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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他们来了一个年轻人，我把思路、想法和要求详细讲给他们，并拿出这个画报，明确说明以此作为样本，设计出新的封面和封底。年轻人答应三天拿出样品，我非常高兴。
10、令人失望的XX公司
我苦苦等了三天。满怀希望地等到了第四天早上，终于把年轻人等来了，但没想到，结果令人非常失望。
年轻人拿出来一个几乎没有做什么修改的方案，并说，公司最近正在忙一个大型演出，业务骨干都抽不出来，所以任务完成得不好，领导今天也是让我特地来道歉。我一听很着急，心里直想骂人，但又不好发火，只是说了一句：“没关系，但你们应该早些告诉我们，目前对奥申委来说，时间比金子还要贵重啊。你把那本画册还给我吧。”后来我们了解到，这个公司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使他们没有接这个任务：一是没有多少回报，奥申委规定只象征性的给一点补助经费，主要是荣誉价值；二是时间紧、要求高，怕完不成任务。我对这个某领导推荐的公司很失望。
这时候，为了保险，我们立刻采取了一个最稳妥的办法，请国内最高的专业单位和高等院校的权威专家组成的评审小组，在征集到的方案里“矮子拔大个儿”选出几个方案进行修改。虽然这些方案都不理想，修改起来会很困难，但不管怎样，最后肯定会拿出几个方案，再报领导确定其中一个方案。这是最保险的方法，也好交差。但另一方面，我一直不死心，仍然想寻求新的、更理想的方案，即：能够让我和我的同事一看眼睛会发亮的那种。那些天，我愁得吃不好、睡不安。心里总是在想：连我自己都不满意的方案，领导怎么能满意呢？外国人就更不用说满意了。我企盼奇迹出现。
11、企盼奇迹
奇迹真的出现了！更理想的方案出现了！因为，更理想的公司来了。
它就是“北京理想设计艺术公司”。
事情很偶然。有一天吃午饭时，刘岩随口说：“昨天陈少华找我说，他认识一个搞平面设计的人很有才华，想推荐给我们作《申奥报告》的装帧设计。我说太晚了，已经来不及了。”
“有作品方案吗？”我一边吃饭一边问。
最近我们已见了不少“专家”、“学者”，有的实在不敢恭维，其中也包括有领导推荐的，但作品实在不理想。这不是讲情面的事，不管谁推荐，必须拿作品说话。
“没有，”刘岩说，“陈少华说他出国刚回来，征集时没赶上。”
我想了想说：“哪怕有一丝的希望，我们也要试一下，决不放掉任何一个哪怕很小的机会。你通知陈少华先生，让他带那个‘很有才华的人’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吧。”
陈少华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他与其他几个人一起设计的北京申奥会徽，是在众多方案被否决后，在最后关头脱颖而出的。那以后，他经常来奥申委帮助宣传部工作，和大家相处得很好。“不能漏掉机会，多见一个人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我想。
没想到这一见，还真见出了希望、见出了惊喜。
下午4点多钟，陈少华来了，带来一位中等身材、穿着深色西装、头发烫得比恩格斯的还长的人，只是头发颜色是黑的，我看着不大习惯。他就是邵昕一个很有个性的平面设计艺术家，他创建了北京理想设计艺术公司，并任总经理兼艺术总监。他有一个在平面设计艺术界很有名气的父亲，“猴票”的设计者邵伯林邵老爷子。
经过简单介绍后，我说：“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
陈少华说：“我们知道孙秘书长正为《申奥报告》的装帧设计方案着急，《申奥报告》是北京申奥中的最重要工作之一，我们大家都想为此出点力。邵总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有些想法我觉得很好，所以想请邵总当面向您汇报，听听您的具体想法和要求。”
