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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军机处的设立与赋税制度的改革
雍正帝统治时期，对中枢统治制度和赋税制度，相继作了重要的改革，成为此后情王朝历代相承的定制。
一、军机处的设立
清朝初年，沿袭满洲贵族议事的旧制，设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军国大事。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满洲、蒙古都统俱为议政大臣。六部满人尚书也参与会议。议政王大臣会议较前扩大。康熙帝亲政后，加强皇权，会议权限逐渐削弱。民政事务由内阁大学士或六部会议具奏。议政王大臣只议国家典章制度及军事要务。设南书房后，始由汉人翰林参预撰拟诏旨。一六八五年，罢满蒙都统议政，只参预议论军事。雍正帝削弱八旗王公权势，议政王大臣会议又被进一步削弱。
一七二五年（雍正三年），撤消总理事务王大臣制。次年，雍正帝下密旨，在内廷设立军需房，筹办西北用兵的军需。西北准备出兵，是当时的军事机密，朝内外均不得知。一七三○年，在内廷设军机房。由怡亲王允祥和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雍正六年拜大学士兼领户部）等，参予军机要务。随后改称军机处。一七三二年，铸造“办理军机印信”，成为正式的常设机构。
军机处选派大学士、尚书、侍郎数人入值，名为“在军机处行走”或“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后来又保选内阁中书舍人数名，缮写文书、保管文件，名为军机章京。军机处只有值庐，没有官署，官员称“内廷差使”。部院大臣不得擅入，军机大臣也不得接交外吏。皇帝每天寅丑二时（上午五至八点）召见军机大臣，口授谕旨，或是把章疏交下审议。军机大臣“承旨书谕”，经办一切。军机处虽名为军机，实际上是作为皇帝左右的助手，处理所有军政要务。据王昶《军机处题名记》所记：内而六部各卿寺及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则十八省及边疆将军、办事大臣，迄于属国，有事无不综汇。凡巡幸、谒陵、经筵、蠲赈与朝内侍郎以上，外省知府、总兵以上，黜陟调补，以及晓谕中外谕旨，称为“明发”；告诫臣工，指授方略，查核政事，纠正处理不当的刑狱，称为“寄信”（廷寄）。“明发”交内阁，转发部科；“寄信”密封交兵部驿马递送，注明日行三百里或四、五、六百里，以至八百里。内阁、翰林院撰拟不当，下军机处审定。军机大臣还被派往各处调查，处理各种重要事件。军机处承旨出政，把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阁票拟合而为一。内阁只办例行题本，也成为处理政事的机关，军政大事均在军机处决定。
军机大臣满汉并用，但大学士、军机大臣的领班需由满大臣担任。他们能文能武，出将入相，既能熟悉部院事务，了解地方情况，又能指挥作战，具有军事经历。鄂尔泰出身进士，先后任佐领、广西巡抚、云贵广西三 省总督，一七三二年授任保和殿大学士、兵部尚书，进为军机大臣。军机处的汉大臣参与机要，草拟谕旨。雍正帝曾说：“自张廷玉为大学士，听朕谕旨，悉能记忆，缮录呈览，与朕言相符。”（《世宗实录》卷八十七）他们都是翰林出身，经由内阁学士、六部侍郎、尚书以至大学士，进而充任军机大臣的。
雍正帝每天与军机大臣在一起，处理各地呈送的各种文书，迅速批交内外官员办理。使手续简化，行事快捷，加强了王朝的统治效能。议政王大臣会议渐成虚设，被军机处取代。
二、赋税制的改革
明朝赋税，自万历时实行一条鞭法，合并各种税目，但仍是田亩征税，人丁服役，二者并行。明末“加派”赋税，漫无限止，激起农民的广泛反抗。清初，削减加派，但地丁税役仍沿明制。康熙五十一年起，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法，以限制赋税的增加。但行之既久，各地人口生死迁徙，原定税额与实际不符，出现许多流弊。雍正时，将人丁税与田亩税合一，依地亩多少统一征收赋役，号为：“摊丁入亩”。在我国封建社会的赋税史上，这是一次重大的改革。
