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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哲学家们则试图分离身体和灵魂，因为身体的问题繁多复杂，解决不了，所以他们大多采取贬低身体、抬高灵魂的迂回方式。
在一些哲学家们看来，活着意味着一副身体的存在，只要活着，就意味着身体和灵魂之间的不愉快，意味着身体和灵魂之间磕磕碰碰，身体甚至被看成是灵魂“牢不可破的枷锁和监狱”。幸好有了死亡，灵魂的身体枷锁才得以解开，得以独自存在。比如，苏格拉底面对死亡，毫无畏惧。在他看来，正是身体的死亡，灵魂才能获得自由，求真的坦途才得以顺利铺展，才能笔直地通向纯粹的智慧、真理、知识之路。柏拉图费尽心机地论证了灵魂的不朽和不灭，在他看来，灵魂的这些特点刚好与身体的暂时性和局限性相反。他拼命贬低身体，认为正是身体的欲望和需求导致了尘世间的苦难和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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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什么会生病（3）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这些解释不管以什么方式出现，难逃局限—它们的回答总是拘泥在人本身。而在生物学家的带领下，我们获得了新的视角。目光放开，投射到自然界中，我们发现身体和疾病渐渐失去了神学、哲学的意义，而回到了它本身。
这时，疾病根本不是随意发生的，也不是恶的报应。疾病不是上天的安排，也不能反映人们的原罪，它最终源于自然选择，而我们是配合自然选择的角色之一。在这些看似矛盾统一的过程中，我们开始接触到疾病的最本质意义，也是我们希望探寻到的真相。而当面对真相时，奇怪的事情反而可能会发生了，有些人会长吁一口气，感到一种从容和满足，开始坦然面对“身为人必经疾患”这一事实。
《我们为什么会生病》的两位作者认为：在为什么人会生病这个问题上，“毕竟，如果不从进化史的角度去观察，医学里面没有可以讲得通的道理”。当然，这里展示的只是一些人从哪些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也有一些人能通过其他的路径（比如宗教、哲学）进行思考，获得内心的安宁和平静。不管怎样，这个问题是人自己所无法回避的，也是医生所无能为力的问题。思考这个问题，是一个人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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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了，把身体交给谁（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在医疗新时代，“医生无所不知”的模式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知情的病人和医生一起共同作决定，共同选择治疗方案。可惜的是，虽然病人权利运动开始如火如荼，我们和医生之间的关系开始渐渐要求平等，但只要仔细审视一下，就会发现我们要求的仅仅只是结果的平等，却不寻求过程的主动参与。
在这种关系建立的最初，我们甘心以“弱者”自居，病人甚至对自己的身体都没什么了解，就和疾病、医生发生了联系。这时，又怎么去做一个有尊严、有自由的病人—一个聪明的病人呢？
在进医院去看医生的初始，我们内心里极其希望把自己交给一个能掌控全局的医生。医生手持先进器械，脑装各种门类的检查和疾病知识，是权威的“家长”，我们却满怀无助、诚惶诚恐，精神上那么弱小，对自己出错的身体一无所知。
这一刻，其实是谈不上平等的。医生处于控制的角色，起先是在技术上，后来也在心理上；我们作为病人处于屈从的角色，起先是在对疾病和身体的了解上，后来也在心理上。
不同的是，当你对自己的身体和疾病一无所知时，把所有的责任尽数交给一位专业人士，由他来承担所有的责任，在当时可以算是一种轻松的选择。但是一旦有一天，你发现，你全心信任的医生并没有让你保有健康，那么，所有的希望顷刻间就破灭了。病人希望能从医生那里得到承诺—健康的承诺，而医生就必须去实现这个诺言。如果不实现，只能法庭见。
谁为你的健康打算？除了医生，还有你自己！
