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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而伊尹呢，是根据《神农本草经》的内容来写的著作。底下他说“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说这难道不是继承了大圣人的意思吗？所以宋朝的林亿、孙奇、高保衡，国家校正医书局的这些官员，在《伤寒论》序里头非常明确地说张仲景只不过是继承了古代大圣人的意志，并没有把张仲景本人称为医圣。
其后在公元1144年，成无己写成了《注解伤寒论》，再后一些成无己写成了《伤寒明理论》。在这两部著作里，成无己仍然是遵循了宋代国家校正医书局的这个口径，说张仲景所做的工作是类似于圣人的工作，是继承了圣人的工作，仍然没有把他称作“圣”。
在1182年，金人刘完素他所写的《素问玄机原病失》这本书里头，他明确提到了“仲景者，亚圣也”，这才和“圣”沾了边，但是没有直接称“医圣”，而是次于圣人，“亚圣”嘛，次于圣人。再往后，到了年，李濂写成了《医史》，他说仲景被“论者推为医中亚圣”，这已经到了明代1526年，仍然没有把仲景称作“医圣”，直接称张仲景为“医圣”的是公元1589年，方有执，研究伤寒的大家，错简派的创导人，写成了《伤寒论条辨》。在《伤寒论条辨》这部著作里，方有执说：“……称仲景曰圣”，这以后，在医家的著作中，把仲景称为“圣”的才多了起来。而张仲景的那个墓碑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我们刚才说了是年被发现的，应当说，认真的说，什么时候医学界才把张仲景称为圣的，应当是1589年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开始才把仲景叫做圣。而这个墓碑是1632年发现的，是在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刊行以后所发现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仲景墓碑发现的这个过程也非常蹊跷，在清朝的康熙年间徐中可写过一本书，叫《金匮要略论注》，在《金匮要略论注》里有一篇文章叫“张仲景灵异记”，在“张仲景灵异记”这篇文章里头，他写了一段非常蹊跷的故事，说明代有一个读书人叫冯应鳌，冯应鳌得了发热恶寒的病，奄奄一息，眼看就要活不下去了，夜里做梦，梦见来了一个神人，穿着黄衣服，戴着金帽子，这个神人呢，就拿手摸了他的全身，然后顿时他感到全身骨节舒畅，然后冯应鳌在梦中就问：“你是什么人呢？”那个神人说：“我是南阳汉长沙太守张仲景”。你看他自己没有说医圣，说我今天治好了你的病，我也有比较尴尬的事情要请你帮忙，或者说我也有困难的事情要请你帮忙，在这个南阳城东四里的地方有一个祠，祠后面七十七步有我的墓，过几年以后会有人在我的墓上打井，能够制止这件事情的只有你，说你到时候到那里制止他们继续在我的墓上打井，然后给我重新整修一下这个墓，冯应鳌一觉醒来，出了一身大汗，怕冷发烧就退了。
后来他一直记着张仲景在梦中的托付，几年以后，实际上4年以后，他就来到了南阳城东，到那儿果然看见那个菜园子的农民正在打井，而且正好挖出一个石碑，这个石碑就是“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所以我觉得，这个墓碑就是明代人给他建立的，只不过神乎其神的编了一个故事罢了。因为“医圣”在晋、在唐、在宋都没有人直接称医圣，只有到了明末了，1589年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才开始称仲景曰医圣。而这个墓碑就直接说“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的话，那应当是明朝末年的人给他立的。可是为什么墓碑的周围的图式呀，花纹呀，刻得象晋末南北朝的这个风格呢？现在的人给古人立墓碑的时候，或者是给他建纪念堂的时候，总要模仿这个人当时代的一些东西。
你象我们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门前，有张仲景的塑像，张仲景塑像那周围，有汉白玉的栏杆，汉白玉的栏杆上就有许多的画，这个画呢，就是选自于汉代古墓的一些图式和一些画。那过上几千年以后，人们再到我们中医学院的这个旧址上去考查的话，哎哟，一看，这有个张仲景的像，一看这个像的周围的栏杆上刻的这些花纹都和汉代的哪个时候的古墓的花纹相仿佛，那你就能说明这个塑像是汉代人建的吗？所以后人给前人、给古人造像也罢，立墓碑也罢，在墓碑的这个装饰花纹上，模仿他当时代的一些东西，那是可以完全做得到的。那个碑座上写的“咸和五年”是怎么回事呢？那没准是后人在立碑的时候，找到了古代的一个碑座，所以就把它代替来做碑座了。