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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卷三三二）傅恒接谕后，交还原旨，请求继续攻打噶尔厓。说：“攻克贼巢，旦夕可必。一篑之亏，诚为可惜。”（《清史列传·傅恒传》）乾隆帝得报，不允。再次下谕，召傅恒还朝，并赐诗三章，有句云：“武岂黩兵应戒彼，绩惟和众孰同斯；功成万骨枯何益，壮志无须效贰师。”（同上）傅恒得旨，适莎罗奔遣使来降。傅恒谕令莎罗奔、郎卡亲到清营来降，当赦免不杀。为取信于莎罗奔，提督岳钟琪只率十三骑亲自到勒乌围开谕。莎罗奔率领郎卡随岳钟琪到清军大营投降，誓遵六事：不侵犯邻封、归土司侵地、献出凶手、资送内地人、纳军械、供徭役。傅恒宣诏赦免莎罗奔，领兵还朝。乾隆帝褒赏傅恒，后封岳钟琪三等公，赐号威信。董芳赴镇料理善后，以功加左都督。
乾隆帝先后发动对瞻对和大小金川的征剿，战事经年，为当地居民带来极大的灾祸，清廷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战争的发动，并非由于藏族居民反抗清廷，而只是因为边地出现的某些纠纷。这些纠纷本来并不是不可以妥善处理。乾隆帝轻率出动大兵，又一再拒不接受当地土司首领的投降，务期“尽灭”以维护所谓的军威国体，实际上也就是树立乾隆帝的声威。乾隆帝的横暴的镇压，遭到边地居民的顽强抵抗。清廷先后处死大学士、总督等满汉重臣三人，将官多员战死，伤亡兵士数千。战争耗费军需银七百七十五万两（实销六百五十八万，移驳一百十七万。见赵翼《檐曝杂记》卷二），以致不得不动用各地的后备，使“财用枯窘”。清廷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仍然不得不收兵纳降，继续承认当地土司的统治。军事上的表面的胜利，并不能掩盖事实上的失败。不必要的连年战争冲击了乾隆初年保持的承平局面，也为此后的默武邀功开了端绪。
（三）帝后巡游与究治朋党
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乾隆帝在捐免直省赋税的诏谕中曾自称：“朕临御天下，十年于兹，抚育蒸黎，民依切念。躬行节俭，薄赋轻摇。”“今寰宇敉宁，既鲜靡费之端，亦无兵役之耗。”（《高宗实录》卷二四二）如果说，大小金川之役是开始了并非不可避免的“兵役之耗”，那么帝后的巡游和皇室的豪侈，又开了“靡费之端”。
一、帝后巡游
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在承德府修建行宫，称避暑山庄。夏秋间皇帝在木兰狩猎，称为“秋狝”。驻跸避暑山庄听政。秋狝驻跸实际上是继承了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纳缽制的传统，以保持骑射的武风。但山庄的修建，模仿江南园林，日益豪侈。乾隆帝于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开始举行秋狝，奉母钮祜禄氏皇太后（嘉庆时谥孝圣宪皇后）同行，驻山庄避暑。此后隔年一至。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以后，每年夏秋必至，均奉皇太后同行。乾隆帝上效康熙帝，又连年巡游南北各省，号为东巡、西巡和南巡。康熙帝的出巡，旨在考察形势、巩固统治和视察黄河的治理。乾隆帝的巡游，主要以游乐为目的，上下虚耗，所经之处竞尚侈丽，带来巨大的靡费。
谒陵与东巡 乾隆帝生长京师，不知满洲故乡风土。一七四三年（乾隆八年）八月，奉皇太后自北京启行，前往盛京祭谒祖陵。临行前下谕说：“朕奉皇太后前往盛京，恭谒祖陵，所有经过州县，不令丝毫扰累。但安营除道，未免有资民力”，将各地本年应征钱粮捐免。所谓“不令丝毫扰累”，自是空文。“有资民力”，则是事实。启行之前，各地即忙于修筑桥梁道路，铺设驻跸宫幄等所谓“应办差使”。孝圣太后与乾隆帝途中驻跸避暑山庄，在木兰行围。蒙古王公台吉随行。行围后赐宴并颁赏腰刀缎正，随行兵士亦各有赏银。行经召乌达盟，盟长贡献牛羊驼马。乾隆帝以经过地方“蒙古人等修理桥道，备办一切用项，俱属整齐妥协”，下谕褒奖，对各级官员、兵丁颁赏大批缎布等物。九月，至盛京，先赏赐盛京将军银五千两、副都统银二千五百两。随即举行大宴，盛京文武官员、三陵官员及自京随来的王公大臣、官员、蒙古王公、额驸等均入宴，规模盛大。皇太后与乾隆帝先祭谒永陵（景祖觉昌安、显祖塔克世陵。原称东京陵，顺治十六年尊称永陵），然后祭福陵（太祖陵）及昭陵（太宗陵）。三陵祭仪，均依康熙时定例。祭后又盛宴诸王及文武大臣，庆贺礼成。乾隆帝受贺并亲制《盛京延宴世德舞辞》，以汉高帝过沛而歌大风自比。随即以礼成颁诏全国，赏赐文武大臣及奉天旗民。乾隆帝此次东巡谒陵，朝廷耗费了大批的赏赐，盛京及所经各地为接送帝后，更耗费了无数的人力与财力。
