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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势既已如此，作为负面文化内容之一的骗术也便更加容易滋生泛滥。正统的、传统的、一向标榜为主流的儒家文化，其主张的“亲睦和善”、“仁爱宽厚”，终究抵御不住传统社会迈向近代社会的前进步伐。值此转型时期，各家学说风起云涌，传统社会中的沉渣也适时泛起。中国历史进入到这段无序时期时，骗术较之已往岁月则更容易寻找到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于是，行骗主体遍于朝野市井乡间闾里，受骗者比比皆是。于是，骗术在经历了传统社会两千多年的生长之后，恰逢这无序、混乱的“盛世”，招数益加新颖，手段益加高明，种类益加繁多。行骗给近代社会造成了不小的危害，虽然这种危害与无休无止的战乱、列强群豪的入侵所造成的对中华主体的危害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种由骗术导致的社会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
1．促成了近代社会生活的更加混乱无序化
中国传统政治生活有一套相传因衍的程序，虽然作奸犯科、弄巧使诈之徒历朝不绝，但是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政治生活的秩序与方式是行之有效的。而进入近代社会以后，政治生活中弄诈使巧、欺上骗下的事件遽然涌现。在上层统治核心中，慈禧太后、穆彰阿等人都是骗术高手，不难想像，权倾朝野、位极人臣的高层统治者，其行骗效果与影响自然是其他阶层的凡夫俗子、卑职小官们所望尘莫及的。同时，上层统治集团的行骗，从负面影响了下层统治集团，而下层统治集团处于权力金字塔的中底部，是个人数众多，势力张扬的群体，“上行下尤”，行骗主体玩权使诈，受骗者往往最终还是处于生活最底层的老百姓。
近代社会生活中，行骗者穿街过市、横行乡闾，骗术在广泛的群众日常生活中施行，一旦骗术成功，最直接的受害者仍然是劳动群体，或者直接的受害者是乡绅地主，最终的受害者仍然是老百姓。如果受骗者是一贯横行乡里、鱼肉乡民的土豪劣绅，当其受骗失败丧色之际，四邻八乡的百姓固然感到欣慰乃至额手相庆，然而受骗者在失财丧色之后便会马上将所受损失转嫁到老百姓身上，所以说，最终的受害者仍然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劳苦群体。行骗者在乡村街市的活动，打破了社会生活有序进行所必需的平静、有序的氛围，平和、宽仁、亲善、信任等数辈人口耳相传的美德受到了拷问，这种因为骗术施行而导致的人们物质、精神、信仰方面所受到的扰乱程序是不难想像的。以上种种，说明骗术促成了近代社会生活的更加混乱无序化。
2。骗术的广泛施行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生活风俗习惯，其“弄巧使诈”、“防人如敌”的负恶面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传统社会对“四民”的排列顺序是颇值得人玩味的。《春秋谷梁传？成元年》云：
“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管子？小匡》说：“土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注云：“四者国之本，犹柱之石也；故曰石也。”《唐六典？户部尚书》云：“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工作贸易者为工，屠沽兴贩者为商。”“士、农、工、商”四民中“商”是最低层次的，机诈欺瞒是商业活动中惯常采用的手法，而这些特征又是传统中国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前文通过对近代骗术的整体观照，可知商业活动越发达的地方骗术施行的程度、次数就越高深越繁富。“骗术”在商业活动中简直成了“手段”的代名词，真正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应该说还是不正当的、卑鄙的骗术，行骗对象往往是受苦的劳动者群体，以诡谲骗术对待宽厚诚实，才是真正给社会造成了危害。
以近代成都为例，骗术计有掷乌龙、敲诗、挂签签、拈香、咬顺风、打假票、看院、支纲、火门、风门、回笼、闷烟、装道人、叉棚、爵门、大局门、牙婆、卦婆、巫婆、掷七星剑、摆棋势、吓诈、丢包、货浪子、降龙、哀怜、装疯、伏虎、赶上场、赶底场等几十种，骗术种类之繁多、齐备，骗术手段之多样、高明，由此可见一斑。
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当一种文化向外传播时，路线有两种：一种是矩形方阵，一种是圆形扩散。骗子文化自产生之日起，就按照这两种路线传播开来。
在具体的某一时段（如近代），某一地段（如成都）中，骗子文化以圆形扩散方式传播，流布迅速，影响恶劣。不难想像，当骗术施行的次数、种类急遽增加时，当受骗者的人数、损失数目屡有增加时，当被拐骗妇孺悲惨啼哭时，骗子之于人类风俗习惯的转变，便是人类思维发展，文化选择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近代江浙、上海、北京、成都等地的商人几乎都有很强的戒备心理，在如战场一般的商场中，防骗与行骗是并行不悖的。即使是在穷乡僻壤，避害趋利的心理也使得老百姓具备了戒防心理，尤其是某场骗局就在自己身边发生时，“防人如敌”的观念便会自然产生。同时，一批头脑灵活、富于狡黠智慧的人也生出“弄巧使诈”的心理，久而久之，新的骗子与骗术便从中产生。
总而言之，骗术的广泛性对社会风俗的恶化起了显而易见的作用，并间接促成了新的骗子群体的产生。
3。近代骗子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对近现代负面文化、国人文人心理结构的影响也是至关重大的骗子文化作为中华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其对近现代负面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与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任何文化都是历史进程中的文化，具备其自身发展的承前启后性质。近代骗子文化所承之“先”，当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所启之“后”，自然是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同类性质的一面。近代骗子文化就是在这种承先启后的传衍演进过程中，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从而使得近现代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呈现出色调繁复、美丑参半的表征。
鲁迅就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就有“痞”的一面。这“痞”的一面自然是国人集种种匪气、流氓气于一身，骗拐偷诈是其特征，自然是不好的一面，理应受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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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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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主流文化与骗子文化
