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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侯原是科场失意、编书求活的乡曲文士，在政治上、学术上并无建树，对清廷也未必有谤言。乾隆帝由此兴起大狱，株连甚广。《字贯》另本前有工部待郎李友棠题诗一首，乾隆帝斥责李友棠“身为卿贰，乃见此等悖逆之书，尚敢作诗赞美，实属天良已昧。”李友棠即著革职。江西布政使赣南道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因未能检出《字贯》“悖逆重情”，俱被革职，交刑部治罪。大学士管两江总督高晋以“失察妄著书籍”，降一级留任。江西吉安、南昌二处历仟知县、知府，从宽免于治罪，交部分别议处。乾隆帝严惩王锡侯，旨在表明不准许汉人文士对满族皇帝有任何不忠不敬；严惩地方官员，则在激励所属，加强统治。他传谕说：“各省地方官当共加感惕，务须时刻留心查察，倘所属内或有不法书籍刊布流传，即行禀报督抚，严拿重治”，倘若“漫不知儆”，“嗣后别经发觉，必当从重办理。”（《高宗实录》卷一○四九）此案之后，各省先后设立“书局”，专门负责查缴不法违碍书籍，对诗文著述的控制，大为加强了。
徐述夔案 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春，江苏东台县民徐食田与蔡嘉树发生田亩纠纷。东台县出示收缴违碍书籍，蔡嘉树即指控徐食田祖父徐述夔（已故）所著《一柱楼诗》中多有违碍。徐食田将已刻书及书板向知县涂跃龙呈交。涂跃龙将田亩纠纷事结案，见徐述夔所著书中有引吕留良语句，送呈江宁书局查处。书局局员因原书未粘签指出违碍，退还东台县。蔡嘉树又径赴江宁布政使衙门控告，并将《一柱楼诗》中“明朝期振融，一举去清都”每句粘签摘出。布政使陶易命幕友陆炎批交扬州府，批语中有“若有违碍，俱应收解奏缴；若只字句失检，将举首之人以所诬反坐”等语。扬州知府谢启昆签出“悖逆”诗句，送呈督抚。署两江总督萨载、江苏巡抚杨魁将书稿及有关案卷解京。这时，江苏学政刘墉也得到民间告发，将《一柱楼诗》及原礼部侍郎沈德潜（已故）所撰《徐述夔传》呈送乾隆帝。徐述筵先世世代为官。一七三八年（乾隆三年）考中举人。进京会试时，勘磨官指他试卷中有“不敬”字句，停止考试，永不叙用。徐述夔家居吟诗，不无怨望。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十八年）病死；一七六八年（乾隆三十三年），子徐怀祖将其遗作《一柱楼诗》、《和陶诗》等诗集刻板流传。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徐怀祖病死。乾隆帝审阅送呈诗集，传谕说：“《一柱楼诗》各种妄肆诋讥，狂诞悖逆。”“伊子徐怀祖并敢将伊父逆词公然刊刻，均属罪大恶极。”“沈德潜敢为逆犯徐述夔作传，……实为丧尽天良，负恩无耻。”（《高宗实录》卷一○六八）将此案交军机大臣等议处。军机大臣阿桂等遵谕锁拿徐食田等人，会同刑部严加审讯，奏称徐述夔引据逆犯吕留良邪说，是“悖逆不法”；《一柱楼诗》“犴肆谬妄”；“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是“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用上、到等字而用去清都，显寓欲复兴明朝之意，大逆不道至此已极。”徐怀祖刊刻流传，是“父子相继为逆”，“照大逆凌迟律剉碎其尸，枭首示众。”（《掌故丛编》第九辑）布政使陶易以“故纵大逆”之罪处斩，扬州知府、东台知县也以惩治迟延不力，分处流刑和徒刑。徐食田及弟食书，参与校刻的徐首发、沈成濯及陶易幕僚陆炎等俱从宽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已故沈德潜曾为徐述夔作传，内有“品行文章皆可法”等语，廷臣请旨将官爵谥典尽行革去，御赐祭葬碑文一并扑毁。碑不移置他处。长洲人沈德潜自乾隆初年以进士入为翰林院编修，以诗名一时，在上书房行走，与乾隆帝作诗唱和。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以礼部侍郎休致归籍。曾进呈所著《归愚集》，乾隆帝亲为作序。乾隆帝历次南巡，沈德潜均被召见。