这个都是我的推测了。当然，我今天讲这件事情，是说我们评价仲景对医学的贡献，并不在于他做过没做过长沙太守，而在于他的医学贡献。不过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自从宋代国家校正医书局在《伤寒论序》中引用了唐代甘伯宗的仲景“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的话之后，在医学界就以“长沙”作为仲景著作，或者仲景其人的一种代称。你比方元代吕履有一本书，叫做《长沙用药十释》，《长沙用药十释》一提“长沙”，我们就知道是张仲景用药，是吕履对张仲景用药规律的一种解释。清代的黄元御有一本书叫《长沙药解》，那也是解释张仲景用药规律的一本书。
清代的陈修园有一本书，叫做《长沙方歌括》，你如果不知道张仲景做过长沙太守的这个说法的话，你就不知道书里头的“长沙”是指的什么。你看这本《长沙方歌括》完全是《伤寒论》中的方歌的歌诀，那为什么把它叫做“长沙方歌括”呢？就因为历史上有仲景做过长沙太守的说法。在这里就以“长沙”指代仲景的著作。
连日本人也有一本书叫《长沙证汇》，《长沙证汇》这本书是《伤寒论》中证候的归类和分析。所以在中医学界，许多著作里头都以“长沙”作为仲景著作的指代，或者仲景其人的指代。我讲这件事情，主要是想让大家了解这个问题，关于张仲景的著作，主要是《伤寒杂病论》十六卷，这个名字根据《伤寒杂病论》的序言来说，也叫《伤寒卒病论》，是“杂病论”还是“卒病论”，到现在仍然争论不休。这十六卷著作，由于在汉代它没有刻版印行的技术，所以随着战乱，它很快就丢失了。
在它的流传过程中，被不得已的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著作。是怎么沿革的？怎么分成两部书的？我们下面会有专题讨论。但是对《伤寒论》，对仲景的著作，历史上的史书上，像《晋书》、《唐书》，它的记载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写成是《张仲景要方》，“仲景要方”，这个重要的“要”，有的写成《仲景药方》，是中药的“药”，还有的写成《张仲景伤寒论》，为什么书名不一样呢？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出版物，都是传抄。所以既然是传抄的话，你叫它什么名字都可以。不像我们今天，有出版物，这个署名就是固定的。哪个时候没有出版物，都是抄本，所以写什么书名都是可以的。
关于张仲景的学生，在地方志上也有不少记载。像杜度，是他的学生之一，人很聪明，而且在当时跟张仲景学习，在医疗技术上也很有声望。还有个叫卫汛的，张杲里面也有记载，他也是张仲景的学生，而且也有不少著作，只不过这些著作都失传了。余嘉锡先生，他的考证，他在《四库权术辨证》这部书里头考证，他认为王叔和是张仲景的亲受业的弟子。所以王叔和作为张仲景的一个弟子的话，他整理他老师的《伤寒杂病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能够直接接受老师的著作。这是关于张仲景的学生。
张仲景作为一个中医临床的奠基人被我们后世所景仰，直到现在，我们南阳的医圣祠，还连年整修。人们在纪念他，被我们今天的人称为医圣，被后世称为医圣，应当说是中医学界的，是中医学术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奠基人。所以在二十世纪末，当大家讨论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和群体化的治疗方案，哪一个更先进哪一个更优化的时候，大家认为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是最先进的、最优化的，而创立这种方案的人就是张仲景。
第02 讲 《伤寒论》成书背景和流传
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东汉末年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是一个战争连年，天灾不断的社会。我查了一下史书，从自然灾害来说，在史书上有记载的，在张仲景的存世的这几十年之中，在史书上有记载的大的自然灾害就有22起之多。像自然界中的旱灾、水灾、海水倒灌、河堤决口、地震、台风蝗虫、泥石流。我查了史书之后，能够想象到的自然界的灾害在张仲景的存世的年代都有。而且在史书上能够记载的，这不是局部的、小的灾害。这样的灾害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造成了生产力被破坏，生产水平下降，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抵抗力降低，这就造成了大量的、长期的传染病的大面积流行。