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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eportofNationalMedicalandPharmaceuticalOrganizationsChronicleofMedicalField；1929；34：48。全国医药团体请愿报告；医界春秋，1929，（34）：48）。会上讨论决定，组织上海医药团体联合会以便采取统一行动，议决筹备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定会期为3月17日。1923年8月17日，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假上海商会会场举行开幕式。
为了表示对大会的支持和拥护，上海中医、中药界分别停业半天，药店门前张贴许多醒目的标语，如“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等。会场上悬挂着巨幅对联“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出席大会的有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15省132个团体的代表共262人。大会还推举陆仲安、随翰英、蔡济平、张梅庵等为主席团成员。请愿问题，议决由执行委员会负责办理。推选谢利恒、随翰英、蒋文芳、陈存仁、张梅庵组成晋京请愿团，张赞臣、岑志良为随行秘书。分别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卫生部、教育部等单位请愿，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提案。由于全国中医界的据理力争，迫使南京政府在强大的社会舆论面前作出让步，不得不将废止中医案搁置起来。
然而这没能使南京政府歧视和排挤中医政策性根本变化。1929年12月1日，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第一次临时代表大会如期在上海举行。出席者有17行省及香港、菲律宾等地区233个团体，457位代表会议历时五天，群情激愤，提案有百余项；经大会讨论议决组织请愿团（RecordsofFirstProvisionalNationalCongressandPetition。In：pilationofBusinessRecordofnational。1931。45～56。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会务汇编，第一次临时代表大会及请愿情形；该会铅印，1931：45～56）。
12月7日，请愿团启程入京请愿，请求撤销阻碍中医药发展的各项政令。全国医药总合于1929年12月领导组织的第二次大规模请愿争取到蒋氏手谕后，各地中医药同业欢欣万分。
三、中央国医馆的成立
中医药界仍未摆脱危机四伏的险境。全国医药总合执委裘吉生、蒋文芳、蔡济平等虑及此情，忧心如焚，认为症结在于当局者对中国医药学内容不甚明了，遂决定具文呈请国府仿国术馆设国医馆。经过多方努力，中央国医馆部冲破重重阻力，终于1931年3月17日宣告成立。国医馆理事会召开全体大会，推选陈立夫为理事长，推举焦易堂为馆长，陈郁、施今墨为副馆长。后陈立夫以政务繁忙迭请辞职，7月21日常务理事会议决定准其所请，由彭养光代理理事长之职。该馆成立之初，即延聘施今墨等学术整理委员，其任务是负责起草、制定中医药学校整理工作计划及中医药学术标准等。
四、中医药抗争运动的历史意义
中医药的抗争运动对近代中国医药界的盲目西化思潮起到了批判作用。从这一点来讲，近代中医抗争运动具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应当首先认识到，近代中国吸收西方文化完全是被迫的，是与近代中国的严重的民族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其前提是帝国主义把持着中国的命脉。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也是对这种历史环境的一种反应。文化运动中，更有人提出要“剿灭”中国文化，废除汉文，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便是这种反应的显例。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中医药界兴起的旨在保存中医药学，反对废止的抗争运动，无疑具有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的意义，并对纠正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倾向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效地抵制了帝国主义的医药文化侵略。
近代中医药抗争运动从爆发时起，便己超出了医学学术的范围。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的金融和财政。因此，他们不但在商品竞争方面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都在实质上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代言人。他们也在制定法令、政策时看主子的脸色行事。提倡中医药学显然不利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医药产品垄断国市场，因而帝国主义国家都拼命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通过开办医校、医院实施经济和文化侵略。近代中国的中医药从业人员数以十万计，遍及全国各地。中药材和成药的销售额，每年数以亿元计，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医若废，全国中医药从业人员包括中医师、药商、药工、药农便失去生计，政府也失去大笔利税收入。同时，由于国产西药无法满足需要，只能大量依赖进口，增加贸易逆差，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中医药界有识之士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1929年即提出“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所以说，近代中医药抗争运动具有抵御列强对中国经济、文化侵略的深远意义。
综上所述，近代中医抗争运动，无论从保存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反对民族虚无主义方面而言，抑或从抵制帝国主义经济、文化侵略方面而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中医药学能在近代中国得以生存发展，正是这场历时数十年的抗争运动努力的结果。中国原始人类及其卫生活动
其他 中医常识
中国是人类起源的发祥地之一，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人类已有300万年的历史。有人研究认为：“人类绝不是首先从天然环境优越的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域性的和异常严峻的自然选择力量，成为促使森林古猿种群分化并从中派生出人类的主要原因”。（陈恩志：《中国与南亚人类起源中心说》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中国喜玛拉雅山系是距今1800万年地球板块飘移、碰撞、隆起而致的造山运动的结果，生态环境的巨变可能是促使人类产生的条件。横断山脉东侧近数十年来不断有蜡玛猿、西瓦猿化石的发现，证明这一地区是人类的摇篮之一。