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加礼部尚书衔。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入朝祝皇太后七十寿辰。入朝赐仗，为致仕九老之首。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在常州迎驾，加太子太傅。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在家死去，年九十七。赠太子太师，谥文悫。沈德潜晚年入仕，备受乾隆帝眷遇，为一代名士。死后遭此恶谴，使士林再次震动了。
尹嘉铨案 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乾隆帝西巡五台，三月中回銮至保定。原大理寺卿，在博野县休致家居的尹嘉铨，连上两折，命其子尹绍淳至保定奏呈。一折请求乾隆帝对其故父尹会一赐予谥法，一折请将清初汉人大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诸人从祀孔庙。尹会一曾任巡抚，休致时，请返籍终养老母，乾隆帝曾赐诗褒奖孝行。尹嘉铨在奏折中说：“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乾隆帝览奏甚怒，在第一折批：“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要他“安分家居”。第二折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命将尹嘉铨革去顶戴，交刑部治罪。又命直隶总督袁守侗查抄尹氏在博野的家产，大学士英廉查抄尹嘉铨在京的房舍。谕令“至伊家如果有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件，务必留心搜检。”（《清代文字狱档》）英廉与大学士三宝详查搜获的书册，有尹嘉铨编《近思录》书稿，将汤斌、陆陇其、张伯行与尹会一合称为“孔门四子”。又所著《随五草》，内有《朋党说》，与雍正帝所著《朋党论》相背。又编有《本朝名臣言行录》，列入高士奇、张廷玉、鄂尔泰等多人。廷臣会审，尹嘉栓不得不自认“狂悖糊涂，罪应万死。”乾隆帝览奏，指斥尹嘉铨文中“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等语，是“反以朋党为是，颠倒是非，显悖圣制，诚不知是何肺肠？”又指斥所编《本朝名臣言行录》是“以本朝之人，标榜当代人物”，“将来伊等子孙恩怨即从此起”，关系“朝常世教”，其他狂悖诞妄，不一而足。命将尹嘉铨以绞刑处死，立决。
乾隆帝处死尹嘉铨后，特发布“明辟尹嘉铨标榜之罪谕”。说：“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乾隆帝提出的这个新论点，是说清朝的统治，一切决定于皇帝，如果“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皇帝英明，就不需仰赖“名臣”，也不会容纳“奸臣”。臣下都不过是效忠于他的奴仆。尹嘉铨要求崇列这些奴仆，自是乾隆帝所不能容许的。
以上文字狱，是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至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二十余年间几桩影响较大的案件。其中大多数是乡里文士的语言文字的疏失被加以悖逆不法的罪名，并非确有反满的思想和行动。尹嘉铨身列九卿而遭显戮，也只是由于请求表彰他的父祖和名臣，更没有什么反清思想可言。但崇显名臣，却触犯了乾隆帝的忌讳。乾隆帝不断处置文字狱，是要以暴力镇压的手段，强制汉人臣民文士对满洲皇帝绝对效忠和安分，而绝不容许任何不忠或不敬。但文字狱兴起，却又带来了难以预料的后果：（一）仇家告讦。乾隆帝严治文字之罪，不逞之徒因而摘引文字告讦仇冤之家，借以报复私仇，夺取私利。随着文字狱的迭兴，社会上到处出现了诬告之风。（二）官员严处。乾隆帝查处文字狱，经办的各级官员往往以失察得罪，遭到严厉的处治，轻者革职，重者流放或处死。官员们畏罪，不得自安，遇有告讦，即从重审理，以求免祸。此类冤案从而更为泛滥。（三）师友株连。文字狱起，例需查抄家藏书稿、诗文、书信。