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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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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越入朝——吴越和南唐一样,竭力向宋朝表示恭顺。宋太祖即位,吴越国王钱俶(音处chù)即遣使来贺,此后连年朝贡。九七四年冬,宋代江南,令吴越出兵助攻。李煜写信给钱俶说:“今天没有我,明天岂能还有你。早晚你也是汴梁一布衣(平民)罢了。”钱俶连忙把李煜信交给宋朝。九七五年四月,钱俶亲自领兵五万,自杭州攻下南唐的常州。南唐亡后,九七六年,宋太祖要钱俶到东京朝见,讲明入朝后仍回杭州。二月,钱俶带领妻子到东京入朝,宋朝大加款待,两月后放他回国。临行前,宋太祖送一个黄包袱给钱俶,里面全是宋朝群臣请求扣留钱俶的奏疏。钱俶对宋太祖大为感激,也大为恐惧。回国后又派遣使臣贡献大批宝物。吴越对宋朝唯命是从,叫出兵就出兵,叫入朝就入朝。吴越国实际上已完全屈服在宋朝的统治之下,只是还保留着一个国王的称号,等待宋朝削去。
  泉州归附——留从效割据泉、漳等州,接受南唐清源军节度使名号。九六二年,留从效死。次年,牙将陈洪进夺取兵权,自为节度使,遣使向宋朝贡。九六四年,宋改清源军为平海军,命陈洪进为节度使。九七六年,宋灭南唐,吴越入朝,泉、漳等州成为孤立的割据点,陈洪进也请求到东京朝见。陈洪进行至中途得知宋太祖死,归镇。次年,入朝宋太宗。九七八年四月,献上泉、漳二州十四县地。江南最后一个割据点也消灭了。
  宋太祖自九六三年出兵荆湖至九七六年病死,前后用了十三年的时间,消灭了南方各地的长期割据。这并非只是由于他个人的军事才能,而是决定于人心的向背,决定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后蜀灭亡前,宰相李昊(音浩hào)对蜀主孟昶说:“我看宋朝立国,不象后汉、后周。天厌乱久矣,一统海内,就在此朝吧!”南汉灭亡前,内常侍邵廷琄(音旋xuàn)对南汉主刘鋹说:“天下乱久矣!乱久必治。现在宋朝己出,看形势非统一天下不可!”后蜀与南汉相隔数千里,但人们都已敏感地觉察到,结束战乱,统一全国,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所谓“厌乱久矣”的“天”,实际就是当时的社会潮流,主要是广大群众的意志。唐末五代以来,各地封建军阀之间无休止地展开争夺权利的战争。广大群众早已厌弃这种封建割据的内战,厌弃这种战争带来的破坏和灾害。南方和中原地区经济联系的发展,也要求消除成为障碍的割据政权。结束封建割据的战乱,已是广大群众的共同要求,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宋朝的统一事业,因而较为顺利地取得了成功。
  宋太宗赵匡义在后周时为供奉官,陈桥兵变,拥立太祖有功,建国后为殿前都虞候。宋太祖亲征二李,太宗留守京城,任开封府尹兼中书今。后又加封晋王,位在宰相之上,成为宋太祖以下权位最高的人物。九七 六年十月宋太祖死,太宗即位。九七八年三月,吴越王钱俶来朝见,太宗留钱俶在东京。陈洪进纳土降宋,吴越更加孤立。钱俶不得不把吴越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地献给宋朝,削去吴越国号。宋朝完全统一了南方各地,就把主要的兵力转向了北方的北汉和辽朝。
  灭北汉——九六九年,宋太祖亲自率兵攻北汉,败辽援兵,引汾水灌太原城,北汉坚守,宋兵久攻太原不下,辽又派兵来援,宋兵回师。九七六年八月,宋太祖再命党进、潘美等分道攻太原,辽耶律沙领兵助北汉。宋太祖死,太宗下诏班师。泉州和吴越的割据消灭后,九七九年初,宋太宗集中兵力,领兵亲征,派潘美等四将分四路攻太原。三月,辽援兵来救,宋兵在白马岭大败辽兵,辽将耶律敌烈败死。四月,宋太宗自镇州进兵,破隆州,至太原城下。宋兵各路围攻太原。五月,北汉主刘继元出城降。北汉平。
