，分五大类二十二小类，即（一）典训；（二）四表：郡县沿革、职官、选举、封建；（三）九略：舆地、山川、关隘、建置、经政、前事、艺文、金石、胜迹；（四）二录：宦绩、谪官；（五）列传：人物、土司、列女、流寓、仙释、其他。别省的通志大体上也包括这些项目，只是因为地方的特点有所增减。如雍正间李卫等修《浙江通志》，有经籍、碑碣二目，表现出浙江文化的发达。同时期田文镜等编《河南通志》，无此二目，而有礼乐一门，反映出中原地区重视礼乐的传统。《卫藏通志》十六卷，详载藏族地区的政教制度和经济文化。《澳门纪略》作为澳门的方志，着重于当地的管理制度和居民特点。明末何乔远据府县志书，撰成《闽书》一百五十四卷，是私家纂修的福建省志。
府州县志——府州县志也为官修。明代方志，多经续修。清朝明确规定：每六十年，由地方官员主持重新编写一次，编成之后，送文学政审查付梓。续修的办法，使地方志得以不断增补创新。如《苏州府志》，明洪武间初修，正德间、嘉靖间两次续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四朝又先后续修，递有增补。府县志的体例，明代尚无定制，清代逐渐程式化。乾嘉时期，学者修志，也提倡注重考据。洪亮吉主纂《泾县志》，主张“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博考旁稽”（《序言》），《泾县志》就成为考据的范本。钱大听主修《鄞县志》，戴震编《汾州府志》，李兆洛撰《凤台县志》，章学诚撰《和州志》、《永清志》、《荆州府志》，都是方志中的名作。府县志的编写，各地不平衡，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多于边疆地区。明正统间毕恭纂《辽东志》九卷，嘉靖间李辅续辑《重修辽东志》十二卷，是东北地区修志的起始。
专志——志书的编修，普及各地，成为人们习用的体制。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地方志而外，名山大川、寺观书院也由学者分别编修专志。各类专志中，尤以市镇志、民族志和边防志，颇具时代特点，引人注意。
明万历以来，在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地区，陆续出现一些市镇。万历时，李乐为湖州府归安（今属浙江湖州市）的乌青镇撰《乌青镇志》，清乾隆间董世宁重修。乾隆间范来庚又为同县之南浔撰《南浔镇志》。杨谦等撰浙江嘉兴秀水的《梅里志》，杨树本撰嘉兴桐乡的《濮院琐志》等。这些志书，深入到市镇闾阎，为基层社会经济的实况留下了可贵的纪录。
清朝统一全国，民族众多。蒙、回（维）、藏三大族，屹立边陲，于清朝的统治关系甚钜。乾隆间进士山西寿阳人祁韵士，曾入翰林院，充国史馆纂修官。奉旨创立《蒙古王公表传》，又据所见内阁大库红本及理藩院档册，撰《藩部要略》十八卷，于嘉庆初完成，内分内蒙古、外蒙喀尔喀部及厄鲁特部、回部、西藏等五“要略”，分别记述各部的归附、叛服、封爵等事迹。事实上是一部民族志。嘉庆九年（一八○四年），祁韵士因得罪遣戍伊犁，又编纂《伊犁总统事略》，后经同被遣戍的进士徐松（一七八一——一八四八年）据以增修，由伊犁将军松筠进呈，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赐名《新疆识略》
明代边防，主要在防御蒙古。陆续出现一些私家编修的研究北方边防的志书。魏焕撰《九边（长城九边镇）通考》、刘效祖撰《四镇三关志》、杨守谦撰《大宁考》、张雨纂《全陕边镇志》、詹荣著《山海关志》。东南海防的专志则有王在晋编《海防纂要》、胡宗宪《筹海图编》、谢廷杰《两浙海防类考》等书。清人编纂的海防著述，有杜臻《海防述略》、俞昌会《防海辑要》、严如煜《洋防辑要》等书。这些专门志书的编纂表明：面对外国势力的来侵，人们已日益感到加强海防的重要了。