一人在案，曾为撰写序跋、碑传、唱和诗词以至书信往来的师友，往往横被株连，祸从天降。文字狱迭起，广大文士惴惴不能自保，造成社会上人心动荡。以上这些现象日益严重，势将反转来摇撼清朝的统治。面对这一形势，乾隆帝不得不多方收敛，以稳定人心。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福建海成县人周铿声挟嫌诬告在籍知县叶廷推纂辑县志“载入碑传诗句，词语狂悖。”巡抚杨魁上奏。乾隆帝查阅，认为“俱系剿用腐烂旧句，原无悖逆之处”，命依诬告律，将周铿声“严示惩创”。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湖南龙阳县监生高治清刊行《沧浪乡志》，被告“语句狂悖”。署巡抚李世杰奏请究治。乾隆帝传谕：乡志“不过无识乡愚杂凑成编”，“若俱如此吹毛求疵，谬加指摘，将使人何所措手足耶？”同年，安徽巡抚谭尚忠奏报已故贡生方芬诗集中有“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句，请将其孙依大逆律治罪。乾隆帝认为，诗句“虽隐跃其词，有厌清思明之意”，但还不是“公然毁谤本朝”，“若必一一吹求，绳以法律，则诗以言志，反使人人自危。”谕令“毋庸办理”。（以上俱见《清代文字狱档》）乾隆帝亲自连驳数案，使官员严处、仇家告讦之风有所遏止。风靡一时的文字狱，渐趋平息。但就在此前后，又兴起了禁毁书籍的浪潮。
二、禁毁书籍的浪潮
乾隆朝在迭兴文字狱的同时，又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查禁时人著述与藏书，先后延续了十余年之久。
早在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乾隆帝阅钱谦益所著《初学集》、《有学集》等书后，说“其中低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传谕各督抚在各地查缴销毁。钱谦益是明末清初文坛巨擘。叛明降清后，因病乞归，死于家中。所著文集在各地流传甚广。乾隆帝怒斥他“大节有亏”，“不足齿于人类”，令各地不得再遗留片简。销毁钱书，是焚毁书籍的开始。大规模禁毁书籍，大体上是和《四库全书》的编纂同时进行。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乾隆帝即曾传谕直省督抚学政，广泛搜访民间书籍，汇送京师。“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有未经镌刻只系钞本存留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高宗实录》卷九○○）次年初，安徽学政朱筠上疏，请将《永乐大典》中分在各卷的佚书，分别辑录校阅。乾隆帝诏谕依经、史、子、集四库分类辑出，流传已少者先撮要旨进呈。随即开设四库全书馆，以大学士刘统勋、于敏中等人为总裁官，在全国范围内，搜采遗书，编纂以四库分类的图书总集《四库全书》（参见另章）。乾隆帝诏谕各地督抚，以半年之限，采进民间藏书，若因循搪塞，惟该督抚是问。又诏谕两江总督与江、浙巡抚，就江浙著名藏书家和坊间书贾中搜访进呈。私人进献藏书，将来仍与发还并给予奖励。进书五百种以上者，赏内府所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百种以上者赏给内府刊印《佩文韵府》一部。各地进呈私献书籍不下万余种。
乾隆帝广泛征求已刻未刻书籍，包含着查检“违碍”的目的，即所谓“寓禁于征”。但文字狱迭起，各地官民多有顾虑，不敢将稍涉违碍者进呈。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乾隆帝降旨明确规定收缴禁毁。传谕各地督抚，“其或文字触碍者，亦当分别查出奏明，或封固进呈，请旨销毁；或在外焚弃，将书名奏闻。”明末野史“必有诋毁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稗官私载、诗文专集，有诋毁者，也不准隐匿流传。各省已经进到之书，交四库全书处检查，有关碍者，撤出销毁。并令派员传谕藏书家，如有不应存留之书，即速交出。此后若再有存留、有心藏匿，罪在不赦。（《高宗实录》卷九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