一七四五年（乾隆十九年）七月，乾隆帝再次奉皇太后谒陵。八月，途经吉林，驻跸，渡松花江，游龙潭。因“途次迎銮者，踊跃趋事”，奖谕吉林将军、副都统以下各级执事官员、兵丁，赏给缎正、银两。抵盛京谒陵礼成，又依例颁赏盛京官兵，较一七四三年（乾隆八年）更为丰厚。盛京礼部侍郎世臣，因备办祭典“并不竭尽诚敬，草草办理”，被革职发往黑龙江。乾隆帝赏罚分明，更加助长了地方官员迎銮的靡侈。
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二月，乾隆帝奉皇太后去曲阜谒孔子陵庙，游泰山，是为东巡。沿途迎銮竞尚侈丽，过于盛京谒陵。乾隆帝在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的一个诏书中说：“自十三年东巡，该抚等于省会城市，稍从观美，后乃踵事增华。虽谓巷舞衢歌，舆情共乐，而以旬日经营，仅供逐次一览，实觉过于劳费。且耳目之娱，徒增喧聒，朕心深所不取”。事过之后，乾隆帝以“深所不取”为言，以求限止。当年的奢费，不难想见。
西巡五台 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乾隆帝又奉皇太后往易州谒祭泰陵，然后西游五台山，号为西巡。自顺治帝定都北京后，顺治、康熙两帝都葬在遵化。雍正帝生前，即把自己的葬地定在易州泰宁山下，并修建了陵园。一七三七年（乾隆二年），葬雍正帝于此，称为泰陵。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九月，乾隆帝与皇太后到泰陵行祭礼，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员随行。谒泰陵后，自易州去山西五台游赏。乾隆帝下谕说，他“临幸五台，观风问俗”，是为了“周知闾阎疾苦”。事实上，主要是巡游览胜。去五台前，借口山西巡抚阿里袞患病，特命兵部尚书班第署理山西巡抚，即日前往，办理巡幸五台之事。帝后抵五台后，赐宴随从王大臣。因“安营除道，未免有资民力”，免五台县明年额赋十分之三。乾隆帝在五台行围。留驻五日后启程。十月，经滹沱河，驻正定府，查阅堤工。经石家庄，驻保定府，游莲池书院，在太平庄行围，由涿州回京。
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乾隆帝再次奉皇太后西巡。二月自京师出发，由王公大臣扈从，经涿州、保定府至五台，在菩萨顶驻跸三日后，循原道回銮。临行，在五台下谕说：“朕巡幸五台，所有各处道路，该抚多已预备。其中朕所未到之处，向例不准开销。……赏银一万两，交该抚阿里袞通融办理，以补前项诸费之用。”（《高宗实录》卷二五八）山西境内，乾隆帝未到之处，赏银一万两补用，实际筹办费用，当不止此数。直隶境内及山西已到各处，虚耗费用，当然还要超出数倍至数十倍。据说，一九○○年慈禧太后逃到太原，见到乾隆帝巡幸五台时所供用的物品，叹为宫中所未有。其豪侈奢靡，可想而知。
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秋八月，乾隆帝又奉皇太后巡幸中岳嵩山。一切供顿，俱由正项开销。依西巡之例，也与赏银一万两交督抚通融筹酌。八月初七日自京启程，先向京东遵化祭谒孝陵、景陵，然后西行去易州谒泰陵。经正定府、彰德府、孟县、洛阳县，十月初至嵩山。祭中岳庙，赐扈从王公大臣及河南巡抚等官宴，在嵩山两日回銮。经中牟县至开封府，留住四日，赐宴阅兵。经卫辉府北返，十一月初回京。下谕将河南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以前积欠钱粮三十五万两捐免。
