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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丈夫端起茶杯，只是在手中把玩着，我猜想他肯定有重要的话要说。果然，他请我再一次考虑我们之间的关系，问我是不是愿意和他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我摇了摇头，这些年每次他这样问我的时候，我总是这样摇头，好像条件反射一样。往年，当我们在机场的咖啡厅，我这样摇过头之后，我们就会站起身来各奔东西。可这一次我摇过头之后，我丈夫并没有招呼服务员结账，而是用平静的神态看着我，声音平和而有力：那我们离婚吧。他接着又说，我一直认为你是我妻子的最佳人选，是我孩子的最好母亲，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也会认识到这一点，可我不能等了。
我认真地看了我的丈夫一眼，我注意到他眼角的皱纹和两鬓中星星点点的白发，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个无情的人。我为什么总是这么一意孤行呢？我为什么总是这样要求完美呢？这些年我遇到过许多失意的女人，她们的丈夫或者说她们的男人和杨振宇比起来，要不堪得多，残酷得多，可她们只要还有一点希望，就牢牢抓住这样的男人不放。而我呢，这个杨振宇难道不是我最好的选择吗？这些年我飘飘荡荡，又何曾遇到过更好的男人？可是我不能和他在一起，就算他以后不再去追逐女人，就算我能够让自己不在乎这一点，我也不能和他在一起。因为我们曾经一起杀死了一个孩子，那个还没有孕育成型的孩子。
我们很快办理了一切手续，这个我不能再称之为丈夫的男人给了我一大笔钱，一笔足够我维持着小康水平过完一辈子的钱。我不用再去股票市场，不用在举棋不定的时候靠掷硬币决定该买哪只股票，也不用和证券机构的人喝酒套近乎搞小道消息。我成了一个完全自由的人。我背起行装在南方的各个城市之间晃荡，直至有一天，在那个叫天涯海角的地方，一个有着很好听的嗓音的男人，通过宾馆的房间电话，问我是否需要他的陪伴。我和他一起出去吃饭，一起喝酒。我从来没有听过那么多、那么动听的甜言蜜语，从来没有被一个男人这么尽心尽力讨好过。尽管我事先并没有打算和他上床，可是大量的酒精麻痹了我的意志，我买下了这个明码标价的男人的一个夜晚。
6
那个早晨，我在酒店睁开眼，看看凌乱不堪的床上那些可疑的痕迹。然后，点了一支烟，透过袅袅的烟雾，我看到镜中的自己是那样憔悴不堪。难道我已经在三十岁的年纪挥霍完了我全部的青春？难道我以后只能在黑夜里开着恶之花而在白日的阳光下枯萎？故乡那座北方海滨城市的轮廓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一同浮现的，还有父母已经花白的头发和李姒忧郁的眼神。我觉得我该回去了，我动了所有那些在异乡谋生的人都有的心思：叶落归根。更何况，我也不想就此堕落下去，陷入无法自拔的境地。
李姒在机场出口迎接我，她永远是那副打扮：一件深蓝色的长风衣，一双黑色中跟皮鞋，短短的、被风吹得乱乱的头发。她的脸和我十七岁认识她时没什么变化。浅棕色的皮肤，细腻，有弹性。粗粗的眉毛，细长的眼睛，眼角还没有一丝皱纹。那张厚厚的、圆圆的像在生气又像在等人亲吻的嘴巴，还是那样圆润而富有光泽。是的，她还是那样健康而有生气，使我一下子意识到自己厚厚脂粉下的苍白。
和李姒同来的不是我想象中的路英海，是一个可能四十几岁，也可能五十几岁的中年人。他的相貌很普通，衣着也很普通，脸上带着一个礼貌的微笑。就算我自以为见多识广，也猜不出他的身份地位。李姒介绍说这是徐老板，又把我的名字告诉他。大概是李姒经常在他面前提起过我，这位徐老板对我有点怪的名字没什么表示。他冲我点点头，就忙着往车上搬我的行李。