邵昕简单说了说他对《申奥报告》封面设计的一些认识和想法。然后，我把我的思路和要求讲了一遍，并拿出那本画册给他看，明确提出了我的想法。我说：“这样吧，你的思路我觉得很好，与我的想法比较接近，但好思路不等于好作品，重要的是要把思路变成作品，你回去就动手设计，我也不给你规定时间，因为你知道时间已经很紧，晚了就没有意义了。最好一有方案你就马上拿来，不要等你自己非常满意了才拿来，那可能就来不及了。”
12、惊喜出现了
见面总共20多分钟，对此我并没抱多大的希望，因为那段时间已经与很多人进行过很多次同样的谈话，但其结果也都是一样的，一直没有奇迹出现。
但邵昕是个天才。三天后，他带来了一份惊喜。
他提着笔记本电脑走进我办公室时，我发现他似乎比三天前瘦了许多，眼睛也显得疲惫。当他打开笔记本电脑，调出他的作品方案时，我期望多日的感觉出现了眼睛顿时一亮：封面是一种有些深红的颜色作底调，这正是我想看到的、那种比那个画报的颜色更红一些的颜色。
后来邵昕告诉我，这叫“宫墙红”。
“宫墙红？”我怔了一下，多么庄重而浪漫的名字！我一下子就被它吸引了。
封面是用了北京申奥会徽的五个笔画变形，显得稍有些散；文内用了浅黄色底调，每段文字旁，加了一些简单的、但很雅致的线条衬托。
虽然这个方案还不太成熟，也可能最后的方案与现在的这个方案差别会很大，但凭着自己当过多年编辑部负责人的经验，我已认定了邵昕，他就是我们期盼的那个设计者。就像编辑发现了一篇好文章一样。编辑对文章的要求是很苛刻的，同时也是很敏感的。在编辑的眼睛里，文章有三种：无法修改的、可以修改的和非常愿意修改的。有的文章看一遍就够了，题不达意、驴唇不对马嘴，想改都无从下手，编辑最怕这种文章；多数文章是题对，内容也对，就是水平有限，但是可以进行修改，这样的文章是需要占用编辑大量的时间的；还有极少数文章，编辑一看就会眼睛一亮，大脑兴奋，甚至会情不自禁拿起笔立刻就进行修改。
我看到邵昕的方案时，就是像编辑看到第三种文章时的感觉，这是我盼望了多日的感觉。这也是总编室同志的共同感觉。直觉告诉我，一个新的、富有创意的《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报告》很快就要诞生了。
感谢邵昕，感谢他带来的这份惊喜。
陈少华也来了，我又叫来刘岩、杨采奕等人，大家对着笔记本电脑，边讨论边修改，直到很晚，邵昕才拿着笔记本电脑回家，按照大家提的建议继续修改。
那天我特别高兴，回到家，吃完饭、洗完澡已经快12点了，但还是不想睡觉。心想，这邵昕可真是个人才，那么多专家、学者设计了那么多天，报来的作品方案都不行，可邵昕跟我只见了一面，谈了20分钟，三天就设计出这个让我们为之一震的方案。真是聪明过人，这才是专家、艺术家。
经过多次的研究、讨论、修改，终于定稿。奥申委执委会一致通过了《申奥报告》的装帧设计方案。《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报告》的装帧设计，吸取了中国古代书籍的菁华，封面颜色为中国传统的宫墙红，显得极为高贵。全书采用淡黄色再生纸，十分典雅，并充分体现了“绿色奥运”的现代环保意识。《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报告》异型16开，彩色印刷，锁线胶装。
13、艺术家的“火药”风格
经过这个过程，我几乎每天都能见到邵昕，对他那烫得“比恩格斯的还长”的头型也看习惯了；慢慢的觉得也不难看；再仔细看看，觉得还挺好看的，很适合他那种艺术家的特点和气质。看来很多事物都需要有一个认识和接受的过程。
后来我发现，凡是烫着长头发或扎个马尾的中国男人，都是聪明而有个性的、有时甚至是固执的人。邵昕所特有的固执也是一般人比不上的。也很巧，总编室的人也都很有个性、很固执，所以当大家熟悉后，在讨论、研究的过程中，从开始讨论到争论、辩论，甚至最后有时争吵。有时仅是为了一个标点符号，或是表格的排法、颜色等，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一争就是一两个小时，邵昕和刘岩两人经常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甚至一争就是两三个小时。