（四）金石学
宋代学者注意于古器物铭文的研究，始有“金石”之称。明代学术不很发达，但学者留意于石刻文字的搜集，开拓了研究领域。请代乾嘉时期为考订经史而广泛搜考金石文字，金石之学成为专学。研究领域日益扩展，收集文物的范围也日益扩大，为近代文物学与考古学的发展，奠立了基础。
石刻文字——宋人着重于铜器铭文的研究，只有少数著作如赵明诚《金石录》，兼及石刻文字。元末潘昂宵著《金石例》十卷，最先注意到碑志文字义例。明初，陶宗仪纂《石刻丛钞》，辑录碑铭原文。《明史》举为育明一代“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为第一的杨慎，在嘉靖时撰《金石古文》十四卷，汇编汉代以前的金石文字，力求无遗漏，但不免有“真伪错杂”之讥（《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二）。陈有《吴中金石新编》八卷，收录当代碑文，不取前代，不录颂德谀墓之作。所收碑记多涉及仓储、水利等有关民生的记事，独具心裁。都穆撰《金薤琳瑯》二十卷，仿宋人洪适《隶释》例，编辑石刻文字，并加考辨，所载碑文均录全文，完整地保存了许多可贵的资料。万历间，陕西盩厔县（今周至县）人赵崡在家乡广拓碑刻，又托友人四处搜求，积存碑文二百五十三种，一一撰写跋尾，因无力全文刻印，编成《石墨鐫华》六卷，收录碑目并附跋尾。
明清之际，顾炎武周游各地，每见铭刻，必行抄录，又得友人赠送碑文拓本，其中不见于宋人金石书者约三百余种，分别写出跋文，编成《金石文字记》六卷。又以不见著录并无拓本流传的碑文五十六种，汇为《求古录》一卷。顾氏搜罗石刻文字，旨在用以辅证经史，“阐幽表微，补阙正误”（《顾亭林文集·金石文字记序》），不同于前人的注重书体。
毕沅也以为金石可证经史，历官所至，注意搜集金石文字。任陕抚时，与钱坫、孙星衍等辑《关中金石志》八卷；改任豫抚，编录《中州金石记》五卷；抚鲁时，又与学政阮元合编《山左金石志》二十四卷。这些金石志详载碑石广阔尺寸、字径大小，行数多少，使读者明了原石形制。诸志均著录碑铭全文，并对其碑文有所考释。
钱大听博学多闻，尤其注意金石文字的搜罗研究。撰有《金石文字目录》八卷，又撰《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二十五卷，以金石证史，多有创获。钱氏曾认为宋以来治金石文字者凡有两途，一是“考稽史传，证事迹之异同”；一是“研讨书法，辨源流之升降”（《潜研堂文集·郭龙伯金石史序》）。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中说，钱大听等人“开乾隆已后诸儒以金石之学印证经史之一派”（卷三），所论是恰当的。
嘉庆初，孙星衍编成《寰宇访碑录》十二卷，依时代顺序，编列秦汉以来至元末的碑目，共收七千五百余通，各碑分注书体、年月、撰人、书人及所在地点，是当时收碑最多的综合目录。乾隆时，邵晋涵在三通馆为续补《通志·金石略》，编录内廷所藏各地进呈的碑拓，以副本赠孙星衍。此后二十余年间，孙星衍历游各地，据亲见碑石，拓摹增补。又得钱大听、阮元、武亿及江苏邢澍等馈赠的碑拓，乃与邢澍共刊此书。
乾隆时进士王昶历任各地考官，笃好金石，勤于搜访，积五十年之力，得先秦至宋，辽、金、大理时代的金石文字一千五百余通，嘉庆十年（一八○五年）编成《金石革编》一百六十卷，自序中说，金石内容广泛，研究石刻文字，“经史小学暨于山经地志丛书别集，皆当参稽”。他参稽群书，对器物及碑石形制作出说明，并加考释。书中收录碑铭全文，自信“欲论金石，取足于此，不烦他索也。”以石刻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