【案例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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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史：骗子的历史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作者：张艳国 任放 刘保昌
第一章：总论骗子 骗术与骗文化
第二章：传统骗术
第三章：近代骗术
第四章：骗子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
第五章：骗子的危害
第六章：传统社会主流文化与骗子文化
【案例正文】
明清以前骗子文化的两个特点
骗子文化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与主流文化有一种天然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从文化本质上说，后者是对前者的反叛或者反动；从文化形式的两个特点上讲，两者互相联系且有互动关系，可用相生相击，此消彼长以蔽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文化内容。
中国历史自明清以前的漫长岁月，因为资本主义萌芽尚未产生，商品经济没有产生，当然更谈不上发展、发达了。在这段历史进程中，中国的骗子文化呈现出两个特点：
首先是主流文化对骗子文化的贬斥、打击。
以孔子学说为内核的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官方文化，其文化精神是以强调“学而优则仕”，而从政为治之道，重要的关键又是“平直真实”，并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都用这样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也事事处处都用这样的标准来评价人和事，乃至一切。平直真实，从字面上讲指的是平恕、正直、真诚、实实在在，其含义概括起来，就是一个“诚”字。人只有做到了平直真实，众正积于其上，万事实于其下，最终也就达到了“先王之道”，即达到了政治上的大治局面，也就是政治的“清明”。追求海晏河清、万世清明一直是传统中国统治阶层的最大目标；反之，虚伪诓诈、贪婪营私的丑恶行径一旦泛滥，社会风气便会败坏，人心日下，必然会造成政治上的黑暗与腐败，严重的便会亡国灭族。因此，“正、诚”是当时贯穿一切主流文化的真髓。
晋代学者傅玄在《傅子》中指出：“巧诈不如拙诚”，意思就是一个人无论心思多么机灵诡巧，只要一涉及到“诈”字，此人就不可取了，而且只有拙笨、诚实才是无往而不胜的法宝。这段话对于骗子的最终结局来讲，未必不对。问题是一味地劝人两耳不闻诈骗事，一心埋头修行真善美的结果，往往是令世人对诈巧行骗之事失去警惕之心。
儒学之所以被中国传统社会官方文化奉为圣灵，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具有欺骗性。上述历代统治者、主流文化对诚、正的推崇，对骗、诈的打击，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使奴隶、农民们“修成正果”，无非是为了便利于自己的统治，老百姓心思拙朴，老实无知，岂不便利了统治者的管理？
其次，世人对行骗的无知，从客观上推动了骗子文化在隐潜形态下的发展。
骗子在某处行骗，一个骗术的顺利完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骗环境，而其中被骗对象的觉悟程度又起很大的作用。设若一个文明世界的凡夫俗子误入“桃花源”，面对一群不识“之乎者也”的愚民，行起骗术来岂不是如鱼得水？我们在前面讲述的骗例中大多可以看出这种规律性特征来。人心之欲望固然是骗术成功的突破点，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被骗者对行骗的警惕程度的高低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翻检史书，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历代统治者，尤其是在“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式的皇权、君权争夺中，真可谓“机关用尽”，而在统治者的日常政治活动，亦即“牧民”过程中，平息争端，加重赋税，权力争夺等等，无不是用尽诈谋，倒是有少数几位正直、诚实的官员，如海瑞、林则徐等，却无一例外遭到了排挤、打击，最终落得个流放、下狱的结果。在骗诈成习的大染缸里，又岂能容得下白布的清高？
明清时期的市民文化为骗子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风尚与社会观念随之发生变迁，哲学对社会与人生进行了新的思索，一种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从而为骗子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客观的与主观的条件。
明代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早在弘治、正德年间已初露端倪。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狷狂”之士，如唐寅、祝枝山、桑悦、徐威、张灵等人。唐寅“放荡不羁”，曾刻一枚图章，自封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从他的《桃花庵歌》中也可看出他的“澹泊自甘，狷介自处”的独行乐趣，歌词云：“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在花下眠……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唐寅因为不拘泥于“礼”的约束，在民间留下了不少逸事。如他曾伪装成玄妙观的募缘道者，以修茸姑苏玄妙观为名，募得黄金五百两，然后“悉如诸妓，及所与游者畅饮，数日辄尽”。（杨静：《明唐伯虎先生寅年谱》）
民间《三笑姻缘》的传奇故事，便是以他为主角虚构的。钱大昕曾有诗赞唐寅：“土木其形骸，冰雪其性情”，“狂士标格，才子声名”。（杨静：《明唐伯虎先生寅年谱》）
祝枝山与唐寅交好，亦为著名“狂士”。两人时常在一起游玩取乐，“伯虎尝夏月访祝枝山，枝山造大醉，裸体纵笔疾书，了不为谢。伯虎戏谓曰：‘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枝山遽答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祝枝山还有一书，名《祝子罪知》，毫不介意传统定论，对历史人物与文学史加以价值重估，“如谓汤武非圣人，伊尹为不臣，孟子非贤人”，“其举刺于夺，言人之所不敢言，刻而戾，僻而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这批“狷狂之士”的出现，将一股新鲜空气输入了封闭严密的意识形态系统。虽然这种影响、风潮只限于江南一隅，却给当时的理学势力造成了不小的震动。后世屠隆、李贽等人的“异端邪说”，都发源于此。等到王学崛起，明初沉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