生态环境的剧变、严峻的自然选择力量，迫使人类从其起源开始，到以后的体质演化，都必须与自然展开艰巨的斗争。其中包括与疾病及损伤的斗争，人类生存和保健的需要，是医学产生的基本条件之一。它向医学史研究者提出，史前人类的研究是医学起源和医学历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近代中医史上方剂学的成就
其他 中医常识
由于近代对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入，新的经验不断丰富，治疗方法渐趋多样化，作为辨证论治的主要工具的方剂学也随之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对方剂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大型方书的继续整理和编纂单方、验方、秘方的汇编整理工作更为突出。不少医家在努力探索中医学发展的同时，吸收了一些近代西医药学的知识，编写出一些汇集中西医的验方著作，从方剂学方面为中西医的汇通做了初步尝试。
这一时期方剂学研究的特点是由博返约，向理论研究深化。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下：
1、费伯雄《医方论》
费伯雄著于1865年，费氏针对《医方集解》所载方药详加评论，从中反映出费氏在方剂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见解和成就。作者强调辨证论治，反对滥用方药。他的评述对后世深入学习方剂理论，正确掌握制方之法及临床用途，具有较高价值。
2、蒋方芳《时方论》
该方不仅是一部简明实用的教本，也是当时较好的方论著作《时方论》以阐述主理的主要内容，所列87方（例案），方论紧密结合，论述简明透彻。
近百年来，不少医家长期致力于整理编纂古今方书，取得较突出的成就，较早的有文晟辑《医方十种汇编》。
在此之后，出现了多种大部头的总结性方书，如曹绳彦《古今名医万方类编》、吴克潜《古今医方集成》、察随仙《中国医药汇海·方剂部》等等，并有一些沟通中西医的著作。
这一时期，单方、秘方、验方的收集取得较突出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先后编纂刊印的各种方书约达300种，其中有一些流传较广和有特色的著作。
1、鲍相璈《验方新编》
于1846年仲春汇编成。全书约92门（部），各病症下附有单方、验方，共收3240余万。以价廉，易得，有效为原则，力求方药稳妥。
2、王士雄《四科简效方》
王士雄一向重视收集单方、验方，18454年辑《四科简效方》便于穷乡僻壤，无医少药之地查用；此外尚有龚自家等《医方易简新编》；黄伯垂《经验良方大全》；杨馥焦、潘之伟《经验秘方》李克蕙《验方辑要》等。
此期还有不少汇通方书，如丁福保《中西医方会通》，陈继武《中西验方新编》以及唐川《六经方证中西通解》等。汇通派代表医家的学术思想 其他 中医常识
汇通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清初西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1890年李鸿章在为《万国药方》作序时提出，“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与医学岂曰小补！”他提出“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的主张。
西洋医学在我国广泛传播，引起了中医界的普遍重视。一些中医界的人士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和学派，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代表人物有唐宗海、朱沛文、恽铁樵、张锡钝等。
1、唐宗海的“折衷归于一是”
唐氏主要活动于19世纪后半叶，正处国难深重，内外矛盾日益激化，欧风东渐，西学在中国迅速传播。他力主顺乎潮流，成为我国中医界明确提出“中西医汇通”口号的第一人。他指出，“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TangZongHaiEsseutialsofIntegratedTraditionalChineseandWesternMedicineShangjiang：YuhaiPublishingHouse；1894。唐宗海：《中西汇通医经精义》，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申江油海山房石印本⑵），其主张（1）“折衷归于一是”建立尽善尽奖之医学，（2）中西医学原理相通，（3）重中轻西，厚古薄今。作为早期中西医汇通的代表，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清朝续文献通考》中说：“近代医家，喜新者偏于西，泥古者偏于中，二者未将中外之书融合贯通，折衷至当。唐氏慨之，研精覃思，著此五种书，执柯伐柯，取则不远。”正是当时对唐宗海的评价。
2、朱沛文的“华洋医学各有是非”
朱沛文（约生于19世纪中期），字少廉，著《华洋脏象约纂》一书（1892），又名《中西脏腑图象合纂》。他强调学习西医的解剖知识，以弥补中医学对人体结构缺乏细致了解的不足，他对汇通中西医学态度比较慎重，采取“通其可通，存其可异”，“不能强合”。
3、张锡纯的“衷中参西”
张锡钝在充分吸取前人见解的基础上，不以中西之界横亘胸中，在立足我国传统医学的根基上，“采西人之所长，以补吾人之所短（ZhangXichun。RecordsforintegrationofTraditionalChinessandWesternMedicine；BeiJing：People'sHealthPublishingHouse；1974；18。张锡纯：医学哀中参西录，人民卫生出版社，1974：18⑶）”，确立了“衷中参西”的汇通原则。张锡纯警重从临证治疗，特别是药物治疗上来沟通中西医学。他为中西医汇通提出了一条新的思路。
4、恽铁樵的“新中医”
恽铁樵具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广泛地接触了中西文化，又通晓英语，这些使他有条件对中西医学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从事中西医汇通的探索，提出一些独特性的见解。他在《伤寒论研究·总论》中强调指出：“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荀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又说，“中医而有演进之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他认为：“中西医之不同，乃由于中西文化之不同”。“是根本不同方法之两种学说（YunTieqiaostudyonTreatiseonFebrilediseases。In：SecondvolumeofYao’an’scollectionofMedicalBooks。Page10andpage81。恽铁樵：《药庵医学丛书》第二辑下《伤寒论研究》，10页，81页）”。中国古代著名医书简单介绍
其他 中医常识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原为18卷。其中9卷名《素问》；另外9卷无书名，汉晋时被称为《九卷》或《针经》，唐以后被称为《灵枢》，非一人一时之作，主要部分形成于战国时期。注重整体观念，既强调人体本身是一整体，又强调人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运用阴阳五行学说解释生理、病理现象，指导诊断与治疗；把阴阳的对立统一看成是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