  北伐辽朝——宋太宗灭北汉后,五月就从太原仓促出兵,乘胜北伐辽朝,企图收复五代时被辽朝占领的燕云州县。宋兵到易州、涿州,辽朝的汉人守将开城投降。来太宗率兵围攻辽南京(今北京市),不能下。将士因伐太原疲惫,攻南京又不下,已经懈怠。辽耶律休哥引大兵来,大败宋兵。太宗率兵南逃。耶律休哥追到涿州,太宗乘驴车仓惶逃走。宋兵仗、辎重都被辽夺去。次年(九八○年),辽发兵十万来攻雁门。北汉旧将代州刺史杨业出轻兵袭击,辽兵败走。十月,辽景宗、耶律休哥又自瓦桥关进攻,大败宋兵,追到莫州回师。
  宋兵对辽作战失败后,是继续作战收复燕云,还是从此休兵,宋朝内部出现了不同的主张。宋太宗回东京,朝臣多主张再出兵攻辽。左拾遗(谏官)张齐贤上疏反对,说,‘圣人举事,动在万全”,“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主张先加强内部的统治。河南路转运副使田锡主张放弃收复燕云,与辽谈和,说“沙漠穷荒,得之无用”,“劳而无功”。在主和意见的影响下,太宗在九八一年诏令沿边州县守边境,不得出关。宋辽暂时休战。
  宋太宗经过几年的军事准备后,仍然志在收复燕云。对宰相宋玫说:“我看史书,见晋高租(石敬瑭)求援于契丹,对契丹行事父礼,还要割地奉送,屈辱之甚。”宋琪回答说:“恢复旧境,亦应有时。”
  九八六年,宋太宗再度发大兵分三路北征。曹彬、米信出雄州,田重进出飞狐,潘美、杨业出雁门。曹彬率宋主力军急速攻下新城、固安,直抵涿州,田重进攻下飞狐,进克灵丘、蔚州,潘美军攻下寰、朔、应、云等州。辽以南京留守耶律休哥抵挡曹彬,耶律斜轸领兵抵挡潘美。辽承天太后、圣宗亲领大兵相机出援。曹彬一路号称十万,乘胜猛进。辽耶律休哥驻南京兵少,不出兵正面作战,夜出轻骑劫掠,昼出精锐断宋兵粮道。曹彬人涿州十余日,粮尽,退守雄州。将士看到潘、田两军挺进,纷纷要求再攻涿州。这时,辽承天太后、圣宗的大军已到涿州东五十里。耶律休哥出轻兵沿路迫击宋军,宋军且战且行,到涿州已师老兵疲。辽兵乘势大举出击,宋兵自涿州败退,辽兵追到岐沟关,大败宋兵。曹彬收残部渡拒马河,辽兵追袭,宋军人马相踏,死者无数。 涿州之战,辽兵先让一步,以少胜多,宋军主力全部败溃了。
  宋太宗见主力军溃,急令曹彬等回东京,田重进军驻定州,潘美军回代州。辽耶律斜轸出重兵袭击,败宋兵于五台,宋兵死者数万。辽兵夺回蔚州,潘美领兵往救,又大败于飞狐。潘美、杨业军回兵到朔州狼牙村,辽兵陷寰州。杨业以为敌锋甚盛,不可与战。潘美等不听,迫令杨业出兵。杨业自知必败,请派伏兵在陈家谷口救援,杨业与辽兵战,大败,退到陈家谷口,不见宋援兵,率部下百余人,并力死战,堕马被俘。杨业拒不降辽,绝食三日,死。潘、杨军败,宋兵全线崩溃了。
  宋太宗再次北伐失败,宋兵损失惨重。朝中一些大臣纷纷主张“屈己”求和。赵普上疏,说辽朝“何足介意”,必定是有“邪谄”(坏人)蒙蔽皇帝,“致兴不急之兵,颇涉无名之议”,劝太宗“忍一朝之忿”。宰相李昉等上疏,说北伐失败“悔既往而难追”,“姑务息民,何嫌于屈己”,“屈于一人(辽帝)之下,伸于万人之上”。殿中侍御史赵孚建议宋太宗学习唐高祖“降礼于突厥”,对辽屈己求和。“议定华戎之疆,永息征战之事”,盟誓和好。太宗没有赞同他们的议论,回答赵普说:“恢复旧疆,此朕之志,伐辽失败只是由于将帅军事指挥上的失 误所致。”九八九年,户部郎中张洎(音计jì)、右正言王禹偁(音称chēng)相继上书,建议加强边地武将的兵权,集合兵力,再次北上伐辽。宋朝内部,出现主战与主和两种不同政见。
  宋太宗仍以集中兵权防止割据复辟为国策,对外作战和对内抑制武将的政策发生了矛盾,因此没有采纳王禹偁等人再次伐辽的建议。以后的宋朝,即对辽转取守势,专力加强国内的统治。
(二)中央集权制统治的加强
  唐末五代以来,军阀长期割据。宋太祖建国后,继续统帅后周的禁军,后周官员也都继续任职。灭江南各国后,也仍然任用原有的大批官吏,并收编了各国的军队。为了防止割据势力的复辟,宋王朝把军事、政治大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朝廷,以巩固它的统治。
  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主要是兵制和官制,在太祖、太宗两朝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
