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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1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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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ez d′Andrade)率舰队来到中国。皮来资和安特拉德所率领的葡萄牙舰队到屯门岛后,想进入广东,遭到中国地方政府的拒绝,葡萄牙舰队强行驶入内河,开往广州,沿途枪炮之声,震动城廓。皮来资到达广州后,便要求到京师去见明朝皇帝。明廷命广东地方官给予所进方物的价值,遣回。皮来资买通镇守太监,获准与通事火者亚三等进京。留在广东的葡萄牙殖民者却乘机进行抢掠活动,强占广东东莞县的屯门岛海澳。
  葡萄牙殖民者所到之处,公然搬运硝磺刃铁,沿海乡村,都遭杀掠,并且筑室立寨,作久居之计。当明世宗嗣位后,得知葡萄牙已侵占满刺加并在中国沿海扰掠,斩火者亚三,敕责佛郎机出境。次年(一五二三年),葡萄牙又侵掠广东新会县,在西草湾被明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率军击败。明军夺获得战船两艘及火炮等军械。
  葡萄牙殖民者在广东被驱逐出境以后,转向浙江、福建沿海地区。一五四○年前后,勾结中国海盗李光头、许栋等,在宁波的双屿建立据点,进行走私贸易,在货尽将去之时,每每肆行劫掠。一五四八年,副都御史朱纨调遣都指挥卢镗、副使魏一恭等率兵进攻双屿,烧毁葡人所建的营房,筑塞港口。被赶出双屿的葡萄牙殖民者又转移到福建泉州府的语屿(今金门),和原来在那里的海盗会合,继续进行走私贸易和海盗活动,不断骚扰漳、泉地区。一五四九年,朱纨和福建巡海道副使柯乔合兵进击浯屿,葡战舰逃向诏安县,朱纨和柯乔率军堵截于走马溪,葡人多被擒斩。海盗头目李光头等九十六人,也在这次战斗中被擒处死。葡萄牙殖民者在广东、浙江和福建沿海建立的据点,都被拔除。
  明朝原在广州设市舶司,管理南海诸国的互市贸易。正德时,移至高州电白县。一五三五年,葡人重贿明指挥黄朝庆,得以在香山县所属壕镜澳(澳门)作为停船贸易的海澳,乘机混人澳门。一五五三年,葡人托言商船遇风暴,水浸贡物,请在澳门借地晒晾。明海道副使汪柏受贿,私自准许。起初还只是搭造茅棚停息,就船贸易。尔后逐渐建造居室扩充住地,到嘉靖未年,葡萄牙来澳门者已筑室千区。
(四)财政危机与人民的反抗
一、严重的财政危机
  明王朝连年在北边与蒙古作战,又在东南沿海抵抗倭寇的侵扰,军费支出,日益浩大。世宗奉道修玄,屡建宫殿,造成庞大的靡费。阁部诸臣,以严嵩为首,贪贿公行,侵吞国帑。官员上下效尤,吏治腐败。明王朝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军费浩繁——嘉靖时,军屯制已渐消失,边防军需要国家补助军费(即所谓“年例”)。卫所军制衰落后,募兵制由国家募兵,按月发饱,也增加了军费开支。军中将领多方贪污,变军饷为私财。一五六○年,给事中罗嘉宾等查核倭寇猖獗以来督抚诸臣侵吞军需的数字,高者达十万四千,次者也有三、五万,其他或以万计,或以数千计。史料保存的军费开支数字,一五五一年诸边费六百余万,一五五○年十月至嘉靖三十一年(一五五二年)正月,诸边年例二百八十万外,新增二百四十五万有奇,修边、赈济诸役又八百余万。当时户部每年岁入只有二百万,可见军费开支已成为明王朝的沉重负担。
  皇室靡费——世宗崇道教,每年不断修设斋醮,造成巨大的靡费。早在嘉靖初年,户科左给事中郑一鹏即奏称:“臣巡视光禄,见一斋醮蔬食,为钱万有八千。”(《明史·郑一鹏传》)《明书》卷八三记载:“嘉靖中岁用黄蜡二十余万斤,白蜡十余万斤,香品数十万斤。”为行修玄,还大事营建。《明史·食货志》说:“世宗营建最繁,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其后增十数倍,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其时宗庙、万寿宫灾,帝不之省,营缮益急,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耗财,视武宗过之。”说世宗“劳民耗财”过于武宗,自是史家警世之词,但世宗的靡费,的确也是巨大的。