所以历史上有句话，叫做“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这从自然灾害来讲的。从战争的角度来讲，大家想一想，东汉末年，三国纷争，战争连年不断，所以中国历史上又有一句话，叫做“大兵之后，必有大疫”，正是这战争的连绵不断和自然灾害的连绵不断，导致了传染病的大面积流行。所以在《东汉会要》记载历史大事件的这本书里头说“中原大地，白骨委积，人相食啖”。“白骨委积，人相食啖”就已经是人吃人的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了。所以在《东汉会要》的描述，当时的百姓“不死于兵，即死于病”。
这个建安文学，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璨，他有一首诗叫《七哀》。《七哀》里有这样一段话，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啼声，挥泪独不还。未知身所往，何能两相完”。这是一段什么样的话呢？他说他在路上走着就看到有一个饿得面黄肌瘦的这样一个妇人，抱着孩子就扔到大路边的草丛中，回头听见孩子的哭泣声，自个擦擦眼泪，不再回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未知身所往”，自己吃了今天的饭，不知道明天自己要到哪里去。自己的性命都不能保，“何能两相完？”怎么能够使我和孩子都能够生存下来呢？所以她忍痛把孩子扔掉了。
这样一个社会，自然是传染病大面积地流行，所以，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序》里头，我们大家在座的都学过《医古文》，学过《伤寒杂病论序》。他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说我的家族是很大的家族，曾经有过二百多口人，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建安纪年，就是公元196年。建安元年以来，不到十年的时间，我这二百多口的家族，死了三分之二，这三分之二有十分之七的人是死于伤寒病，伤寒病就是指的外感病的总称，下面我们会提到它的含义的。就死于传染病、死于外感病，所以他本人作为一个医生，看到这种情况，又没有更多的办法来防治这些传染病来挽救这些亲人和百姓的生命，才激励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了《素问》、《九卷》、《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自己平脉辨证，这样才写成了《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所以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对张仲景的探索防治传染病的这种路子，是一种激励，是一种督促。另外使他也有机会有大量的临床实践体会和实践经验，也使他有机会来收集防治传染病的这些经验和方法。大家说了，你今天是伤寒教研室的，你能不能够写一个治疗传染病的一个新的东西？我说我要抄书是可以的，你要让我谈实践经验我是没有的，因为传染病现在很少，即便有的话他们也到佑安医院和北京地坛医院住院去了，在我们的普通内科门诊几乎见不到。所以我不能写出象张仲景这样的著作来，因为没有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实践条件。你看不到多传染病，而张仲景当时天天看到的就是这些病，所以他才能够有机会积累经验，收集当时的医家和百姓和传染病做斗争的经验和教训。
从学术背景的角度来说，在汉代以前，医学著作分了两大门类，一类是“医经”，就是基础理论著作；一类是“经方”，这里所说的经方就是经验用方。在班固所写的《汉书艺文志》里，记载了东汉以前的医学著作。有医经7家，有经方11家。医经7家包括了《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还有《（白氏）旁经》。从流传到今天的《黄帝内经》这一部书来看，它完全是阐述人体的生理，病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基本的治疗原则，基本的治疗大法的这样一个中医学基础理论的著作。所以“医经”是基础理论。“经方”，班固《汉书艺文志》里所说的“经方”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方”，而是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