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这种关系，就会发现病人将责任尽数交出，看似轻松，其实偷懒而且被动。病人似乎是被动地被疾病袭击，于是也被动地等待医生（或者医生背后站着的医学）的处置发落。病人甘心以“弱势”自居，很少主动、积极地意识到去承担自己该承担的那部分，甚至连和自己密切相关的身体都不甚了解。而对自己身体的认识，对自己心理的关爱，弥补医生把你看成一台机器的缺憾，努力和医生一起平等对话……这些其实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事。聪明病人要求的是平等，这种平等是从头至尾的平等，是需要自己也投入努力的平等。
我们总在要求最好的医生其实是和病人一起作战的，那么，反过来也一样，最好的病人其实是和医生一起作战的。
我们先来看看身体里的一些防御机制。这些防御机制，我们可能并没有真切地了解过它们的意义，而它们，确实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只是，当它们出现时，因为对身体的不了解，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找医生。
事实上，并不是我们一感觉“身体不舒服”，就应该去找医生的。现在的大多数医生已经被培养成无药不欢，看见你发热，给你一盒退烧药，“先吃两片阿斯匹林，再来找我”；看见你疼痛难忍，给你一堆止痛片，其实对你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在这时，你需要负起自己该负的责任，为自己的身体做点决定。在我们尽己所能了解了身体之后，我们过分依赖医生的关系，才开始有了松绑的可能。
比如发烧，当我们感染了病菌之后，有时体温会升高，这是身体调节的结果。体内中枢有一个叫做体温调定点的机制，如果这个点增高，体温就会上调，一直到符合体温调定点为止。这时的发热是体温调节中枢的重新设定，是身体对抗病菌感染的防御机制，但我们大多喜欢在发热时用退烧药，因为我们觉得发热就是生病。
罗森邦医生在《亲尝我自己的药方》里如此描述他看的第一个病人，一个发烧的病人。
最近我一直回想起多年前和祖母的那次对话。我去告诉她被医学系录取的好消息时，她只说：“医生很了不起─在你不需要他们的时候。”我听了很生气，本来以为她会很高兴，以我为荣，没料到是这种反应。
过了几年，我开始行医时，对祖母的话有了灵光乍现的了解。我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位发烧的男性，我出诊到他家看病。在那以前，我还不曾直接向病人收过钱。看诊完他问我：“费用多少？”我很不好意思回答这种问题，所以很快地说：“10块钱。”却惊讶地发现，他好像很满意，付了钱还向我道谢。那时我心想：“这个行业太奇怪了，我竟然靠别人的不幸来赚钱。”当时我告诉他得了流行性感冒，其实我并不是很有把握，而且我心里有数，即使他不找我看诊，也多半会自己痊愈。
在20世纪之初，一个叫焦内格的奥地利医生就已经认识到了有时候发热也有效用。这位长马脸有时候留着八字胡的严谨科学家，有个在别人看来古怪的想法—他一生的主要工作是诱发病人发热来治疗精神疾病。在同事和朋友的眼里，他保守、冷酷、喜欢独处，但也因勤奋、正直而深受尊敬。他起初试过用结核菌素来引起发热治疗精神疾病，在1917年，他开始用接种疟疾使病人发热，结果证明对麻痹性痴呆治疗有效。当年这种病的自然缓解率不到1％，但用了他的这种发热疗法，竟可以达到30％的缓解率。这使得他获得了1927年的生理医学诺贝尔奖。
柏杨曾经这样描述他的一位医生朋友：“柏杨先生有一位医生朋友，一向过往甚密，可惜他有两项严重的缺点，使我对他的敬仰之心与日俱减。一是他很吝啬给病人吃药。现在流行性的手段是，病人一进大门，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一针葡萄糖加维他命B，或是一针退烧针—假设病人似乎有点发烧的话—而该医生朋友总是寻求病因，妄图根治，既劝病人少打针，又劝病人少吃药。于是乎，有口皆碑，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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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了，把身体交给谁（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柏杨的口气是他惯用的反讽，事实上像这位医生朋友这样，能在病人发烧时劝病人少打针、少吃药的人在现在已经濒临绝种，所以在病人看来他反而有着“严重的缺点”，病人“怨声载道”。我们去看病时，总希望医生能开点药，不希望空手而归，仿佛不带走一张药方就亏了。但如果我们知道有些低度的发热，是自己身体的防御机制时，也就不会滥服退烧药。有时候，发热确实能使得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变得活跃，更有利于杀灭侵入人体内的细菌与病毒。
