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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2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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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两。
  禁海�;�;康熙帝在禁矿之后又在一七一六年实行海禁,对海外贸易规定禁条,严加限制。
  清朝初年,南明和郑成功家族据东南沿海反抗清朝。清朝统治台湾后,康熙帝实行“开海”,海上贸易逐渐发达,促进了东南各省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使清朝增加了关税收入。直到一七○八年,都察院以江浙米外运过多致使米价腾贵为由,请禁商船出洋,康熙帝仍不允准。一七一一年,康熙帝又驳回了吏部因海上发生盗劫案请禁海上贸易的奏疏。一七一六年,康熙帝之所以要禁止南洋贸易和限制出海,主要是由于防范东南沿海人民与海外联系,据地抗清。康熙帝在实行海禁前,曾说:“朕访问海外有吕宋、噶刺巴两处地方,噶刺巴乃红毛国泊船之所,吕宋乃西洋泊船之所,彼处藏匿盗贼甚多。内地之民希图获利,往往于船上载米带去,并卖船而回。甚至有留在彼处之人,不可不像为措置也。”又说“海外有吕宋、噶刺巴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台湾之人时与吕宋地方人互相往来,亦须豫为措置。”(《圣祖实录》卷二七○)江苏巡抚张伯行奏请禁海,兵部与广东、闽浙官员拟定禁海办法,奏准实行。主要是:(一)吕宋、噶刺巴等处,不许商船前往贸易。东洋(日本)贸易照旧。(二)严禁出卖船只到海外。违者,知情同去之人皆立斩。禁止贩卖粮食出口。出洋船只,每日每人只准带食米一升、余米一升。如果超额,严拿治罪。(三)限制百姓外出谋生,禁止留居海外。有人留在外国,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留下之人,行文国外,解回立斩。
  一七一六年实行海禁后,极大地限制了海外贸易和沿海各省工商业的发展。对日本贸易,虽未做新的规定,但日本这时已实行“锁国”政策,限制中国去日商船,由每年八十艘减为三十艘,并规定了贸易限额和多种限制手续。中日贸易因而大减。东南亚诸地,自晚明至清初,沿海各省大批居民前往留住垦荒或经营工商。海上来往频繁。一七一六年禁海后,海上一片荒凉。西方国家的贸易商船,清朝“听其自来,不许往贩。”每年来华商船不过几艘,影响远不能与东南亚相比。
  康熙帝禁海,旨在防范沿海人民反抗,但实行的结果却又增加了沿海人民生计的困难,激化了矛盾,广东普宁知县蓝鼎元著《论南洋事宜书》,论述闽广形势说,“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内地贱菲无足轻重之物,载至番境皆同珍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黹,皆于洋船行销。岁收诸岛银钱货物,百十万人我中土,所关为不细矣。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又说:“一船之敝,废中入数百家之产,其惨目伤心,可胜道邪?沿海居民萧索岑寂,穷困不聊之状,皆因海禁。”他最后认为:“今禁南海,有害无利,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鹿州初集》卷三)海禁之后,沿海工商被迫失业。蓝鼎元的记述,大体上是符合实情的。   
四、台湾农民起义