清初编审户口，分军、民、匠、灶四种户籍，十六岁以上成年男子称“丁”，女子及未成年的男子称“口”，六十岁以上除籍。三年（后改五年）编审一次。凡编审在册的成年男子，都须缴纳丁银（又称丁徭银或徭里银），各地额数多寡不一。康熙时编审户口，已是沿袭旧簿，老不除籍，壮不加丁，亡故者仍在籍不减。征收丁银都转加到在籍男丁身上。农民被迫逃亡，应纳丁银也由在籍人丁负担。康熙时，丁银的征收已是统治者面临的严重问题。
早在顺治时，陕西南郑、浙江嵊县等地就曾试行过“丁随粮行”和“摊丁入亩”的办法。有的地方将逃亡故绝的人丁的丁银摊入田亩中征收，以田补丁。康熙时，河南太康、四川芦山、湖北沔阳、山东黄县等地也分别试行过“丁随地派”，“按亩均丁”，“丁随粮派”和“丁银摊地”等办法，将丁银与田赋结合起来征收。一七一四年（康熙五十二年）御史董之燧即奏情“统计丁粮，按亩均派”（《养吉斋余录》卷一），未获允准。一七一六年户部议准，“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四川省实行“丁随地起”，“田载丁而输纳，丁随田而买卖”（《熙朝纪政》卷三《纪丁额》、《纪丁随地起》）。
雍正帝即位后，一七二三年六月，山东巡抚黄炳曾疏请“摊丁入亩”，未准。七月，直隶巡抚李维钧疏言：“顺天、保定、河间、水平、宣化五州（府），地多旗圈，丁银留为民累，请自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始，摊入通省地亩内，按地输丁。”（《清史列传》卷十三）雍正帝命户部议复。九月，户部议准，清于雍正二年为始，造册征收。每田赋一两，摊入丁银二钱二厘。李维钧在直隶实行“摊丁入亩”后，福建巡抚黄国材亦奏准自雍正二年实行“摊丁入亩”，田赋一两，摊丁银五分二厘七毫至三钱一分三厘不等，只有台湾府缓行（《熙朝纪政》卷三《纪丁随地起》）。山东、河南、云南、陕西、浙江、甘肃、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湖北等十二省和广东、四川未“摊丁入亩”的州县，也在雍正五年至七年间先后实行“摊丁入亩”，将丁银摊入田赋内征收。摊入科则各地不同，有的全省通筹均摊，有的是各州县分别均摊，甘肃则分河东、河西各自均派。山西省在雍正二年即由布政使高成龄奏请“照直隶新例，将丁银并入地粮”（《世宗实录》卷二十四），但遭到各州县官的反对，迟迟不能实行。盛京、吉林因大量八旗丁壮和家属迁进关内，又有大批汉人移居关外，户籍无定，仍照旧制地税丁银分征。
明代的军户清初改称屯户，军丁改称屯丁，与民丁分别编征。实行“摊丁入亩”后，有的省区不分民丁、屯丁和民地、屯地，一律把丁银摊入田赋中征收。也有的地区则将屯丁银摊入屯地银征比，与民丁、民地分开计算。另一种办法是，归入所在州县内均摊。清初曾一度废止明代的匠籍，将匠户编入民籍一体征银，后又恢复匠籍，单独完纳，称为“匠班银”。实行“摊丁入亩”后，匠班银也与丁银一起摊入地粮。从事盐业生产的人丁属于灶籍，称灶户，人丁称灶丁。灶丁除缴纳盐课外，还需缴纳丁银。“摊丁入亩”后，灶丁的丁银也摊入灶地（制盐场地）内征收。
雍正帝改革税制，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推行摊丁入亩制，实际是统一依据占田多少增加赋税。占田多的地主须多纳田赋和附加的地丁银。少地和无地的农民则可少交或不交赋税。贫苦农民的负担因而减轻，作用还是积极的。对清王朝说来，由此较易于保证赋税征收，加强统治。摊丁入亩后，逃隐的人丁减少，入籍的户口显著增多了。
三、“除贱为良”
清代统治的人户中，满洲贵族役使的奴隶之外，还有各种贱民，分布各地，在明代或更早的时期即已形成，历代相沿不改。这些贱民并非奴隶，但地位低于平民，不列于民户的户籍。雍正帝在削除满洲奴隶制和改革丁税制的同时，陆续将各地的各类贱民，除籍为良民，编入户籍。
山陕乐户乐户原为教坊乐人。明代将罪犯罚为乐户，逼勒为娼，不入民户户籍。山西、陕西一带有大批乐户。据《熙朝纪政》卷三《除贱为良》条载，他们是明初不附靖难的兵民，“编为乐籍，令世世不得自拔为良”。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四月，浙江道监察御史年熙（年羹尧子）条奏说：“山陕乐户沉沦丑秽，无由自新”。（《永宪录》卷二）议政王大臣会议认为，压良为4S0贱，是前朝弊政，亟宜革除。雍正帝采此议，命除山西、陕西教坊乐籍，改业为良民（《世宗实录》卷六）。