正是春天，也正是家乡这座海滨城市海风肆虐的时候。尽管早有准备，我穿上在南方的过冬衣服，还是被风吹得瑟瑟发抖。我想起几个小时前离开的那座已经姹紫嫣红的城市，叹了一口气。家乡什么都好，就是冬天太长，春天来得太迟。李姒搂着我的肩膀，用温和的口气反驳说，花该开的时候总是要开的，迟一点早一点有什么关系。这是乐观主义者李姒一贯的论调，也是我们家乡人一贯的护犊子心态的表露。我一下子就把那座南方城市忘掉了，感觉自己真正回了家。我热切盼望着到李姒的住处，把我这些年憋在心中的话讲给她听。虽然我们一直都通电话，可是如果没有目光的交流，单纯的声音怎么能表达我们的心呢？我想说说我目前的情况，我以后的打算，更想知道路英海什么时候离婚，李姒什么时候能穿上婚纱，她肯定能经营好她的婚姻，不像我一样惨败而归。可是李姒把我带到她的住处，然后告诉我她必须要去上班，她最近刚接手了一个酒店，现在是营业高峰期，她要呆在酒店里，处理随时发生的事情。
我谢绝了徐老板的邀请，呆在屋里整理行装。看样子李姒为我的归来做了充分的准备。她为我买了新家具，特意在卧室备了一把躺椅。床上的被褥对李姒来说显得太豪华了，显然她是按照我的口味买的。我有一阵感动，可是我现在需要的不是物质，我迫切想修复我伤痕累累的身心。可是，就算李姒不去上班，她陪着我，听我倾诉，那又能怎么样呢？我以为回到家乡，回到李姒身边，一切都会像以前一样。殊不知岁月流逝的时候，在每个人身上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而我疲惫的身躯已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在这一点上，我还不如窗外的这座城市。这座城市和我当初离开的时候已经大不一样，那时候它是一幅略带小家子气、又有着独特风情的国画小品，如今却是一个大建筑工地。海边一带，那些殖民地时代外国人留下的小洋楼都被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摩天大楼。市区外面新涌起了一群又一群居民楼，靠近市区的，贴着白色或浅蓝色瓷砖，呆头呆脑顶着红色的屋顶，显然竣工得比较早。远离市区的，刷着颜色鲜艳的外墙涂料，屋顶造型大有改观，偶尔还能看到有白色廊柱的屋顶花园，显然能看出引进了一些大城市的建筑理念。虽然我的家乡正在朝四不像的方向发展，可它却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虽然李姒的爱人仍然是别人的丈夫，可她身边已经有了一个徐老板，而且她成了一个酒店的老板，生活紧张有序。只有我，依然无所事事，而且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坐在忙碌的李姒身边，靠翻看武侠小说打发时间。
酒，只有酒才是我惟一的安慰。我走进卫生间，在那个看起来是新买的浴缸里放满了水，从我的旅行箱里拿出一瓶喝了一半的白兰地。李姒的家里没有酒杯，但有晶莹透亮的玻璃水杯。我打开立体声收音机，选一个音乐频道，在节奏强烈的音乐中，在温暖滑爽的水池中，在辛辣香醇的美酒中，我慢慢不知道身在何方，只觉得自己还像一个浮萍飘呀飘呀，飘出一些空虚的快感。
7
我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没有比酒店经理更忙碌的人，我和李姒住在一起，可很难找到倾心长谈的时间。我去看望我的父母，吃了个闭门羹。通过电话联系才知道，他们退休后，一年大部分时间住在省城我哥哥家里，照顾他们正上初中的宝贝孙子，只有放暑假的时候才带着我的侄子回到滨海市避暑。今年才四十岁的王大鹏如今已经是正厅级干部，而且属于省里和中央挂号的优秀接班人。我的姐姐王小凤在美国读博士，她一定能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学者。他们一直是而且永远是我父母的骄傲，只有我是个多余的人。本来我也有可能让他们另眼相看，如果我和我的前夫保持稳定的家庭关系，总有一天他的钱能把我包装得金碧辉煌。我的母亲接到我的电话，一开口就问我打算什么时候生孩子，这是她惟一关心的问题。我只好敷衍几句，没有告诉她我在滨海市，更没有告诉她我已经离婚了。