也有时在电话里争，吵得电话发烫以至于刘岩不敢把电话靠在耳朵上，然后两人说好，等电话凉下来再接着争。记得争得最凶的一次是2000年的最后一个夜晚，两人因为一处字号的大小，从10点多开始在电话里争了起来。后来因为我们要去吃夜宵也是为了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两人说好吃饭回来再继续。吃饭回来后，已经是2001年1月1日凌晨快1点了。我们刚进屋，电话铃就响了，两人接着在电话里争，直到两点半多才算告一段落。因此后来我们自嘲是从上个世纪争到了新世纪。别人是在欢欢乐乐中迎接新世纪，我们是在争吵的火药味中走进新世纪的。
这种时候双方都不会认输的，到最后，一般都是由我来进行裁决、定论，才能平息下来。有一次，邵昕对我的裁决不满意，我就说：“邵总，这个问题就听我的吧。你坚持艺术规律没错，但申奥也有规律，它要考虑有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年龄大了，字太小不利于他们阅读。”
每到这时，他都显得非常虔诚：“好吧，我服从，但我保留观点。”这也是邵昕最可贵的特点：绝不会轻言放弃观点，但绝对服从大局。
他就是这样一个极其认真、极其顽固、顽固得有时像孩子一样可爱的人，却刚好碰上我们这些更加认真、更加顽固，顽固得有时甚至不尽人意的人。
那段时间，总编室简直就是在火药味中度过来的。但正是这种火药味，正是在不断的讨论、争论、辩论中，《申奥报告》的质量在不断得到提高，从而使《申奥报告》成为了艺术精品。
如果有人问总编室的人：“哪段日子最难忘？”我可以肯定地代表大家回答：“是那段争论最凶、火药味最浓的日子。”也正是那段日子和那些争论，最终使我们与艺术家们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一致，结出了丰硕果实；也使我们和他们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我和邵昕也成为好朋友。
2006年元旦，我接到邵昕的一条短信：“孙大光副秘书长，新年好！收到你的祝福非常高兴，时间真是过得太快了，一晃五年过去了。我们一起奋斗工作的40天真是终生难忘。我为有你这样一个领导和兄长而骄傲。衷心祝你和全家身体健康，顺心顺意，新年快乐！”艺术家也有粗心的时候，他把“新年快乐！”打成了“新年快了！”
他还让人给我带来一个很特殊的纪念品，肯定是他自己设计的是一个小盒子里面装了一个乒乓球拍，还有一盒乒乓球、一盒高尔夫球，球都是用线拴在一起的，很有艺术性。打开乒乓球盒，里面还有一封新年慰问信。
看着这个特殊的球拍和乒乓球、高尔夫球，读着他那真挚的慰问信，我的眼睛湿了。
14、“婴儿的摇篮”
后来，我们又同深圳雅昌彩印公司一起研制了精美的函套，每套报告放置于精美的函套中，函套选用了咖啡色布面，烫金的北京奥申委申办会徽和奥运五环标志，显得熠熠生辉。
函套的设计也有一个过程，经历了很多次修改。记得有个细节很有意思：雅昌公司的董事长万捷，一开始带来了一个函套的样品，是个像中国传统的包袱式的，把一根细带子一解开，函套就摊开了，很有创意，很方便读者。但我觉得《申奥报告》用这种都摊开的方式不合适，好像有点松懈，有点泄气，我觉得应该是紧凑型、凝聚型的。正好那天何振梁同志来开会，我就请他也来看一下，他的感觉和我一样。后来万捷董事长他们回深圳又设计了几个样本，都是紧凑型的，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后定下来的函套，是打开后套盖可放下来，但书像婴儿一样躺在书套里，人会自然的去欣赏“婴儿”，然后，用旁边的一个带子，可以很方便地把“婴儿”抱出来。
我非常喜欢这个“婴儿”和这个“婴儿的摇篮”。
《申奥报告》的装帧设计，经过了“黎明前的黑暗”，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15、《申奥报告》中的数据
《申奥报告》分为三卷，英、法两种文字，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