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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也不许出口，以免辗转输入俄国。这样严格的限禁，对遏制沙俄的违法行为，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恰克图贸易重新恢复以后，中俄边境维持了一段比较长的平静时期。
总起来说，清王朝的禁海闭关，着眼于国防的安全，防止外国的侵略。而其所以可能，则是由于中国当时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乾隆五十七年恰克图重新开市以后，在当年签订的恰克图市约中，开头就说：“恰克图互市于中国初无利益”。一年以后，乾隆帝在给英国国王的信中也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道光帝仍然说：“天朝天丰财阜，国课充盈，本不藉各国夷船区区货物以资赋税”。这一点，西方侵略者也知道，他们承认，他们之所以打不开中国市场，是“因为中国人发现能够依靠自己的产品生活”，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度以内，能够保证足够的“内部安全和繁荣”。因此，西方侵略者要打开中国大门，单纯凭商品是不够的，还得在商品之外，再加上大炮。中国要抵御外国的侵略，单靠禁海闭关，也是不行的，还得在此以外，也加上大炮。清王朝固然有禁海闭关的手段，却缺乏抵御外国大炮的力量，它纵能禁拒于一时，终究不能摒侵略者于国门以外。
二、对外国易的管理
清王朝在对外贸易的管理上，也体现了禁海闭关政策中的限制原则。
首先表现在对外国商队、商船和商人的管理上。
在中俄陆路贸易中，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就规定：俄国商队每四年才能来北京通商一次，每次人数不得超过二百，在北京停留至多八十天，不许超过。
在广州的海上贸易中，规定更加严格。那里的外国船只，最初只许停泊澳门，不许进入广州。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始准停泊距广州四十里外之黄埔。澳门的船只，则限定在二十五只以内，不许增添。所有外商船只，必须连环保结，一人犯法，各船负连带责任。在入港之后，必须卸除船上军火炮位，方准贸易。护货兵船，只许在距广州一百六十里的虎门以外的洋面停泊，不许进入虎门要塞。外国商人在销货、办货完毕以后，必须依限回国，不许滞留广州。间有因事滞留，亦应离开广州去澳门居住，事毕回国。其在广州居住期间，必须寓歇行商馆内，受行商管理稽查，不得自由行动。
其次，表现在中外商人相互关系的规定上。
在这些规定中，有以下三个比较重要的方面。
一、外国商人只能和中国官方指定的商人进行贸易。
在恰克图的陆路贸易中，所有参加贸易的中国商人，必须先向理藩院领票，凭票经商，“无票者即属私商，查出照例治罪”。商集分设八行，选殷实者为行首，与众商会同估定货价。各商按到集先后，以次交易。
在广州、宁波、厦门，也有专门经营对外贸易的行商组织。中国出口大宗的丝茶，完全由行商包揽，禁止行外散商插手。外商进口货物，也只能卖给行商，不能卖给行商以外的任何商人。
广州经营对外贸易的行商，更具有官商的性质。在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行商成立之初，广东地方当局就规定外国商人必须“各自照货，分别投行”。行商对海关承担义务，代理外商赴官纳税。乾隆元年（一六三六），行商开始对外国商船实行担保。十年（一七四五），粤海关监督正式设立保商，由各行商选充，定为制度。在承揽贸易之外，还代理外商缴纳船钞、货税及其他承保事务。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行商成立公行组织。从此，行商不仅承揽贸易、钞税，而且成为外商一切活动的实际管理人。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广州海关监督将从前行商得选举行总的办法定为制度，设立总商名目，在各行商中选一、二人“总理洋行事务，率领各商与夷人交易”。通过总商，更便于对外国商人的控制。
二、外国商人不得和中国内地商人进行任何联系。
这方面的控制，更加严格。外国商人不仅严禁进入中国内地，而且根本不许与内地商人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两广总督的管理外商条例中，有一条就是禁止外国商人雇佣中国人进入内地购买货物，探听货价。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广东巡抚又进一步禁止行商代运外国货物到内地发卖。这就是说，外国商人的买卖活动，只能限于广州，既不许托人到内地收购货物，也不许托人到内地推销货物。
三、外国商人不得和中国商人发生资金上的借贷关系。
中外商人之间发生借贷活动，在十八世纪初期，就已经引起清王朝的注意，而为了禁止这种活动，清王朝也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措施。在中俄贸易中，中国商人和俄国商人之间，在十八世纪初就曾因债务问题而发生纠纷。为了制止这种事件的再度发生，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清廷下令把欠债的中国商人加以拘禁，并不许两国商人彼此赊卖。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又再次禁止中国商人和俄国商人发生借贷关系。在广州，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两广总督的管理外商条例，也透露了同样的事实而加以查禁。以后在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六十年（一七九五）、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和道光十一年（一八二一），又不断重申同样的禁令。许多行商由于不能清偿欠款，陷于破产，以致充军边远或瘐死狱中。外商借款之所以发生，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贸易上的赊买、赊卖以及中国市场的利率大大高于西方国家，给放款的外国商人提供高额的利息收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外商通过放款，可以左右中国行商，有利于西方势力的侵入。清廷之所以查禁，不仅是为了防止行商破产，取缔外商重利滚息，维持正当贸易，也还是为了防止外国侵略势力的渗透。乾隆二十四年的管理外商条例中，就把查禁中国商人“领借外国资本”列为防夷五事之一，认为这样下去，难免互相勾结，滋生事端。
但是，所有这些规定，并不都能得到认真的执行和贯彻。
在中俄陆路贸易中，俄国商队不仅违背四年一次北京互市的规定，而且在每次互市中，也不遵守双方规定的条件。商队人数按规定不得超过二百人，实际上在康熙四十三年（一七○四）以前，每次人数都超过二百人，有时甚至将近千人；商队在北京停留时间，按规定不得超过八十天，实际上每次都在百天或百天以上。