看样子我是没有办法让父母满意了，但也不能让他们觉得我是个包袱。我在考虑以后的生活该怎样安排。虽然我现在也可以说是个酒鬼，毕竟每天上午起床之后的时间还算是清醒的，脑子可以正常思考，我应该好好安排我手中的这笔钱。股票我是不打算炒了，这件活儿太费脑子。我还有些迷信，我以前之所以炒股票还算成功，是因为我需要靠炒股票生活，现在有了钱之后再去炒股票，恐怕就要赔钱了。想来想去，我决定投资房地产。从收音机播送的本地新闻中，我不断听到“开发区”这三个字，依稀记得这个地方在我小的时候是一片荒滩，被当时的小文人们称为滨海市的“西伯利亚”，是喜欢探险的年轻人们爱去的地方。有一年夏天，我大概只有六七岁，我的哥哥王大鹏晒得像个印第安人，拎着大兜小兜的海鲜回到家中，说是在“西伯利亚”赶海的战利品。母亲把张牙舞爪的螃蟹、在盆子里像箭一样穿来穿去的飞蛤、浑身散发着新鲜光泽的黑鱼踢了一地，抓住她一向宠爱的王大鹏噼里啪啦一阵乱打，让他发誓以后不要再到“西伯利亚”去。因为那是一片很“馋”的海，每年总有赶海的人在那里丧生。那些海鲜在哥哥认错后又被捡起来洗洗吃了，味道之鲜美让我至今还有感觉。后来“西伯利亚”被批为滨海市的开发区。我还没到南方之前，听人说起开发区，有这么一个顺口溜：开发区，三大怪，合资企业没老外，别墅里面住乞丐，交警也休大礼拜。意思是这个地方虽然开发了大批房地产，但住的人太少了，还是一个很落后的地方。经过我的多方面观察，最近各种媒体都在披露这样一个信息，滨海市的政府机构办公地点，很可能要从市中心迁到开发区去，这就意味着开发区的房价会有大幅的上涨空间。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和李姒谈谈，我想让她的生活有一个大的改观。
李姒的酒店叫毕升大酒店，这个名字让我沉思了一分钟，心想这个李姒对路英海真够忠心耿耿的。出租车司机把我拉到酒店门口，这个地方让我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我在四周转了一会儿，发现这家门面很不起眼的酒店原来就是印刷厂的食堂，只不过把原来开向厂里的大门改为开向大街。我的老单位印刷厂现在已经处在市中心的位置，附近新盖的大楼使它原来很气派的大门矮了一大截子。临街的墙面新近刚刷过涂料，但鲜艳的颜色掩盖不住剥落的墙体，给人的感觉是半老徐娘在强装二八少女。我不明白李姒怎么又和印刷厂扯上了关系，而且是在食堂里。
我走进酒店，里面的摆设虽然干净整洁，充其量也就是快餐店的水平。几个年纪很大的服务员正在忙碌着。我向其中的一个打听李姒。她很热情地告诉我李经理在后面的车间。车间？我正怀疑是不是听错了，那个服务员用一种很兴奋的声音问我是不是王工。王工这个称呼是我刚到印刷厂时工人们给我的。那时候刚分到厂里的大学生，一律都被称为这工那工的。李姒刚开始也被称为李工，后来就成了李破鞋。我真不明白她怎么又回到了印刷厂，不知是不是冲着李经理这个头衔。几个服务员马上把我包围起来，原来她们都是印刷厂的老女工。看来我在这个工作过不到两年的地方影响还是很大的，这恐怕和我那场豪华的婚礼有关。这些女人用很亲切的口气谈到那座南方城市，仿佛她们这些年因为关注我一直在关注着那座城市。我认出其中一个女工，当年我曾经因为李姒和她吵过架，她这会儿拉着我的手用羡慕的口气谈到我和李姒的关系，说我和李经理能干、有福气。我正不知该怎样摆脱这一堆人，某个地方传来低沉有力的咳嗽声，女工们马上向我点点头，四散开来，各忙各的去了。
我看到了那个咳嗽的人。他太年轻了，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刚才的声音是他发出的。他穿着厨师的白大褂，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