  阁臣贪贿——自世宗迁居西苑修玄,内阁权位甚重。严嵩自一五四二年人阁,参预机务,前后凡二十年,中间一度被黜,再次出任首辅也有十余年。这二十年是明朝边患频仍的二十年,也是明王朝日益昏暗的二十年。张廷玉《明史》将严嵩列入“奸臣传”,说他“窃权罔利”。所谓窃权实为专擅相权,诛除异己。这当与世宗修玄诸事多付内阁,严嵩“独承顾问”有关。身为首辅而罔利营私,则与张璁的“持身特廉,痛恶赃吏”形成鲜明对比。一五二二年南京御史王宗茂上疏弹劾严嵩“久持国柄,作福作威,薄海内外,罔不怨恨。如吏、兵二部,每选请属二十人,人索贿数百金,任自择善地,致文武将吏尽出其门”。“往岁遭人论劾,潜输家资南返,辇载珍宝,不可胜计,金银人物,多高二、三尺者,下至溺器,亦金银为之。”“广市良田,遍于江西数郡。又于府地之后积石为大坎,实以金银珍玩,为子孙百世计。”(《明史·王宗茂传》),一五五八年刑部主事张肿上疏说:“户部岁发边饷,本以赡军,自嵩辅政,朝出度支之门,暮入奸臣之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臣每过长安街,见嵩门下无非边镇使人。未见其父,先馈其子。未见其子,先馈家人。家人严年,富已逾数十万,嵩家可知。私藏充溢,半属军储。边卒冻馁,不保朝夕。”(《明史·张种传》)嵩子世蕃原为尚宝司少卿,后进为太常寺卿。严嵩晚年,世蕃代为处理政务,更加骄横不法,诛求无厌。家有黄金三万余两、银二百余万两,珍宝等又值数百万。
  严嵩父子索贿受官,朝廷上下,文武吏员激增。宪宗成化时,全国武职人员超过八万,文职约二万余。嘉靖时增至数倍(《涌幢小品》卷八)。上行下效,自朝廷至地方各级官员行贿送礼,形成不可遏止的贪风。一五五五年九月,户科给事中杨允绳上疏说倭患不止,原因在于“近者督抚命令不行于有司。”其所以如此,又是由于“督抚莅任,例赂权要,名‘谢礼’。有所奏请,佐以苞直,名曰‘候礼’。及俸满营迁,避难求去,犯罪欲弥缝,失事希芘覆,输贿载道,为数不货。督抚取诸有司,有司取诸小民。有司德色以事上,督抚颜以接下。上下相蒙,风俗莫振。”(《明史·杨允绳传》)一五五八年,刑科给事中吴时来上疏说:“今边事不振,由于军困;军困由官邪:官邪由执政之好货。若不去嵩父子,陛下虽宵旰忧劳,边事终不可为也。”(《明史·吴时来传》)
  严嵩当政期间,不断有人上疏弹劾,遭到严嵩父子的迫害。一五五一年,锦衣卫经历沈鍊得知严嵩父子在对俺答作战中,纳边将贿赂,致误边事,愤而上疏,劾严嵩“纳将帅之贿,以启边陲之衅”等十大罪。世宗这时一意倚任严嵩,将沈鍊谪佃保安,居住民家。一五五七年,严嵩父子指使宣大总督杨顺诬指沈鍊交通白莲教徒,在宣府斩首。一五五三年,兵部武选员外郎杨继盛上疏弹劾严嵩“无丞相之名,有丞相之权”,纵子僭窃,纳贿授官等十罪五奸。世宗将杨继盛下狱,由刑部定罪。严嵩嘱刑部官员判处绞刑。在狱中三年,被行刑处死,成为震动一时的冤狱。
  嘉靖末年,明廷财政日益窘困,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如上所述,边境战事频仍、军费浩大、皇室斋醮营建所费不货和严嵩父子为首的文武官员贪贿公行是最主要的原因。一五四四年八月,户部报告“太仓积贮粮米有余”。但一五四九年史载:“是时边供繁费,加以土木祷祀之役月无虚日,帮藏匮竭。司农百计生财,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犹不能给。乃遣部使者括通赋。百姓嗷嗷,海内骚动。”户部报告,太仓银库岁入二百万两,以前一年大约所出一百三十三万,常余六十七万,近岁一年大约所出三百四十七万,视之岁入,常多一百四十上万。“及今不为之所,年复一年,将至不可措手矣。”(《世宗实录》卷三五一)一五五一年户部尚书孙应奎建议“加派”赋税,自北方诸府暨广西、贵州外,其他量地贫富,骤增银一百一十五万有奇。(《明史·孙应奎传》)后来,京边岁用,多者过五百万,少者亦三百余万,岁入仍不能抵岁出之半。一五五三年所发京边岁用之数为五百七十三万,竟超出当时太仓岁人银二百万额三百七十三万。一五五八年二月,大同右卫告警,“帑储大较不及十万两,而边臣奏讨日棘”。(《世宗实录》卷四五六)明王朝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二、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