在广州的海上贸易中，有些规定几乎形同虚设。起卸军火炮位的规定，在清初顺治年间，名义上即已开始执行，但是直到乾隆元年（一七三六），来到广州的外国商船炮位，却仍“听其安放船中”。这一年乾隆帝重申禁令，但是外国商人通过行商进行贿赂，使这一条一再颁布的禁令变得有名无实。对外商行动的限制，更是不起作用。尽管清王朝对在广州进行贸易的外国商人规定了居住的时间，不许长期逗留，但外国商人往往置之脑后。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大班，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由临时的、季节性的组织，变成长期的、永久性的机构。而这个变更，恰在广东总督禁止外商长期逗留之后。至于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之间的债务关系，也是愈禁愈烈。十八世纪初，还只是发生小量的、偶然的借贷关系。三十年代，外商向行商垫款购买丝、茶，便已成惯例。五十年代，开始出现因积欠外商货款而破产的行商。至八十年代，单是行商所负的外商债款，亦即通称的“行欠”，就达到四百四十万元之巨。
由此可见，以禁海闭关为支柱的对外贸易政策，在鸦片战争前的二百年间，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步步进逼，已处在节节后退之中。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广州一口通商以后，历任广东督抚和海关监督，都把制定防范外夷的条例当作头等大事。从那时起，一直到鸦片战争，不到一百年之中，在广州颁布的防夷条例，见之于官方文件的，先后就有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两广总督李侍尧的“防夷五事”，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广东巡抚兼海关监督李质颖的“防夷四查”，嘉庆十四年（一八○九）两广总督百龄等人的“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两广总督李鸿宾等人的“八条章程”，十五年（一八三五）两广总督卢坤等人的“防范夷人章程八条”。但是这么多的防范条例，并不足以防止外国商人的胡作非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凶焰，猛烈地冲击着衰老的“天朝体制”，抗击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任务，显然不是腐朽的清王朝所能担负的。
（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贸易，无论是海上或者陆路，都在逐渐扩大。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经济的抵抗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输出，在数量上和扩展的速度上，受到一定的限制。西方国家的商人把他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原因，归咎于清王朝的人为障碍。然而，这二百年中，不但贸易量在不断扩大，而且和贸易发生联系的金融活动，包括汇兑和放款，也有所发展。通过贸易和金融的势力，西方国家逐渐取得贸易的支配权。这在广州的贸易中，特别显著。
一、贸易的扩大及其限度
中俄之间的陆路贸易，在恰克图通商以前，主要在北京进行。当时俄国商队一次携带的货物，多的可以达到几十万卢布。康熙四十一年（一七○二）的一次商队，所载公私货物共达二十二万三千三百二十卢布，被称为后来商队的榜样。雍正五年（一七二七）恰克图开市以后，边界贸易逐渐取代北京的贸易而有比较明显的增长。开市初期，每年贸易额不过一两千卢布，不到二十年，增加到五、六十万卢布。从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至嘉庆十年（一八○五）的五十年间，每年贸易额由八十多万卢布增加到一千一百余万卢布，年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五点四。至于恰克图条约规定的另一互市地——粗鲁海图，在恰克图互市以前，是中俄交通要道，原来就有小量贸易。互市以后，转不及恰克图便捷。因此，始终没有什么发展。
在中俄陆路贸易中，沙皇和他的宠臣们，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由沙皇直接组织的一个庞大的商队，在北京以价值一千卢布的俄国货物换来中国货物，在俄京以六千卢布出售，一转手间，获得巨利。十八世纪初期担任西伯利亚总督的沙皇宠臣噶噶林，由于非法参加这种贸易，“他的亲戚朋友，一个个都发财致富”。在恰克图的边界贸易中，中国出口的大黄，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每普特二十卢布，等到俄国商人运至西欧，则平均以二百○八卢布出卖。而俄国大宗出口的皮毛，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给俄国商人常常带来百分之二百至三百的高额利润。
中俄贸易，也为沙俄政府提供了平均线以上的关税收入。在一七六○至一七七五年间，中俄贸易在沙俄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百分之七点三和八点三，而关税收入则达到百分之二十点四和三十八点五。
关于海上贸易，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起，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止，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贸易额，由五百五十万两，上升到二千二百六十万两。七十年中，增加了大约三倍。这个时期，老的殖民主义者——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已逐步走向衰落，后起的英国，则有比较迅速的扩展，并且很快地居于主要的地位。在十七世纪初东印度公司成立以后的七十年间，英国对东方的出口，增加了将近十二倍。它在中国海上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在十八世纪中期，已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到十九世纪初期，则进一步达到百分之八十左右。美国也是后来居上。它的商船首次进入广州，是在一七八四年，八十年代后期，它对中国的贸易额，平均每年不过四十五万两，而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则超过了五百万两，不到五十年，增长了十倍以上。老殖民主义国家则每况愈下。十九世纪初，当英、美两国的贸易总额达到三千多万元之时，荷兰在中国的贸易，没有超过一百万。西、葡两国则更加衰落。其他西方国家如法兰西、丹麦、瑞典等国，也有商船开来中国，不过他们的贸易，始终不占重要地位。下面是进入广州港口的西方国家船只及其吨位的变动数字。
这个时期中外贸易上的主要商品，在中国出口方面，以丝、茶、棉布为主。十八世纪二十年代以前，丝的出口居于首要地位。二十年代以后，茶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