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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为求立功耀武，连年在边疆地区和周邻诸国发动战争的局面，到嘉庆帝即位时已经终结。历史的发展，使清王朝转而面临着外国侵略的威胁。向东方寻求殖民利益的英国，不断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侵扰，堵截他国的商船。鸦片大量输入，使清朝的白银外流，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多方面的危害。日益衰弱的清朝面对着日渐强盛的英国的来侵，斗争不可免了。
（一）川陕楚地区的农民起义
一、起义的发动
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年）正月，嘉庆帝刚刚宣告即位，湖北枝江、宜都等地即爆发了白莲教徒发动的农民起义。
乾隆帝镇压了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后，白莲教仍在民间秘密流传。陕、楚交界处的南山和川、楚间的巴山，距省城遥远，山区的农民和山民，遭受着地方官吏和地主豪霸的残酷剥夺。乾隆时期，两湖、安徽、江西、四川、河南等地的饥民陆续进入山区，开垦荒地谋生，在山林间，搭棚居住，因而又被称为“棚民”。耕地不足，又在盐井和铁厂、纸厂、煤厂等处充当雇工或背运为生。数年之间，聚集数十万人。棚民遭受多方欺凌，最为艰苦。经过白莲教徒的发动，三省交界的山区，成为起义的爆发点。
乾隆帝退位前，曾对这些省区的白莲教徒严厉镇压。白莲教以其他名义，秘密传布。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号为混元教的首领河南鹿邑县人樊明德被清朝逮捕处死。弟子刘松被发遣甘肃隆德县。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刘松又与弟子刘之协继续传教，改名三阳教，称刘松之子刘四儿为弥勒佛转世，辅助牛八（即“朱”，隐喻明室后裔）。次年，转往湖北襄阳，与号为收元教的教首宋之清联合，仍称三阳教。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宋之清与刘之协不合，另立西天大乘教，在川、楚、陕、豫等省区广泛传布，宣传辅佐牛八，反清复明。一七九四年（乾隆五十九年）夏，清朝在陕西兴安府破获西天大乘教，逮捕首领多人。又在四川大宁县，破获收元教。九月，宋之清、齐林等首领在湖北被逮捕。十月，收元教首王应琥也在湖北被捕。刘松及刘四儿等在陕西境内被捕。刘之协脱逃。乾隆帝处死刘松、宋之清、王应琥及各地教首数十人，随即诏谕各地，对白莲教徒严加搜捕。白莲教及改换名义的各教派，是起义农民秘密联络、策划反清的组织，也是贫苦无告的民众互助自卫团体，各地入教者不下数万人。地方官吏乘机以搜捕为名，对入教者严刑逼供，多方勒索，甚至“不论习教不习教，只论给钱不给钱”。习教和不习教的民众都被逼得无路可走。一场“官逼民反”的战争不能不爆发了。
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冬，三阳教首刘之协与各路教首王聪儿（齐林妻）、姚之富、刘起荣、张汉潮等在襄阳集会，议定以“官逼民反”作号召，分东、中、西三线，于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三月初十）同时起义，派出传教师到各地组织筹划。