浙江惰民浙江一带有所谓“惰民”，不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不入民籍，甚至不能穿着四民的服装。男子捕蛙，卖饼为业，妇女或说媒，或伴良家娶嫁，为人髻冠梳发、穿珠花。或走市巷，成为私娼。一七二三年八月，两浙巡盐监察御史噶尔泰奏请除绍兴惰民籍，说当地惰民称为“丐户”，“丑秽不堪，与乐户无二。请照山陕乐籍，一例削除”。雍正帝于当年九月，诏“除绍兴府惰民丐籍”（《世宗实录》卷十一）。惰民改业，同于平民。
安徽伴当、世仆明末以来，江南徽州府有“伴当”，宁国府有“世仆”，当地称为“细民”。伴当、世仆户需为主户服役，甚至遭受主户鞭打。主仆之分承袭前代，茫然无考。雍正帝认为，这是相沿之恶习，并无上下之分，应开豁为良，命当地督抚查明具奏。安徽巡抚魏廷珍奏请：“嗣后绅衿之家典买奴仆，有文契可考未经赎身者，本身及其子孙俱应听从伊主役使；即已赎身，其本身及在主家所生子孙，仍应存主仆名分；其不在主家所生者，应照旗人开户之例，豁免为良；至年代久远，文契无存，不受主家豢养者，概不得以世仆名之，永行禁止”。雍正帝准其议，一批细民被除为良民（《世宗实录》卷五十六）。
广东疍户广东滨海，有疍（音旦）户籍。疍户以船为家，捕鱼为业。疍户地位卑贱，不准登岸居住。疍户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跼蹐舟中，终身漂泊。雍正帝认为，疍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摈弃之处。且输纳鱼课，与齐民一体，不应因地方积习强为区别。饬令督抚晓谕地方，“凡无力之疍户，听其在船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栖身者，准其在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以便稽查。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驱逐，并令有司劝谕疍户开垦荒地，播种力田，共为务本之人”（《世宗实录》卷八十一）。
江苏丐户七三○年五月，江苏巡抚尹继善奏称，苏州府属之常熟、昭文二县，有从旧沿袭下来的丐户，不得列于四民。请照乐籍、惰民之例，除其丐籍，列于编氓。得到雍正帝的允准实行（《世宗实录》卷九十四）。
雍正时，各地大批不在籍的贱民除为良民，编入户籍的民户人口也因而大为增加。
（三）边疆地区的统治
雍正帝统治时期，继承康熙帝的事业，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先后击败青海和硕特蒙古和准噶尔部贵族的反抗，与俄国订立恰克图条约，划定清朝在喀尔喀蒙古地区的领域，并进一步加强了东北的边防。西藏地方平息了贵族间的战乱，巩固了统治。在西南各民族地区，废除土司，订立统一的官制。雍正帝对边疆地区统治的加强，为乾隆时期清朝疆域的确定，奠立了基础。
一、对青海蒙古的统治
一六九七年，青海和硕特蒙古八台吉晋见康熙帝，顾实汗子达什巴图被封为和硕亲王，诸台吉分别封为贝勒、贝子和公爵。达什巴图死后，子罗布藏丹津承袭王爵。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夏季，罗布藏丹津招诱诸部到察罕托罗海盟会，要诸台吉放弃清朝封授的贝勒、贝子、公等名号，恢复旧称，并自号为达赖浑台吉。八月，罗布藏丹津出兵攻击拒不从命的亲王察罕丹津（顾实汗曾孙，封亲王），并联络青海大喇嘛察罕诺们汗，率领和硕特蒙古及藏族人丁、喇嘛等共二十万人起兵。十月，雍正帝任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平乱。罗布藏丹津率部进攻西宁。年羹尧军封锁青海通往西藏和天山的道路，大举进攻。十二月，被胁迫的诸台吉和部众十余万人，先后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