南巡江南 乾隆帝连年奉皇太后东西巡游，王公大臣随从，转辗各地，贡献赏赐，耗费是巨大的。但最大的靡费还是南巡江南。江浙一带历来是生产最为发展的地区，也是景物繁盛，商业贸易最为发达的地区。康熙帝曾六次南巡，以巩固对汉地的统治，乾隆帝自称效法皇祖，也先后六次到江南巡游。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乾隆帝奉皇太后还京。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正月，又奉皇太后启銮初次南巡。大学士博恒等王公大臣随行，规模浩大。启程一年前，经行各地即已在忙于准备御舟，修筑道路，布设行营行宫，筹备迎驾。乾隆帝出发前下谕说：“朕巡行江浙，问俗省方，广沛恩膏，聿昭庆典”，将江苏自乾隆元年至十三年（一七三六至一七四八年）积欠地丁银二百二十八万余两、安徽积欠三十万五千余两捐免。浙江无积欠，将来年应征地丁钱粮三十万两捐免。随从人等各有帮银路费傣饷，但因沿途诸物昂贵，另加恩赏，傅恒赏银六百两，以次各有赏银。二月间，经山东泰安入江苏，渡黄河至直隶厂，阅洪泽湖高家堰堤工。过淮安，经扬州乎山党高旻寺渡江至金山寺，经镇江府，由水路至苏州府驻跸二日。三月初，经嘉兴至杭州。月中自杭州回苏州驻跸。往江宁府，祭明太祖陵。四月，经泰安府，游泰山。五月初回京（《高宗实录》，参《南巡盛典·程途》）。
乾隆帝奉皇太后驻跸的城邑，对当地各级官员以致兵丁，屡有赏赐。二月初，在途中下谕说：“朕问俗观风，南巡江浙，清跸所至，广沛恩膏。更念三吴两浙为人文所萃，皇祖圣祖仁皇帝屡经巡幸，素悉膠庠，试额频加，覃敷教泽。朕法祖省方，銮舆所莅，式循式典，用示渥恩。”（《高宗实录》卷三八二）江苏、安徽、浙江三省，本年岁试文童，府学及州县大学增取五名，中学增取四名，小学增取三名。乾隆帝到杭州后，又颁赐江浙各书院新刊武英殿版十三经、二十二史各一部，又召试呈献诗诸生，谢墉、陈鸿宝、王又曾等三人特赐举人。在江宁，也准此例，特赐蒋雍植、钱大昕等五人举人。
乾隆帝巡游之地，当地设备接送，竞尚豪华。据说每处供设，所费不只二、三十万两，超过康熙帝南巡时十倍。帝后的大量赏赐和地方的豪华供设，耗费巨大。所谓“动用正项”和减免额赋，自然远不足用。乾隆帝在山西和山东巡游时，曾准当地商人捐输。游嵩山时，河南巡抚鄂容安奏称：“恭遇驾幸河南，通省绅民咸沐皇仁，无由仰报，情愿捐输，共输银五十八万七千余两，以充公用。”（《高宗实录》卷三七四）乾隆帝饬令给还绅民。南巡江南时，因费用浩大，深虑“办理拮据”，明谕嘉奖“两淮商人，踊跃急公，捐输报效。地方官一应公务，于此取给。”（同上，卷三八二）两淮商人中，以盐商为最富。乾隆帝将两淮纲盐、食盐于定额外，每引赏加十斤，“不在原定成束之内，俾得永远沾受实惠。”（同上）乾隆帝用赏加盐引的办法，换取盐商捐输，以供巡游。盐商自炫富有，官员互竞豪华，侈靡之习，愈演愈烈。袁枚记扬州情形说：“自辛未岁（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大子南巡，官吏因商民子来之意，赋工属役，增荣饰观，奢而张之。水则洋洋然回渊九折矣，山则峨峨然隥约横斜矣，树则焚槎发等，桃梅铺纷矣，苑落则鳞罗布列、閛然阴闭而霅然阳开矣。”（《扬州画舫录·序》）乾隆帝游苏州时，曾说这里“纷华靡丽之意多，而朴茂之风，转有未逮”，“凡兹士庶，更宜力敦本业，力戒浮华。”（《高宗实录》卷三八三）游杭州后也说：“闾阎趋尚，较吴稍朴。但浮竞之习，举所不免。”（同上，卷三八四）乾隆帝指苏、杭二府趋尚浮华，其实他的南巡，就正是在倡导浮华的风气。
康熙帝南巡时，视察黄河河工是主要目的之一。乾隆帝后来自称：“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而辛未（一七五一年）、丁丑（一七五七年）两度，不过敕河臣慎守修防，无多指示。”（《南巡记》）乾隆帝初次南巡，本不以视察河工为目的，“无多指示”是必然的。不过，他经淮南时，曾往视高家堰。自江宁往祭禹陵途中，也至蒋家坝阅视堤工。并曾诏谕河臣尽心修治洪泽湖水坝，对黄河的治理，也还多少有所推动。乾隆帝在巡游各地时，仍在各地批阅奏章，处理军国大政，与荒废政事的单纯的游玩，也还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