在湖北枝江、宜都、长乐、长阳等地传教的张正谟，于一七九五年十一月间邀同聂杰人、刘盛鸣、黄庭柱、向瑶明等在山洞打造刀枪等物，为辰年辰月辰日起义进行准备，被地方官发现。黄庭柱、刘光先等在长乐、长阳等地被捕，起义不得不提前发动。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年）正月十一日，起义者聚集在宜都聂家河聂杰人家，首举义旗，武装占据灌脑湾，发展到一万人，内有白莲教徒二千人。二月，长阳林之华、覃士辉在九州河等地起义，张训龙策动弟子覃佳耀等在风火山起义。两支起义军联合，攻占榔平，发展到一万五六千人。二月十五日，来凤胡正中领导起义，三日内就发展到三四万人，攻下来凤城，占据旗鼓寨。附近教徒及农民群众起而响应。陈得本、刘秀石等聚众千人，由东湖进入当阳县境，得到县役杨起元、熊道成等接应，于二月十七日攻入县城，惩办贪官，擒捕县令黄仁出署，“以钱一串置令左手，银一锭置其右手中，拉杀之。”（石香村居士：《勘靖教匪述编》卷九）王聪儿、姚之富等于襄阳会后，在襄阳附近地区组织起义。二月二十日，姚之富之子姚文学率众围攻房县，另一首领曾世兴攻下保康。二十二日，吴明山攻下竹山，联络王全礼兄弟攻郧阳，约于三月十八日合兵攻白河、洵阳。三月间，聂杰人降清被杀。白莲教主要领导人刘之协、王聪儿、姚之富、刘起荣、樊人杰、张汉潮，张天伦等，率领一万人，在襄阳黄龙档正式宣告起义反清，随即进攻枣阳、樊城、襄阳等地，发展到四五万人。湖北境内的农民起义军在一七九六年夏，迅速发展壮大。
四川达州白莲教领导人徐天德，与王登廷等于九月十五日起义，响应湖北，旬日间，发展到一万多人；东乡王三槐、冷天禄也聚众万人在丰城起义，响应徐天德；徐天德又派遣弟弟徐天富到太平鼓动黄富才、卿有才起义，占据城口、鞍子坪互为声援。起义军随即攻下东乡县城，控制了周围一百数十里的地区。十二月，巴州罗其清和苟文明等在方山坪起义；通江冉文俦和冉天元等在王家寨起义；太平龙绍周和徐万富等在南津关起义。四川几支起义军，都有一定的联系，并和湖北起义军互相声援，声势益盛。
十一月间，陕西安康冯得仕起义于将军山；翁禄玉、林开泰起义于大小米溪；王可秀、成自智起义于安岭；胡知和、廖明万、李九万起义于汝、洞二河，相继遭到清军镇压而失败。但陕西的白莲教徒和棚民，已然点起燎原的烈火，清军难以扑灭了。
起义爆发后，嘉庆帝命湖广总督毕沅镇压湖北荆州起义，西安将军恒瑞进攻当阳起义，都统永保率兵增援；陕甘总督宜绵镇压陕西起义军；四川地区先后由总督福宁，英善镇压起义。又陆续调遣八旗兵和各省绿旗兵参战。嘉庆二年（一七九七年）正月因领侍卫内大臣额勒登保之奏请，命荆州将军兴肇撤出镇压苗族的清军，带兵四千回襄阳，总兵张廷彦带兵二千赴长阳，都统德楞泰、将军明亮带兵六千赴达州，集中兵力镇压三省起义。
湖北农民起义军面对清兵的强大攻势，据守的城寨相继被攻破，一七九七年初，便改用流动作战方式，向陕西转移。三月初，起义军在王聪儿、姚之富、王廷诏、李全率领下，分兵三路，经过河南向陕西进军。进军途中，湖北、河南等地习教的农民“千百成群，一呼而至”（《剿乎三省邪匪方略》卷二十六）。入陕西后，南部山区参加起义的农民有数千人。李全的弟子陈子明说：“三股原只四五千人，自到陕以来，陆续入伙及裹来者，现在两万有余。”（同上，卷三十八）农民起义军行军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数百人一伙，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使清兵无可奈何。六月，起义军集结于紫阳，渡过汉水，分路入川，和四川的起义军在东乡会合，商定编组办法和作战方略。起义军的编制是以青、黄、蓝、白等号为记，设掌柜、元帅、先锋、总兵、千总等。四川达州徐天德被当地地主武装乡勇包围，三月初六日坠崖自杀；起义军首领王三槐轻信知县刘清，被诱骗到清军大营，解送北京处死；首领罗其书、冉文俦、罩佳耀等也先后牺牲。
农民起义军在三年的战斗中，已经形成二十万人的大军，活动地区湖北有三十九州县，四川有三十六州县，陕西有三十五州县（厅），河南有二十州县。虽然在一些战役中，遭到清军的镇压而陷于失败，但清朝仍然难以制止农民起义军的继续发展。
二、嘉庆帝的对策
嘉庆帝初即位，即面对波及数省的农民起义风暴，为数十年来所未有。嘉庆帝在四年（一七九九年）正月，传谕川、鄂、陕将军督抚说，乾隆帝在位六十年，从未有数年之久，靡饷至数千万两之多，而尚未蒇功者（指镇压起义）。乾隆帝虽已退位，仍主持军国大事，不能不参予镇压起义。陕西巡抚永保追剿张汉潮兵败，以罪当死。乾隆帝亲自处治，免死降职留用。嘉庆帝在谕中说：“皇考焦劳军务，寝膳靡宁，即大渐之前，犹频问捷报。”（《仁宗实录》卷三十七）乾隆帝于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年）正月初二日病死。嘉庆帝随即采取几项重大措施，以图消灭起义。
