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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杲�60岁。 在学术生涯中，他以工程师的眼光看待经济，试图用上世纪50年代的计算机雏形来模拟英国经济的运作。
历史充满偶然。菲利普斯留给后人的，最广为人知的财富不是他倾心尽力建筑的模型（hydraulics model），而是他在1958年发表的论文，用英国的经济数据说明通胀率与失业率呈负相关。这个关系被后人称为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70年获诺贝尔奖），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1987年获诺贝尔奖）和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2006年获诺贝尔奖）都以此为基础，更深入地研究货币、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1976年获诺贝尔奖）和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分别在1969年发表论文，引入预期通胀（expected inflation）的概念，发现货币政策要见效的成本不仅仅是通胀升高，而且是通胀加速升高（accelerated inflation）。 这个理论叫Natural Rate Hypothesis。因为人们的通胀预期随着近期通胀水平的升高而升高，所以要让扩张的货币政策见效，货币增长的速度必须要高于人们通胀预期里隐含着的货币增长速度，也就是中央银行只有制造在人们预期之外的通胀（inflation surprise），货币政策才会有效。
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1995年获诺贝尔奖），汤姆？萨金特（Tom Sargent），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在1972年到1978年间发表论文，利用“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概念，证明扩张的货币政策即使在短期也无效。他们假设，虽然人们的理性预期并不是每次都准确，但从长期来说基本上是对的（average across time），事后看来与真实值的出入总的来说是零（the expected value of the error term is zero）。如果这个假设成立，货币政策是否奏效就是随机的，根本无法预料。■
八十一 货币政策思想简史（中）
Finn E。 Kydland 和 Edward Prescott （2004年两人共同获诺贝尔奖）在1977年发表论文，第一次引入“时间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这个概念，说明政府必须要主动制定法律，“把自己的手捆绑起来”，放弃制造通胀的权力。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相信政府是动真格的，而不是“口惠实不至的空头支票”；只有这样才会真正降低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从而降低在任何总产出水平上的实际通胀。
“时间不一致性”是一个重要概念。一个人（或一个机构，或一个国家）对今后的行为做出承诺，但时间证明，他（它）并不能履行诺言，那么他（它）起初的承诺就是时间不一致的。人们有时间去检验你的承诺，也就是说这个游戏是重复的（the game is repeated）。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A。 Frankel）引用了他的一位合作者（伯克利大学的经济系教授）在给学生期末考试中的一道考题：“你们在参加这个考试之前，一定都花了大量时间复习这学期的授课内容。我的目的是让你们学习，掌握这些内容，你们已经做到了。如果我现在取消这个考试，你们会很高兴，突然解放了，没有压力了；我也会很高兴，因为不用批改考卷了。我们双方的福利都会提高，但是我不会取消这个考试，为什么？”
这个考题就是在考验学生对时间不一致性的理解。如果教授取消这个考试，学生也复习，掌握了教学内容，教授的目的达到了。但问题是这个游戏会重复。如果明年选学这门课的学生知道了这个消息，认为教授会在最后一分钟取消考试，考试只是一个“幌子”，就不会认真复习，掌握知识要点，那么这个教授就不会达到他的目的。
如何让中央银行言行一致？
中央银行总是嘴上说要保持低通胀，但是行动上落实不了（dynamic inconsistency）。 Robert Barro 和Gordon在1983年发表论文，用理性预期证明了中央银行总会有通胀偏见（inflation bias）。他们认为，既然中央银行根本不能通过扩张的货币政策从长期减少失业，它们干脆就应该把目标放在稳定物价方面，最好保持通胀是零 （time…inconsistency of non…inflationary monetary policy）。
抑制中央银行制造通胀的办法有多种。一种办法是让央行承诺遵守规则（binding rules）：例如，紧盯金价，货币增长，通胀率（价格指数），汇率，出口价格，生产价格指数（PPI），或名义GDP等。遵守规则也有两个问题。第一，迄今为止还没有实证研究（empirical evidence）说明，遵守规则可以在不损失产出（loss of output）或不增加失业的情况下保持低通胀。第二，严格地遵守规则会使中央银行丧失对短期经济波动（short…run disturbances）的应变能力。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子。主张灵活货币政策的经济学家认为，幸好我们没有限制中央银行行为的法律，否则伯南克就不能酌情处理，就不能大胆地向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金融系统就会陷于瘫痪状态，经济复苏根本无从谈起。
更严格地保障中央银行的言行一致的办法是，完全取消中央银行制定人为货币政策的特权，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相信会有低通胀。如果不能通过民主的政治渠道取消它们的特权，那么（在美国）总统就应该任命一个不屈不挠的央行行长，他至少在上任早期严格地抵制通胀，建立人们对他的信心，从而降低通胀预期。沃尔克（Paul Volker）和格林斯潘在上任央行行长初期都是这样。Kenneth Rogoff 在他1985年发表的论文中说，总统在选择央行行长时，一定要选择一贯就偏重打击通胀的人，因为这样可以帮助降低通胀预期。
