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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年纪大的乐手才能点什么来什么。小头将唢呐的喇叭卸了，一只手加一只瓷碗，开开合合，严凤英的声音仿佛就控制在他开合自如的手和碗中。四围寂静。然后掌声和叫好声响起来。大约八年以后，我终于再次听到小头的声音。接着有人点了祥鹿班子，一个肚大腰圆的汉子唱刘欢的《好汉歌》，就那一口山东话还有点像。我以为唱两首就能回到乐器表演上，谁知道转过去就回不来了。两个班子轮流唱歌、说相声、跳舞、玩魔术，只要是可以表演的，几乎都摆出来了。到后来，两边同时有人下注，一起表演，为了争观众抢风头，怎么刺激怎么吸引眼球就怎么来了。
几年不看小唱，变成一场品类齐全的联欢晚会了。从形式到内容都越发暧昧和粗俗。
先是在男女对唱和相声中篡了词，补充不少动人耳目的荤段子。表演上也是动作暧昧，纠缠不清，时不时暴露一点床上的隐私。然后是表演者轻装上阵，尤其女孩子，穿得越来越少，动作的幅度越来越大，越放越开，博得一阵阵声嘶力竭的叫好。白天我看到的那些吹不好唢呐玩不转二胡只会对着镜子一个劲儿地化妆的女孩子，现在都派上了用场，胳膊露出来，肚皮露出来，描了眉毛画了眼影，张开血盆大口。柔软的身体富有动感，胖嘟嘟的屁股充满弹性，热辣辣的头发四散着甩开来。
两边的表演你分不出个好赖来，到了用身体说话这一步，都差不多了。我跟着人群两边奔波涌动，像涨潮和退潮，觉得每一步都踩在激烈的鼓点和自己的心跳上。
然后有人喊：“脱！”
然后有很多人喊：“脱！脱！”
那个叫小云的突然站到了人群之上，我从祥鹿班子那边跌跌撞撞地转回来，看见她张开双臂像鸟一样飞翔，穿一件极其巨大的风衣。风衣、长发和手臂随风飘荡。然后她停止飞翔，我才发现她坐在一个高个小伙子的肩膀上。有人从下面给小云递两根烟，她坐在人群之上点着了，吐出巨大的烟圈，一圈一圈飘向挂在半空里的两个小太阳灯。接着有人递上一支唢呐。小云把两只烟插在鼻孔里，开始吹唢呐。还好，能吹出个调。
有人喊：“脱！脱！脱！”
小云腾出一只手，开始让那只胳膊摆脱风衣袖子，然后换一只手脱另外一个袖子。因为一手脱，还要照顾鼻子里的烟和嘴里的唢呐，风衣脱得像慢镜头，观众的胃口被充分地吊起来，伸长脖子只知道嗷嗷地叫。风衣里面是一件夹克，严严实实地把扣子扣到了顶。看来早筹划好了，已经提前把该脱的衣服全穿上了。脱夹克的过程更慢，夹克里面是一件火红色的衬衫。脱到衬衫时，烟烧尽了，唢呐也不再吹，开始一门心思脱衣服，一边脱一边扭动，那种最朴素最简单的舞蹈动作。
小云的一只白胳膊露出来时，祥鹿班子那边也有一个女孩站到了人群之上。没抽烟，没吹唢呐，上来就开始脱，速度远胜过小云。然后两个人面对面了，你脱一个袖子我也脱一个，你脱掉一件衣服我也脱掉一件，像一个人面对一方慢半拍的镜子。如果不是两个班子里的女孩竞争，可能每个人的身上还能多剩下几件衣服，但两人就耗上了，观众也热烈地鼓励。到了上身只剩下胸罩不能再脱时，小云率先开始解鞋带。
人群快发了狂。骑在别人脖子上脱裤子，难度相当大，需要足够好的平衡能力。她们一一克服了。大约花了半个多小时，她们最后只穿着内裤和胸罩坐在了小伙子们的脖子上。此刻夜风浩荡，半个天空都是光明和火热的。
然后两个人的竞争演变成四个人的竞争，每一边又出现两个女孩坐到小伙子的脖子上。她们也在比赛着脱，比赛着看谁脱得更快和更慢。然后是六个人的竞争。
这场葬礼上的演出早早冲上了高潮，上去了就下不来。我想小头的演奏今晚不会再出现了，就这么脱下去也没啥新鲜了，不过是北京大街上的一场内衣秀。长途乘车的疲乏弥漫到四肢，我就回家了。路上还在想，才几年啊，成了这样。
“是跳了。”我说，把湿衣服的下摆对着叔叔抖。
“忍忍吧。”叔叔摸摸我衣服，“我这官不大，事不少，管完大家的嘴，还得管着给他们擦屁股。没办法。”