让我们再来说说疼痛。很不幸，有“表现主义之父”之称的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他的大作《呐喊》被偷了，其价格据说可以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抗衡。在《呐喊》中，一个人捂耳痛苦呐喊，画面让人感到冲击，坐立不安。在医生介绍疼痛的治疗时，这幅画常被引用来形容疼痛的折磨。确实，对于疼痛患者来说，画中扭曲的面部表情用来形容“忍无可忍”似乎再恰当不过了。
在《身体的意义》一书里，作者试图向大众介绍人体自愈和防御的能力。他所举的一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一个问题：疼痛，特别是急性疼痛，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恶，它其实是身体正在遭受损害的信号。有时候，没有了疼痛的保护，我们可能被伤害而不自知。
一位在麻风病患者收容所里工作的医生试图打开一道被卡住的门，却怎么也打不开。这时一位12岁的麻风病小男孩看到了。令医生惊奇的是，这个男孩毫不费劲地打开了门。对一个健康的医生来说，很难转动的那把钥匙却没能难倒一个麻风病小孩。
但是，当门打开以后，医生才注意到，男孩的手被钥匙割破了正在流血。麻风病毒攻击并侵袭了神经末梢，使人丧失了疼痛的感觉，因此当小男孩转动钥匙时并没有任何疼痛感，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以一种健康人无法忍受的方式打开了门。
麻风患者经常会失去手指和脚趾，这种后果间接地起因于他们疼痛感觉的丧失。有些麻风病患者会在一夜之间不见了手指，原因竟是当老鼠咬他们的手指时毫无知觉，他们失去了疼痛的保护。
不过在我们眼中，疼痛似乎首先是一个必须被打倒的敌人。还在加班的朋友给我打电话来，抱怨眼前看似狼狈不堪的生活：“都加班到9点了，好不容易才写完了报告，回完了E…mail，我老公刚才还打电话说他胃疼得厉害，我只好赶紧让他吞了片止痛药。”我没顾得上安慰她，而是首先告诉她：“不要让他吃止痛药。可能半夜他在那儿美美地睡着，可病情发展万一胃穿孔了都浑然不知。”
“飞蛾扑火”如果不是用来描述意志决绝之类的引申意义的话，这飞蛾肯定是一只失去痛觉保护的飞蛾。我们平时把手伸向火苗，只要放在火苗上一两秒，手就会本能地缩回来，这其实就是疼痛带来的保护。“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的牙痛，其实能防止我们对有病的那侧牙齿施加压力，避免愈合延迟，防止感染扩散。
那些没有疼痛感觉的人，看起来似乎是幸运的，但有时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因为没有疼痛不适的感觉，每一个行动都得不到来自身体的信号指示。据说，这些不能感觉疼痛的人，多半在30岁左右就死去了。崔健唱的那句“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从医学的意义上用来形容这些不能感受疼痛的人，太逼真了。
有时，人失去痛感，才是真正的痛苦，身体上最敏锐的保护机制丧失了。但是又有多少人能确切地知道身体的各种不舒服反应里蕴涵的意义呢？我们轻而易举地，甚至不负责任地就把支配身体的所有权和盘托出，尽数交给了医生。而医生，从接受医学训练的那天起，基本就一步跨入了和身体作战的干预阵营，自此他就相信非干预不可，非用药不可。就像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暗示的，在未来世界，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技术，人们会淹没在汪洋大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这样的预言用在我们对身体的控制上，似乎同样恰当。
但其实，能站在我们身体这边的，终归是我们自己。属于病人的名字并不是“弱者”，但为什么病人总是首先认为自己是处于“弱势”的消费者呢？这样被动的关系带来的结果，只能让我们一味地依附医学的“干涉哲学”。我们把身体带到医院，交给医生，交给医学，任其处置。我们的身体和心理都依附其上，越依附，越离不开；越依附，越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