  早在嘉靖初年,各地人民即不断举行武装起义,以反抗明王朝的统治。嘉靖中叶以后,军费浩繁,财政窘困,赋税与徭役日益加重,人民的反抗也更为频繁,见于记载的武装斗争不下于四、五十次,涉及几乎所有省区。起义者以农民为主,盐徒、矿工和散兵游勇也加入了斗争的队伍。以下是嘉靖初年以来一些规模较大的反抗斗争。
  两广人民起义——起义发生于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年)七月。广西起义于十一月间被两广总督张嵿镇压。广东新宁恩平蔡猛三等领导的农民武装众至数万,连年转战各地,直到一五二四年三月,才被官军镇压而失败,蔡猛三被杀,被官军杀害和俘虏的反抗者多至一万四千人。
  山东矿工起义——一五二二年十一月,山东青州矿工王堂等起义,转战东昌、兖州二府,进入河南和北直隶地区。次年正月,在河南杀明指挥赵太等三十余员及官军八百余人。二月,起义军被提督军务俞谏会河南、山东、保定三方军队围剿,起义失败。
  陈卿起义——一五二八年二月,山西潞城县青羊山陈卿等起兵,执知州,杀伤指挥、知县等官员。十月,明廷调集山西、河南、山东、北直隶四省官军镇压,起义军英勇抵抗,终于失败。
  师尚诏起义——一五五三年七月,河南柘城盐徒师尚诏聚众数千起义,攻克归德府及拓城、鹿邑等县。八月,攻围太廉县。九月,师尚诏计划东下取凤阳,兵败于五河县。十月,师尚诏在山东宰县被擒,遇害,起义失败。起义军前后攻克府一、州二、县八,震动三省。
  陈以明起义——广东新宁、新会、新兴、恩平之间的山区,多有逃亡者窜入瑶民之中,众至万余,推陈以明为首领,号“承天霸王”,设将军、指挥等职,数败官军。一五五六年十一月,起义军被广东巡抚谈恺战败,陈以明被杀。
  张琏起义——广东饶平县人陈琏,参加郑八领导的起义,郑八死,与萧雪峰分领其众,转战汀、漳、延、建及宁都、瑞金等处。一五六一年九月,义军攻克福建南靖县。根据地设在饶平一带,明军不敢轻易进犯。一五六二年二月两广总督张臬奏请调兵十万,与福建、江西官军会同镇压。五月,张玻与萧雪峰都被官军俘获,起义失败,部众被遣散二万人。
  蔡伯贯起义——一五六五年末,四川大足蔡伯贯以白莲教发动起义,建号“大唐”,旬月之间,连破七州县。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年)正月蔡伯贯战败被俘,起义共持续三十六天。
  浙赣矿工起义——一五六六年二月,浙江开化、江西德兴矿工起义,转战徽、宁等处,遂入婺源县。后又转战江西玉山、浙江遂安,闰十月被官军镇压。
  李亚元起义——广东人李亚元聚众起义,活动于河源、和平等县,一五六六年二月,官军出兵十万,才将起义镇压下去。李亚元被俘,义军被杀害俘虏一万零四百人。
  赖清规等起义——广东河平县岑冈李文彪、李珍父子、江西龙南县高沙保谢允樟、下历赖清规,自一五五六年聚众起义,号为“三巢”。一五六六年三方声势相倚,众且数万;赖清规一支,势力尤强,号称王。广东和平、龙川、兴宁和江西龙南、信丰、安远六县被起义者扫荡过半。南赣巡抚吴百朋认为,要镇压这次起义,“兵非三十万,银非百万两不可。”吴百朋派守备蔡汝兰擒赖清规,义军失败。
  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起义而外,嘉靖时期还多次发生兵变。起因或由于月粮减少,或由于将官督役严急,或由于政府剥削加重。兵变实质上也是人民反抗的一部分。其规模较大者,有以下几次:
  一五二四年大同兵变——起因是巡抚都御史张文锦令镇卒在大同城北九十里筑五堡,并迁徙二千五家镇卒往守。镇卒以无安全保障,不肯服从,遂在郭鉴领导下发动兵变。八月杀参将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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