一、兵制
  宋朝军队的主力,是朝廷直接统领的禁军。唐初,设十二卫,唐玄宗改设旷骑(彍音扩kuò),宿卫京师。天宝以后,彍骑虚弱,边镇兵强大,形成长时期的藩镇割据。后周时,仍沿用禁军制度,但军士累朝相承,多已老弱,又骄横不听指挥,实际上已不可用。周世宗制定“兵务精不务多”的方针,命宋太祖统领禁军,精锐者提升,老弱者除去。又召募各地壮士,选择尤强者编入禁军,加以训练。禁军由此成为一支强劲的军队。周世宗对外作战,屡获胜利,禁军的整顿是有作用的。宋太祖在后周统领禁军六年,依靠这支兵力推翻后周,建立宋朝。他深知掌握军队的重要,即位后从各方面加强禁军的实力,集中掌握兵权,沉重地打击了割据势力。
  选练——来太祖即位的次年,九六一年,即着手加强禁军,进一步拣汰老弱,补充精壮。这年五月,下令各州拣选勇壮兵士,升为禁军。又除去禁军中的老弱,设“剩员”处理。退兵下到诸郡,仍给兵傣。诸郡多用来看守仓库。九六五年,又选强壮兵定为“兵样”,分送各地。各地军队按兵样选拔,送到京师充禁军。此后多次派邀使臣到各地选择精兵收补。禁军聚集在京师,太祖亲自教阅,加强训练,并给以优于外州的俸给。宋朝统一南方各国的过程中,也从各地的降卒中选择精锐补入禁军。军中并制定“阶级法”,使上下有制,不可侵犯。由于禁军的不断选练,宋朝极大地加强了中央直辖的兵力,削弱了地方的兵力。
  地方的镇兵,五代时驻守城厢,又称“厢兵”。九六六年,宋太祖下令禁止将帅选取军中精锐作牙兵(衙兵)。厢兵中的精锐,经多次选拔,全被收入中央的禁军。留在地方的,不再训练,只服杂役。厢兵实际上已成为不能作战的役卒。后来司马光曾评论说:选练禁军后,“各地方镇都自知兵力远不是京师的敌手,谁也不敢再有异心”。这就是说,镇兵力量远比禁军薄弱,没有割据反抗的可能。唐末以来的军阀割据势力不能复辟了。
  建置——太祖开宝(九六八——九七六年)时,有禁军马步兵十九万三千(全国兵额三十七万八千);太宗至道(九九五——九九七年)时,禁军马步兵三十五万八千(全国兵额六十六万六千)。起初,禁军都驻在京师,后来也部分地出守各地。太祖时以十万驻京师,十万派守外郡。戍守边地重镇或内郡要地者称屯驻,隶属于总管司者称驻泊。此外,因粮价低廉暂留某地者称就粮,人数不多。屯驻军由兵马钤辖(钤音潜qián)、都监等统领,当地州官不得干预。派出的禁军定期轮换,因而有所谓“出戍法”(或称“更戍法”)。出戍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淮南、两浙、荆湖、川、峡、广东等地的,三年一轮换。广西等地,二年一轮换。陕西兵,半年一换。禁军家属妻子都在京师。据说更替出戍,可以使士兵“习勤苦,均劳逸”,免得留恋家室。短期在外地,也不会想反抗朝廷。禁军军官提升时,都调离原来的队伍。统领驻泊、屯驻的禁军的将宫由朝廷任命,也不固定。从而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不使上下人情习熟”。宋太祖、太宗时期,在禁军制度上,从各个方面消除唐末五代以来方镇割据的积弊,形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的局面。禁军将领也不能拥兵割据了。
  军权——聚集在京师的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和步军都指挥使统辖,称为三衙或三司。三司只在平时负责对禁军管理、训练,无权调遣。禁军的调动权,归枢密院掌管。枢密院又直接由皇帝指挥,只有皇帝才能派迫禁军,调动兵马。禁军中又选出勇壮,作护卫皇帝的亲军,称“诸班宜”,地位在一般禁军之上。
  禁军外出作战,由皇帝派遣将帅,并由皇帝亲自制定作战方略,指示将领,甚至授以阵图。诸将领兵作战,须按照皇帝的部署行动,不得擅改。宋太宗戊北汉、辽朝,都是领兵亲征,临阵指挥。太宗对宰相们说:“五代承袭唐季丧乱之后,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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