  台湾远在海疆,清朝设府统治,官吏的贪污刻剥,较陆上更加横暴。康熙帝实行禁海后,为防范台湾人民与吕宋往来,统治极为严厉。一七二一年,台湾农民在朱一贵等领导下,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一七二一年春,台湾知府王珍在凤山县征收粮税,肆意刻剥,并逮捕入山伐竹的农民二三百人进行勒索。出钱者释放,不出钱者重责四十大板,驱逐过海,赶回原籍。王珍又监禁因地震过后唱戏谢神的百姓四十多人,指为“无故拜把”治罪。台湾农民群情激愤,起义爆发了。
  四月十九日,农民朱一贵、黄殿、李勇、吴外等五十二人在罗汉山焚表结拜,发动武装起义。朱一贵原是福建漳州长泰人,一七一三年来到台湾。曾充当辕役,被革,以券鸭为生。康熙时期,东南地区民间一直流传着明室后裔朱三太子的传说。康熙帝禁海,民间流传南洋有所谓“前明苗裔”也是原因之一。台湾起义者适应民间的传闻,称朱一贵为明朝皇室后人,推为领袖。起义群众聚集一千余人,以山竹制成尖枪作武器,占据冈山,树立起义大旗,上写“激变良民,大明重兴,大元帅朱。”
  驻台湾府城的清朝总兵欧阳凯得知起义的消息,急派右营游击周应龙率领清兵四百及新港、目加留湾、萧垅、麻豆四社的高山族兵丁前去镇压。冈山离府城仅三十里,周应龙进兵,第一天走了五里即驻军,第二天走了十五里又止营。起义军夜出,缴获清军鸟枪、藤牌等军械甚多,周应龙隔溪相望,不敢出救。台湾各县人民纷纷起义响应。南路起义军由杜君英领导,在淡水槟榔林招集粤东种地佣工客民数百人起义,与陈福寿、刘国基等商议夺取台湾府库,并派兵百余人与朱一贵等联络。郭国正、翁义在草潭起义;戴穆、江国论在下埤头起义;林曹、林赛、林琏在新园起义;王忠在小琉球起义,都愿与朱一贵、杜君英合作,共同进攻台湾府城。二十六日,朱一贵,杜君英在赤山两路夹攻清军,击毙千总陈元,活捉把总周应遂,周应龙怆惶逃入府城。朱一贵军乘胜追击;杜君英率领陈福寿、刘国基等军进攻凤山县南路营,杀死把总林富。清守备冯定国自杀,参将苗景龙逃匿万丹港渔寮,被起义军搜获处死。清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台湾府城,文武官员各遣家属连夜逃命,纷纷争舟抢渡鹿耳门。
  二十八日,总兵官欧阳凯、游击刘得紫率兵千余人,台湾协标水师副将许云率兵一千五百人,扎营春牛埔。中夜自相惊扰,镇兵四故,二十九日黎明清军稍集。五月一日,朱一贵率领数万起义军来攻。刘得紫领兵在中路口堵截;欧阳凯、许云率兵在春牛埔迎击。朱一贵、杜君英合兵奋力冲杀,清军把总杨泰为内应,刺欧阳凯坠马。起义军杀欧阳凯,击毙副将许云、游击游崇功,生擒游击刘得紫、守备张成。台协水师中营游击张彦贤,左营游击王鼎等率领残兵败卒,逃往澎湖;右营游击周应龙等附商船逃归内陆;台厦道梁文宣、知府王珍、同知王礼等尽驱港年商船渔艇出鹿耳门渡海。朱一贵率领起义军占领台湾府城,开府库,取金银。又开红毛楼(即荷兰人所筑之赤嵌楼),获得贮存的原属郑成功的军器,火药、大炮、刀枪、弹药无数。义军北路赖池、张岳、郑维晃、赖元改等也攻陷了诸罗,击杀北路营参将罗万仓。旬日之间,便摧毁了清朝在台湾的统治,取得了重大胜利。
  五月三日,起义军拥戴朱一贵称中兴王,建元水和,布告中外,申述反清复明的宗旨,号召全国人民推翻清朝。起义军建立官职,有国师、太师、国公、将军等称号。派骁将郑定瑞、苏天威领兵三千,镇守鹿耳门。
  从台湾逃出的清朝文武官员,五月二,三日麇集澎湖。澎湖协标将弁,不知所措,家属杂沓登舟,将渡厦门,被守备林亮制止。清水师提督施世骠见到逃往厦门的船只,才知道台湾爆发了农民起义,急忙调乒渡海。浙闽总督满保也赶到厦门,调南澳镇总兵蓝廷珍率领水陆军镇压台湾起义军。先后调遣到台湾的清兵共有一万二千多人,大小船只六百余艘,舵工水手六千余名。
  清朝调兵反攻之际,起义军内部已发生分裂。朱一贵军纪严明,禁止淫掠。国公戴穆强娶民间妇女,被朱一贵处死。太师洪阵私卖起义军信札,被朱一贵正法。杜君英原要立自己的儿子社会三为王,遭到反对。杜军不服从命令,掳掠妇女财物。被掳人口中有国公吴外的戚属,吴外请求释放,杜君英不理。朱一贵派杨来、林琏去劝他放回,柱君英将杨来、林琏捆绑。朱一贵与国公李勇、郭国正等整兵讨伐杜君英。杜君英战败,挟持数万人北走虎尾溪,至猫儿干屯札。起义军战士分裂成两支,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机会。