叔叔想让我帮帮他，具体地说，让我的制服帮帮他。我不知道它是否有用。客房里坐着两个警察，看起来是此次行动的头目。他们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目光立马摆正了，但依然矜持，胖一点的那个站起来说：“你是？”
“死的是我奶奶。”
“郎队长，这事还惊动你跑一趟。”我叔叔说，然后介绍我，“我侄子，在北京工作，首长秘书。过来陪陪几位，军警一家人，你们一定谈得来。”
我递上烟，他们接过时点头称谢。“其实，这事也怪不得你们，周围都这么搞。”郎队长说，“是他们自己往枪口上撞。可是，我们为难啊，抓谁过去都不好，这半夜三更的，还是在葬礼上。”
“还是郎队长深明大义，”我说，“人死为大，冒犯了也不吉利。”
“是这么个理，只是这是公事，不好办啊。”
“郎队长说的没错，都不容易，”叔叔对我堂叔使了个眼色，堂叔从身后拿出五条烟，叔叔接过了，往郎队长手里塞，“给兄弟们暖个嘴，夜里风凉。”
郎队长还要推辞，我按住了他的手，“要是不嫌天晚，一起喝两杯？”
“那就不好意思了。”郎队长把烟递给他同事，对我说：“太晚了，以后有机会再喝。斗胆攀一下，叫声兄弟。说实话，带谁走都不合适，但形式我们总得有点，没办法的事，我们也要付给举报人报酬。要不”
“没问题，”叔叔接过了话，“郎队长你给个数。”
郎队长晃了晃右手的四个手指头。四百。
我钱包正好在裤兜里，掏出五张。郎队长抽出一张塞回我口袋：“都兄弟了，还这么见外。有时间一定到所里找老哥，咱哥儿俩喝几个。一家人。”
郎队长带着手下三个人走了，临走嘱咐两件事，一是别再让鼓乐班子玩过头了，另一个还是请我去所里找他喝酒。我们亲切握手，半天才撒开。
事情搞定了，小云和那几个刚被看在门旁的女孩已经坐在了自己的位子上，披着大衣服照镜子补妆，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叔叔对鼓乐班子说，别愣着啊，吹！鼓乐声起，不用看我也知道是小头在吹唢呐。但我困意隆重，哈欠连天，只想回家睡觉。
叔叔拍拍我的肩徽，说：“我说嘛，还是这个管用。”停一下又说：“哪个狗日的嘴贱，想钱他*的想疯了！”
4
叔叔一整天都泡在工地上。午饭后我去看他，后河边清静了不少。推土机只剩下一辆，弯腰驼背的样子如同老年哮喘病患者。人也少了，看新鲜的走了大半，有几个跟在叔叔后边干活，抱着一把铁锹这里捅一捅那里掘一下，使不上劲似的。在推土机跟前，他们的劳动可以忽略不计。叔叔从这边跑到那边，一头的汗，看见我才想起口渴得厉害。
“娘的，”叔叔直起腰擦汗，“没钱你屁事也办不成！你看这推土机，说好了一直三辆，今天就变卦了。”
“没给钱？”
“哪来的钱？当初谈妥的，土地承包出去后再付钱。”
我看着坐在驾驶室里懒洋洋地拉动操纵杆的司机，说：“既然谈妥了，有合同，他们怎么能这么干？”
“小点儿声，”叔叔把我拉到一边。“农村做事跟你们城里不一样，动不动就起诉、就上法庭。在家里法律啥的不好使，谁有东西谁是爷，没钱就得装孙子。恼了他们，明天这台机子也没了。”
叔叔不敢让它停下来。他想趁热打铁，三下五除二先把填河的大局定下再说。这事是他挑起的头，得让它进行到底，弄了个半截子不好交代。我问问他考虑过用人力没有，叔叔说，根本不要考虑，你以为是过去啊，有了任务全村出动，闷头干上一冬天，说开山开山，说填海填海。像石安运河，多大的工程，活生生让几十万人凭空挖出了一座大水库，用两只手。想都不敢想。现在也找不到人，你看看，除了老弱病残，还有几个年轻劳力在家？都出门挣钱了。我溜了一眼工地上的人，的确没几个年轻力壮的。
一个人过来问：“村长，该整路了吧？”
叔叔点头，整。河没填完，但穿过河到对岸去的路必须整出一条来。明天三奶奶出棺到乌龙河边下葬，得经过这里。那人跳上推土机踏板和驾驶员打了半天手势，驾驶员总算明白了，推土机哼哧哼哧掉了个头。
