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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边地风云
弘治一朝，边境上迄无重大战事，但在局部地区也曾出现过短暂的风波，主要仍是北边的鞑靼与西北的哈密。
鞑靼边事 都海扶立达延汗后，即致力排除掌握兵权的亦思马因太师，以巩固汗权。明宪宗成化末年，亦思马因败逃，西依瓦刺。达延汗遣郭尔罗斯部的脱火赤（托和齐）追击，亦思马因败死。哈密都督罕慎向明廷奏报了亦思马因的死讯。孝宗即位后，达延汗于弘治元年（一四八八年）六月，派遣一千五百三十九人的使臣队至大同，向明廷贡马骡等近五千匹。巡抚大同都御史许进向明廷奏报，请裁定入贡人数。历来鞑靼遣使人贡，既是表明政治关系，也是一种贸易方式。贡使越多，获得明廷回赐也越多。明廷因而多有限制。明孝宗敕令正副使等五百人来京，其余留大同款待候赏。一四九○年，达延汗再次遣使入贡，明廷赏加使臣并赐达延汗蟒龙服、红缨、琵琶、帐房等物，由使臣领回。瓦刺太师火儿忽力等也遣使入贡。明廷一例接待，给予赏赐。
达延汗与满都海夫人领兵西行，攻打瓦刺，以求实现统一全蒙古的宏图。一四九三年六月，甘肃官员向明廷奏报，鞑靼被瓦刺战败，住牧宁夏贺兰山后。一四九六年五月，鞑靼遣使，请准三千人入贡。不久，又称因回军攻打瓦刺，暂停遣使。此后，达延汗连年与瓦刺交战。
一四九八年二月，遣使六千人入贡，明廷准二千人入关，五百入入京。
鞑靼与瓦刺在明廷西北甘肃、宁夏邻境交战，不时在边界地带与明军发生冲突。一四九八年十月，明廷起用因结纳汪直致仕但熟悉边务的王越总制甘、凉各路边务。次年七月，王越奉敕出兵，袭击贺兰山后鞑靼驻军，自宁夏分三路出击，斩首四十二级而还。明廷对各级军兵记功授赏。此次不必要的战事，全由明军发动。
战争之后，达延汗不再向明朝入贡。
一五○○年，达延汗部己故的知院脱罗干之子火筛（科赛）自大青山入威远卫。明游击将军王果见往来军兵不多，仓促出击邀功，遭伏兵袭击，军士亡失千余人，裨将五十二人战死。副总兵马升、参将秦恭拒不出援。王杲大败，大同报警。王杲败报传到京师，明廷大震，京师戒严。孝宗改变不见大臣的惯例，急召刘健、李东阳、谢迁三阁臣商议军政。王杲、马升、秦恭俱以罪论死。以平江伯陈锐为靖虏将军防守大同。火筛军继至大同左卫，陈锐不敢出战，游击将军张俊出兵小胜，被擢为都督金事，充总兵官。此后，大同仍有小规模的战事。
这年冬季，达延汗领兵数万，大举西征河套地区反抗他的阿尔秃斯部（《蒙古源流》著其人名满都责阿固勒呼）。阿尔秃斯战败，即在明边境扰掠。明军略有交锋，即夸大其事，谎报获胜，以邀功请赏。明廷得报，即误认是“小王子（达延汗）寇边”，一五○一年三月，命鸿胪卿陈寿以右金都御史巡抚延绥，继而又命靖虏将军朱晖为总兵官，史琳提督军务，太监苗逵监军，率五都督领重兵去延绥防御。七月，达延汗部在明宁夏后卫花马池边地与明官军交战，明都指挥王泰败死。九月，孝宗敕责朱晖、史琳、苗逵等，起用已致仕的秦纮为户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制陕西军务。秦纮至边，整顿军旅，观察形势，上书陈奏，边务当以守备为本。随即在花马他以西，固原镇以北各筑屯堡，募民屯田，又在开成等县拓治城郭，招徕商贾。经营年余，边地渐安。一五○二年十二月，孝宗准秦纮议，改陕西开城县为固原州，置总制府，设总制、参将、游击等官，成为军事重镇。一五○四年六月，达延汗再遣使臣六千人自大同入贡。大同守臣上书，亟言和好之利，用兵之害，奏请准贡。明廷依旧例，准二千人入贡。
鞑靼达延汗致力于统一蒙古的大业，并无意南侵，恢复大元。明廷君臣因有英宗被俘的教训，对蒙古特加警惕，但于蒙古内部的情势并不甚明了。蒙古流散部众不时在边境扰掠。边将奏报，又往往虚张其事，希图升赏，以致屡有纷争。但明孝宗旨在对外防御，达延汗志在内部统一，这一基本形势决定了双方在经历一些风波后，仍能继续保持对峙的局势而不致酿成重大战事。