与控制中央银行制造通胀有关的一个发现是1993年劳伦斯？萨默斯和阿尔伯特？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共同发表的论文。他们用数据说明中央银行与政府越独立，平均通胀率就越低。这引起了不少争议。有人怀疑他们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度量，更怀疑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低通胀率的因果关系，认为有可能是低通胀导致了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更加独立；有人说，只有任命非常保守的央行行长才能保障低通胀；有人反对把中央银行放在民主政治体系之外，指责他们是“精英主义”。而且，更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学家还不能证明，独立的中央银行可以在不损失产出（loss of output）或不增加失业的情况下保持低通胀。■
八十二 货币政策思想简史（下）
为什么通胀非常普遍，而通缩是个别现象？有没有一条折中之路，既考虑通胀偏见，控制通胀，又考虑如何应对经济中的短期震动？
如果扩张的货币政策从长期来说不能减少失业率，为什么通胀非常普遍，而且经常偏高，而通缩（deflation）仅仅是个别现象？有四种解释：1）政府认为扩张政策可以减少长期失业率。2）政府认为物价稳定，相对于大量失业来说，没有那么重要；而且每隔几年的政府首脑大选也使政治家认为，就业率比物价稳定更重要。3）即使政府宣布零通胀是政策的目标，人们也不会相信。4）政府既不想增加税收，也不想借贷，于是只能印钞票来支持开销。
Robert Barro 和 D。 B。 Gordon 在1983年发表论文，证明即使中央银行的目标是对的——减少实际总产出与经济潜在总产出（potential output）的差距和实际通胀，人为的货币政策（discretionary monetary policy）也会导致过分通胀。以前的经济学家都因为实际经济总产出不可能超过潜在总产出，而不考虑政策制定者为超越潜在总产出而做出的努力。Barro和Gordon认为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和努力是对的。在这个大胆的假设前提下，他们设计了一个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由实际总产出与经济潜在总产出差距的平方和实际通胀的平方组成。中央银行就是要达到一个通胀水平，使这个损失函数的值最小。一次微分的结果显示，中央银行的目标通胀率是正值，论文的作者称其为“通胀倾向”（inflationary bias）。这说明，人为的货币政策即使是在政策制定者有正确目标的情况下，也不能提高生产总值，而且还会导致系统性的通胀。
既然中央银行都有通胀倾向，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通胀率在世界范围普遍偏低？一种可能是，中央银行普遍认识到制造通胀只能在短期内刺激产出，对长期产出没有影响。一种可能是很多中央银行都紧盯通胀，汇率（或者固定汇率，或者货币联盟，或者currency board），或者中央银行有更大程度上的独立性。一种可能是，原材料价格降低，供给方面的良性波动（positive supply shock），与上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相反。一种可能是，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良好，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给其他国家的通胀提供了很好的标尺（anchor）。还有一种可能是，Kenneth Rogoff 在2003年的论文中指出的全球化进程和日益增加的竞争增加了总供给的价格弹性（price elasticity of aggregate supply），减少了通胀倾向。
Barro 和 Gordon在1983年从理论上解释了为什么通胀是普遍现象，而且偏高；强有力地增加了主张机械货币政策的人的理论依据。就这样，货币政策的效果在理论上层层递近的被否定了。这种趋势与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经济学家对货币政策的看法背道而驰。后来，Stanley Fisher 和John Taylor等经济学家引入价格和工资合同。因为价格和工资的变化是粘性的，所以经济调整不会一步到位，在短期内，货币政策对短期经济波动还是有一些作用。
折中途径：选择外部标尺
1985年和1987年，Kenneth Rogoff分别发表论文，Stanley Fisher在1988年也发表论文，试图探讨一条折中之路，既考虑通胀偏见，控制通胀，又考虑如何应对经济中的短期震动（short…run disturbances）。如果经济波动来源于总供给方面（supply…side shock），例如，卡特里娜飓风（Katrina）对石油产地设施的破坏，即使扩张的货币政策也解决不了问题，那么货币政策制定者就应该干脆瞄准低通胀。如果经济波动来源于总需求方面（demand…side shock），再假如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运转的速度比经济中物价和工资调整的速度快，那么扩张的货币政策可以发挥作用，弥补总需求方面的缺欠。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到底应该遵守规则还是应该有人为扩张的能力，就取决于政策制订者的偏好：到底是控制长期通胀重要，还是在短期内应对总需求的减少重要。
既考虑通胀偏见，又考虑应对短期波动对经济带来冲击的折中办法是有选择地设定外部标尺（anchor）。要求中央银行严格跟踪外部标尺可以限制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中的随意性。有很多数据可以作为标尺：货币供给，消费价格指数，生产价格指数，出口价格指数，名义GDP，黄金价格（或其他商品价格，modity price），固定汇率等。选择哪个比较好呢？
这些标尺各有利弊。紧盯货币供给的问题是不能应对货币在经济中运转速度突变的情况，例如1982年美联储降低货币供给增长的速度来应对第二次石油危机带来的通货膨胀，但货币在经济中的运转速度出人意料的降低了，所以经济总产出受的打击特别大（根据PY=MV）。紧盯通胀（消费价格指数或生产价格指数）的问题是不能应对进口价格突变，例如，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当时如果紧盯通胀，就必须紧缩货币政策，使美元升值来降低通胀，使经济更加衰退。紧盯名义GDP要求对GDP的度量比较精确，发展中国家很难做到。紧盯黄金价格的问题是受黄金供给变化太大。1849年黄金供给突增，经济过热；1873年到1896年相反，经济萧条。紧盯一篮子农产品和矿物质的价格指数的问题是，这些产品受进口价格影响太大，例如，石油危机。紧盯美元或欧元的汇率也有问题，当美元升值时（例如1995到2001年），这个国家的货币也不得不跟着跑。总之，没有十全十美的标尺。
但根据一个经济体的特点——经济中的短期震动源最有可能从哪里来，可以选择比较适合的标尺。如果选错了标尺，当经济震动发生，中央银行仍然机械地根据规则制定货币政策，那么这个经济体就会承受不必要的代价。弗兰克尔在最近的研究论文中，对不同类型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