没我的事，杵在那里还碍眼，就过河去了北边的野地里。天高远，深蓝得有种悲伤在其中。我随便走，两边是庄稼、收过庄稼的田地、菜园子和把整个大地连成一片的荒草。没有人，不知都躲到哪里去了。很多菜园子都是半荒，草比菜繁华热闹。我顺手在谁家的园子里拔了一个紫皮萝卜，找不到水洗，就掏出张纸巾擦了吃起来。我妈说，今年家里旱，一个多月没下雨。萝卜证明了这一点，萝卜里有种火烧似的干辣味，吃了一半就辣得我眼泪直往外出。
在十八地的东西路上，有头牛卧在路边，偶尔漫不经心地歪头啃一下地上枯黄的巴根草。它卧在那里像一座倒塌的房子，反刍出来的白草沫流过下巴，太阳照得它很暖和。多少年前我家也有一头长得像它的水牛，放了学我就牵到野地里吃草，回来时坐到它背上。做了好几年的放牛郎。我吆喝一声，那头牛闭上眼，再吆喝一声，它慢腾腾地站起来，缰绳拖在地上散漫地走。眼见它要往庄稼地里进，我踩住缰绳把它拽住。四周看不见放牛的人。四野里平坦开阔，风从很远的地方吹过来，然后是刮，越来越大，一片片庄稼和草弯下腰来。我决定替主人把牛牵回去。现在整个村庄里养牛的也没几家，都用拖拉机、脱粒机、联合收割机了，牲口的用处越来越小。只有老人才坚持要养牛，这是他们一辈子养成的习惯，少一头牛他们会觉得自己很孤单。
我把牛牵到河边，跟叔叔说了。叔叔让人把它扣在旁边的树桩上，丢牛的人自然会来找。此时穿过后河的路已经有了模糊的轮廓。天空开始变灰，云朵在变沉，和天一起缓慢地低下来，从远处开始朝这边挤压。叔叔说，回去吧，要变天了。然后对周围的人大声喊：
“上点儿心，今天必须把路整出来！”
5
晚上轮我去守灵，和其他两个堂叔和一个堂兄。四个人，一边两个分坐在棺材前，屁股底下是麦秸做瓤的蒲团。棺材前烧着长明灯，还有一只火盆，隔一段时间就要烧几张火纸。烧纸的事由那位本家堂兄干，我怕烧纸。我念小学的时候，大爷去世，按规矩我该在大爷火化之前给他老人家烧一刀纸，可是，任爸妈拖着我把火纸塞到我手里我也不干。不是不愿意，是恐惧，我大爷爷特别疼我，好东西在被窝里能藏上好几天专等着我来吃，可我就是没去给他烧那刀纸。多少年我也没明白恐惧所从何来，只记得当时沉重灰暗的现场，大爷一身黑衣躺在地铺上，一张纸遮住脸，那也是秋天，那个下午在我记忆里是冷的，想起来就不自主地打哆嗦。不烧纸的习惯倒是留了下来。
现在，堂兄烧纸，一个堂叔对着火盆念念有词。外面是浩大的鼓乐声，风掀起门帘，各种乐器的声音一一进到棺材前，盆里火光摇荡。脱衣舞是不敢再跳了，竞争还在，人群的吆喝此起彼伏。我只听到了一曲《十面埋伏》，应该是小头的独奏，此后就被各种西洋乐器和土洋结合的歌声淹没了。
我们面对面聊天。先是两个上了年纪的堂叔历数这两年死去的人，慢慢就说到了鬼故事。谁谁晚上插秧见了鬼，谁谁走亲戚回来遇上鬼打墙，谁谁照镜子看见一张鲜血淋漓的脸，谁谁半夜里醒来，发现男人不在，从此丈夫消失不见了，谁谁听见路对面有人叫他，跑过去，对方没了，却发现自己走入了水里，膝盖以下都是凉的。很难想像村子里竟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事。后来堂兄听怕了，让说点别的，就聊到了北京。他们要听我说。其实我对北京也陌生，大白天常常迷路。但一位堂叔说，就说国家领导人，你常看见，你说，我们都信。搞得我像一天三顿饭都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吃似的。我真诚地告诉他们，领导人我还真一个都没照过面，说不了。
“那就说说中南海、故宫、长城，实在不行，烤鸭吧。”
烤鸭。说真的，我不爱吃那东西，有点腻，我喜欢南京的盐水鸭。“还是下次带几只回来，你们自己尝吧。”我说。别的我也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