哈密争战 宗即位后，于弘治元年（一四八八年）二月，封哈密都督罕慎嗣位为忠顺王。吐鲁番速檀（王）阿黑麻（阿力之子）于十二月间，诱杀罕慎，占领哈密，仍命牙兰据守，遣使入明朝贡。明兵部尚书马文升请许如例入贡，敕阿黑麻交还俘掳的哈密王母及金印，归还哈密。次年，哈密旧部袭击牙兰，杀其弟。哈密都指挥阿木郎请调赤斤、罕东两卫兵攻破哈密城，牙兰逃走。一四九○年吐鲁番阿黑麻遣使入贡，愿献还哈密及金印，王母已死，明廷不再追问。次年，明朝收还哈密及所献金印。马文升奏称，哈密城回回、畏兀儿、哈刺灰三族素服蒙古，须得蒙古皇室后裔镇守。访得曲先元安走王之侄陕巴，于一四九二年立为哈密忠顺王。以阿木郎为都督金事。罕慎弟奄克字刺为都督同知。次年，吐鲁番阿黑麻又攻入哈密，擒陕巴，杀阿木郎，仍命牙兰据守哈密。一四九五年，马文升召肃州指挥杨翥计议，由甘肃巡抚都御史许进遣副总兵彭清调罕东兵攻牙兰。许进到肃州，罕东兵不至，乃与彭清循大路攻哈密。牙兰得讯逃走。明军沿途缺粮，亡失甚众，进据哈密。一四九六年，吐鲁番又亲自领兵占据哈密。不久，奄克字刺联合瓦刺军夺还哈密。阿黑麻退走。明廷断绝与吐鲁番的互市贸易。阿黑麻被迫于次年十月向明廷上书，愿交还俘掳的陕巴及忠顺王金印。明廷命总制王越经略哈密。王越出河西，吐鲁番送陕巴至甘州。明廷复封陕巴为忠顺王。弘治十二年（一四九九年）正月，明军护送陕巴回哈密，以奄克孛刺及回回人写亦虎仙、哈刺灰人拜迭力迷失等为都督辅治。吐鲁番也恢复与明朝的贡市如常。
一五○四年春，陕巴部下阿孛刺交通吐鲁番，乘间迎立阿黑麻的十三岁的幼子真帖木儿入哈密，陕巴惧走苦峪。明肃州指挥董杰与在肃州的奄克李刺、写亦虎仙同返哈密，董杰擒斩阿孛刺等六人，迎还陕巴复位。
这时，阿黑麻死，吐鲁番诸子争位内乱，真帖木儿不敢返回，留居甘州。
第五节 武宗的荒嬉与农民的反抗
明王朝在宪宗、孝宗统治的四十年间，政局渐趋稳定，社会经济也从而得到发展，号为“承平”。武宗嗣位于承平之世，政事荒废，日事嬉游淫乐，靡费无节，朝政日益腐败。即位初年，倚用内宦刘瑾，贪婪不法，招致了宗室安化王起兵。刘瑾诛后，武宗不作更张，却更加荒嬉无度，甚至巡游边地，以作战为儿戏。官员勒索不已，民间负担繁重。四川、河北、江西等地的农民，先后起义反抗，最后爆发了宗室宁王的反乱。
武宗在位十五年间，明王朝经历了由安而乱，由盛而衰的演变。
（一）武宗即位内宦擅权
一五○五年（弘治十八年）五月，孝宗病死，遗诏太子厚照即帝位。孝宗临终前，执大学士刘健手，叮嘱说：“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先生辈可常常请他出来读书，辅导他做个好人。”（《孝宗实录》卷二二四）太子厚照（武宗）时年十五岁，奉诏即位，改明年年号为正德。尊皇太后王后为太皇太后，生母张后为皇太后。
明朝年轻的皇帝即位，大抵有两种力量可以依靠。一是前朝旧臣和东宫官属，一是东宫的内宦。武宗即位后，阁臣刘健、李东阳、谢迁先后加封柱国尊号，东宫官属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张元祯为吏部左侍郎，左春坊大学士杨廷和为少詹事，专司制诰。其他入值东宫的学士、侍读学士、左右谕德、侍读等均进封官爵。但处理朝政，则更加依赖内宦。武宗为太子时，入侍东宫的内宦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八人，均得武宗倚任，号为八党。武宗即位后，未能像他的父亲那样，迅速稳走统治，由于偏倚内宦，朝臣与内宦之争，有如水火。朝廷政局日益动荡。
一、罢退大臣
武宗倚信宦官，宦官们迎合武宗，在宫中导引游乐。八月间，大学士刘健上书，历陈监局、仓库、城门及四方守备内臣增置数倍，应予裁汰等数事，并请行新政，放遣先朝宫人，纵放内苑珍禽异兽。武宗不予实行。十一月，武宗任命成化未年得罪被废的太监韦兴分守湖广。兵部尚书刘大夏极力谏阻，武宗不听。吏部尚书马文升曾奉孝宗遗诏，裁汰传奉官七百余人，一五○六年三月，被宦官诬告，上书辞官，武宗不准。四月间，又因被御史弹劾，再请致仕，获准，武宗特赐玺书优礼。耀任结纳宦官的吏部左侍郎焦芳为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刘大夏上言：镇守中官江西董让、蓟州刘琅、陕西刘云、山东朱云，贪残尤甚，请求按治。不准。五月间，刘大夏疏请致仕，武宗赐给敕书，驰驿归里。六月，群臣以灾异应诏陈言，刘健将这些奏章摘录、分类，径送武宗，类别有：“勿单骑驰驱，出入宫禁”，“勿频幸监局，泛舟海子”，“勿事鹰大弹射”，“勿纳内侍进献饮膳”等等。宦官日侍武宗骑射嬉戏，荒怠政事。