  清淡水营守备陈策,率淡水侯观德、李直三等地主武装,乘隙袭击朱一贵。诸罗县地主陈徽也率兵攻陷县治。陈策派人赴澎、厦请求援兵,满保、施世骠先后发兵一千七百人往援。各地地主武装更加猖狂镇压农民起义军。
  六月十三日,施世骠等从澎湖出发,十六日抵鹿耳门外。起义军一支由苏天威率领据守险要,发炮抵抗,战斗十分激烈。清军入鹿耳门,起义军退守安平镇,被清军攻陷。朱一贵派杨来、颜子京、张阿山、翁飞虎率八千义军反攻安平。十九日又派李勇、吴外等率数万人再攻安乎,遭到清军夹击。义军丧失了主动地位,退保府治,沿岸列炮固守。
  六月二十日夜,西港仔地主带领清守备林亮官兵一千三百名,在西港仔登岸。二十一日晚,清南澳总兵蓝廷珍自率水师五千五百余人到西港仔与林亮等会合。次日分兵八路,向起义军进攻。黄殿率领起义军迎敌,遭到伏击。起义军当夜袭击清营,又中埋伏,受到了严重挫折。
  六月二十三日,蓝廷珍进至骂松溪,直逼府城。朱一贵率数万义军退走,清兵分为南北二路追击。被起义军俘虏的游击刘得紫乘隙逃走,组织地主武装,向起义军进攻。陈策也率地主武装与清兵会合。朱一贵率领千余人退至沟尾庄。庄主杨石、杨旭、杨雄等已接受蓝廷珍给与的守备、千总衔札,合谋诱捕朱一贵。闰六月初五日夜,杨旭齐集六庄的丁壮,以守护为名,将义军所携火炮用水灌湿,夜半大举攻击。起义军从梦中惊醒,仓促反抗。朱一贵被杨旭的伏兵擒捉,吴外、陈印等突围。蓝廷珍审讯朱一贵,他昂然屹立,辱骂敌人,腿骨被打断仍英勇不屈。后被押解到北京处死。杜君英父子被兰廷珍招降,随后也被解送北京处死。
  朱一贵被捕后,起义军余部仍在王忠等领导下坚持斗争,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四月上忠在凤山境内被俘,起义军全部失败。
(四)太子的废立与诸王纷争
  自一七○八年九月太子胤礽被废至康熙帝病死的十多年间,围绕着太子的废立形成长期的纷争。   
一、胤禩谋立的失败  
  康熙帝废胤礽后,未立新储。诸皇子及党附诸臣密谋争立。
  康熙帝共有三十五子,其中十五子早殇,一子出继,实有十九子。长子胤禔系惠妃纳喇氏所生,故不得立为太子。二子胤扔出于康熙帝第一位皇后�;�;大臣索尼之孙女赫舍里后。后生胤礽而卒。三子胤祉封郡王,四子胤禛、五子胤祺、七子胤祐、八子胤禩均封贝勒(六子胤祚早卒)。诸子各自结交权臣,招纳门客,植党互斗。胤禔不得立而心忌胤礽,康熙帝曾说他“党羽甚多”,“闻各处俱有大阿哥之人”(《圣祖实录》卷二三七)。胤禔并蓄养“飞贼”刺客,暗害异己。胤礽废后,胤之下立即向康熙帝陈奏,请立八子胤禩。胤禩为良妃王氏所生,亦不出于正后。胤禩陈奏说:“相面人张明德曾相胤禩必大贵。”并说:“今欲诛胤礽,不必出于皇父之手。”(《圣祖实录》卷二三四)康熙帝大怒,斥他“凶顽愚昧”。皇三子胤祉乘机揭发胤禔曾用喇嘛魔术谋害胤礽。康熙帝将胤禔革爵幽禁,张明德等凌迟处死。康熙帝传谕:“如有人誉胤禩,必杀无赦。”胤禩被革去贝勒,为闲散宗室。   
二、胤礽的再立
  康熙帝废胤礽时,曾说他“似有鬼物凭之者”。胤禔魇咒事揭发后,康熙帝曾召胤礽入见,释禁居宫。说:“今胤礽之疾,渐已清爽,亦自知其罪”,并说胤礽以前的悖乱行事,俱由于索额图父子(《圣祖实录》卷二三五)。一七○八年十一月,康熙帝命满汉大臣议立太子事。左副都御史劳之辨等,见康熙帝已释胤礽,希图迎合康熙帝的意旨,密奏复立胤礽为太子,说“乞速涣新纶,收回成诏,敕部择吉早正东宫”。康熙帝见奏,不悦,斥劳之辨行为好诡,革职回籍。拥胤禩的满汉大臣又乘机推举胤禩。满大臣阿灵阿(遏必隆之子)、鄂伦岱(佟国纲之子)、揆叙(明珠之子)等贵族及汉人尚书王鸿绪等私下计议,举胤禩。奏称:“皇上办事精明,天下无人不知晓,断无错误之处”,已废太子决不可改易,请立胤禩为太子。康熙帝不允,说胤禩“未尝更事,近又罹罪,且其母家亦甚微贱”(《圣祖实录》卷二三五)。
  康熙四十八年(一七○九年)正月,康熙帝决意复立太子胤礽,因而又怀疑推举胤禩的大臣,有人操纵,传谕追查,说:“此事必舅舅佟国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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