诛和∏〉弁宋晃匣屎螅孕庞煤瞳｜为心腹。大臣向太上皇奏事，均须通过和＜吻斓垡膊坏貌欢运拇娼浔浮Ｇ〉鬯篮笪迦眨吻斓奂唇瞳｜革职拿问。依附和幕Р可惺楦３ぐ玻ǜ岛阒樱脖桓镏凹嘟Ｋ婕疵枷戮俜⒑瞳｜罪恶。正月十五日，条列大罪二十款颁谕天下。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理奉旨审讯，和铩＜吻斓墼滴醯壑秣“葜瞳｜自尽，福长安斩监候，秋后处决。和喽辏翘肮傥劾舻淖苁琢臁３汕淄跤垃w奉旨查抄和也＞萘鞔牟槌宓ィ诤瞳｜家中抄出古玩玉器、珠宝器、金银器等各种珍贵用具三万余件。金、银元宝各一千个，赤金五百八十万两，生沙金二百余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洋钱（银圆）五万八千圆。玉器、绸缎、洋货、皮张、瓷器、紫檀器、玻璃器等各有库房贮存。另开设当铺七十五座、银号四十二座、古玩铺十三座。私有田产八千余顷，内外住宅一百八十余间。查抄家产编号登录，共编一百另九号。据正月十七日对其中二十六件（号）的估价，即值银两亿二千余万两，相当国库数年的收入。和鹑〔聘恢蓿钩拔鹁舱峭醭舷戮合嗵拔勐佣岬牡湫托凑铡：瞳｜只是贪污官员的一个总代表。和韵碌母骷豆僭保鹑∶癫啤⑶滞坦倏钏洳蝗绾瞳｜之巨，但贪污腐败之风，已然上行下效，弥漫全国，迫使广大农民不得不起而反抗。嘉庆帝诛和笙纶退担骸敖谭司壑谧淌拢砸怨俦泼穹次省保鞍傩招壹什冢餐晾忠担舴瞧扔谕虿坏靡眩煽喜还松砑遥Χ呦眨∽茉登酌裰簦荒芊钚⒌乱猓喾嚼匪鳎咂渲啵蚨け渲链恕Ｈ恢菹刂园餍∶裾撸痪∽苑始洪遥蟀肭鞣钌纤尽６礁Т罄糁岳账魇粼闭撸痪“残奶镑颍薹墙唤岷瞳｜。是层层剥削，皆为和蝗恕６耷钪嗬郏蛭野傩盏敝Ｑ阅罴创耍懿煌葱模肯衷诖箜讶ィ偌退嗲澹虑槲薏簧洗铮魇」倮糇缘贝蠓ㄐ×粘埃窦湮匏爬郏嗫筛魉炱渖！保ā度首谑德肌肪砣耍┘吻斓鄄荒懿怀腥细骷豆倮簟岸喾嚼匪鳌保职巡悴惆鞴樽镉诤瞳｜一人，企图以此来缓和人民的反抗，说：“庶被胁之人，闻知贪墨屏退，吏尽循良，白必幡然来归。”（同上，卷四十九）但诛和螅笮」僭奔炔荒堋颁粘啊保跎偃爬郏袄艟⊙肌币仓皇且痪淇栈埃嗣穹纯沟睦顺比匀恍谟颗炫鹊叵蚯胺⒄埂�
用团练 乾隆时，满洲八旗兵已经日益腐惰。吏治的腐败，也不能不直接影响到八旗官兵。嘉庆帝在乾隆帝死后，即传谕军机大臣，指责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藉以冒功升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仁宗实录》卷三十七）并说，在京的谙达（教皇子骑射者）、侍卫、章京等，遇有军务，无不营求前往。平日穷乏的人，自军营回来，便突然致富，请假回家购置田产。嘉庆帝进而指出：“试思肥橐之资皆婪索地方而得，而地方官吏又必取之百姓。小民脂膏有几，岂能供无厌之求？”“是原有之贼未平，转驱民以益其党。”（同上）嘉庆帝的诏书，大体上指出了八旗官兵临阵贪婪腐败的实状。军官的贪婪必然导致军兵的虚弱。经略大臣勒保奏称满洲健锐营、火器营兵丁俱“技艺平常，不耐劳苦”。嘉庆帝传谕说，这次两营的二千名兵丁，并非选充，而是以名帖求该管大臣出派。只想往返途中向地方驿站勒索钱文，坐食军饷。还没有启程，就已是居心卑鄙，临到阵前还能指望他们听命效力么！嘉庆帝严令该管大臣加强操练，以复满洲旧习。谕中还说：“今满洲兵丁，不但远逊当年，且不及绿营，以致人皆不愿带领。”（《仁宗实录》卷四十七）
清初建立的绿营，由汉人兵丁组成，用以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清军入关后，满洲八旗兵丁即因有优越地位而逐渐失去战斗能力。绿营兵一度成为数量多于八旗，战斗力也优于八旗的一支劲旅。但到乾隆末年，绿营兵也逐渐趋于腐化。勒索送礼、尅扣军粮、借端摊派等等陋习，被视为常事。将官贪贿享乐，兵丁疏于训练。嘉庆帝在一七九九年（嘉庆四年）正月的上谕中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