给事中陶谐、御史赵佑等交章论劾八党，下内阁议。户部尚书韩文与九卿诸大臣伏阙上疏，力斥八党。说：“伏睹近日朝政益非，号令失当。中外皆言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邱聚、刘瑾、高凤等造作巧伪，淫荡上心，击球走马，放鹰逐犬，徘优杂剧，错陈于前，至导万乘（皇帝）与外人交易，狎暱媟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圣德”。“今永成等罪恶既著，若纵不治，将来益无忌惮，必患社稷。”请明正典刑，潜消祸乱。武宗派司礼监太监陈宽、李荣、王岳等与阁臣商讨处理办法，意欲将八人安置南京。刘健、谢迁等拟乘机杀除。宦官王岳向武宗陈奏，赞同阁议。焦芳密报刘瑾。刘瑾与马永成等八人连夜去见武宗，伏地哭泣，刘瑾反诬王岳结纳阁臣欲限制皇帝出入。武宗大怒，即命连夜逮捕王岳，发落南京，任命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又恢复西厂，由谷大用掌领，缉查朝臣。次日，群臣上朝，见形势大变，刘健、谢迁、李东阳三阁臣上疏乞休。武宗准刘健、谢迁致仕，李东阳留任。王岳在赴南京途中，被刘瑾派人杀害。刘、谢罢后，焦芳与吏部侍郎王鏊入阁预机务。武宗即位年余，前朝旧臣中除李东阳外，多被罢退了。
二、倚信内宦
刘瑾战胜刘健，更得武宗倚信，进而擢用亲信，排斥异己。
户部尚书韩文首先上疏弹劾八党，刘瑾伺机报复，十一月，发现有人以伪银输交内库，因指罪韩文，落职罢官。给事中周昂疏救，被指为“党护”，除名。东宫旧官少詹事兼翰林学士杨廷和职掌诰敕，当以次入阁。一五○七年三月的一次日讲中，与翰林学士刘忠向武宗致讽谏语，对佞幸有所指斥。武宗对刘瑾说：“经筵讲书耳，何又添出许多后来！”刘瑾乘机说：“二人可令南京去。”于是杨廷和被改任为南京吏部左侍郎，刘忠改任为南京礼部左侍郎。刘瑾又将原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林瀚、都御史张敷华、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检讨刘瑞、给事中汤礼敬、御史陈琳等五十三人，列为奸党，榜示朝堂，传宣群臣跪于金水桥南宣戒。由此开创了内宦指朝臣为朋党的恶例！
武宗日事游乐，政事越来越倚用刘谨。刘瑾在武宗游戏时，送上群臣章疏请决。武宗说：我用你是做甚么的！这些事还来麻烦我么！刘瑾不再奏事，事无大小，自行剖断，传旨实行。孝宗弘治末年，原拟限制宦官出镇。刘瑾传旨，内阁撰敕，镇守太监悉如巡抚、都御史制度，干预刑名政事。宦官权势更盛。
刘瑾权势倾动朝野，群臣章奏先具红揭投刘瑾，号“红本”，然后再上通政司，号“白本”，都称刘太监而不敢称名。刘瑾不会批答章奏，拿到家中，与妹婿礼部司务孙聪及松江市侩张文冕商量处理，交焦芳润色。一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早朝，在丹墀发现一封匿名信，告刘瑾不法状。刘瑾当即下令召百官跪伏奉天门下，严加责问。五品以下官尽收入狱，共三百多人。次日，大学士李东阳上疏申救，刘瑾也听说此信乃宦官所写，才释放百官。时当盛暑，一些官员竟因不耐热渴而死。刘瑾操纵东厂与西厂，侦查官员行动，提督西厂的谷大用，分遣官校远出各地侦事，勒索贿赂。刘瑾又立内行厂，亲自掌管，屡起冤狱，邻里皆坐，造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