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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欧洲与亚洲的贸易的另一原因，在于难以找到能在亚洲市场上出售的物品。这问题从古典时代起就有了；那时，罗马帝国为支付中国丝绸和印度纺织品而耗尽黄金。16、17和遇世纪时，情况还是如此，亚洲仍然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而欧洲则勉强地用金银去支付它所想要的亚洲产品。西方商人在努力找出摆脱僵局的途径时往往是竭尽全力的。阿姆斯特丹公司曾向泰国出口“数千幅有待在帕塔尼的市场上出售的荷兰雕版画。其中，有圣母像（是根据加尔文教商人的指示，防备卖给佛教徒和穆斯林的）和描绘圣经中情节的作品；有记载李维的历史故事、适合于重视古典作品的暹罗人的版画，最后，还有对更普遍的人们具有吸引力的图片，即一批裸体画和更不合乎礼仪的插图。”事实上，欧洲直到18世纪末叶发展起动力机器时才解决与亚洲贸易中的这一问题。18世纪末叶，形势完全改变，因为欧洲能用机器织的廉价纺织品淹没亚洲。但是，那时以前，东西方贸易由于亚洲乐于接受欧洲的金银、很少接受欧洲的其他物品而一直受到妨碍。这种形势解释了18世纪后半世纪伏尔泰的以下这段颇揭示问题的评述：
人们询问，所有正从秘鲁和墨西哥不断地流入西班牙的黄金和白银的结果如何？它们落入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的口袋；他们在加的斯经商，并把自己的工业产品送到美洲作为回报。这些金钱的大部分流到东印度群岛，支付丝绸、香料、钾硝、冰糖、茶叶、纺织品、钻石和古董。
这种新的世界性经济关系的意义何在呢？首先，第一次国际分工已大规模地完成。世界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单位。南北美洲和东欧（与西伯利亚一起）生产原料，非洲提供人力，亚洲提供各种奢侈商品，而西欧则指挥这些全球性活动，并愈益倾全力于工业生产。
新的全球性经济在原料生产区提出了劳动力供应问题。美洲种植园通过大规模地输入非洲奴隶解决这一问题（见表1）。黑人如今正是在以往专门从事种植园农业的那些地区——巴西北部。西印度群岛和美国南部——为数非常众多。这就留下一伤痛苦的遗产，因为这些地区至今仍由于始于殖民地时期的基本问题——种族问题和不发达问题——而遭受严重破坏。当前，美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加勒比海岛屿的种族斗争是长达四个多世纪的横渡大洋的奴隶贸易的最终结果，而整个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只不过是西、葡殖民地（与西班牙和葡萄牙本身）对于西北欧的经济依赖关系的继续。
为参加这新的全球性经济，南北美洲付出的代价是实行奴隶制，东欧付出的代价则是实行农奴制。其基本原因相同——即需要有充裕的、可靠的廉价劳动力供应，以便为生利的西欧市场生产商品。在此以前，波兰和匈牙利贵族要求农民提供的劳动是最低限度的——一年义务劳动3至6天——因为不存在增加产量的诱因。但是，当面向市场的生产变得有利可图时，贵族很快作出响应，大幅度地将义务劳动时间增至每周一天，到16世纪末，增至每周6天。为了保证农民继续承当这强派的劳役，还逐渐通过了限制农民自由迁移的法律。终于，农民被完全束缚在土地上，从而成为没有迁居自由的农奴，遭受贵族的强征勒索。
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巴尔干半岛各国，存在着一个类似的发展过程。那里，征服时期中有功的武士（骑士）都给分封以来邑即提马尔。这种提马尔制度允许农民世代使用其小块土地，以作为他们缴纳轻微赋税和承当劳役的报酬，而骑士，如果不履行其军事义务，可以被剥夺他们的提马尔。16世纪时，这种格外仁慈的制度由于帝国当局的衰弱和西方市场的吸引力，遭到破坏。骑士把他们的提马尔改变为奇夫利克即可继承的私有地产；地产上的农民被迫接受租佃条件，否则，就要被逐出土地。佃户在缴纳国家征收的税和骑士需要的部分收成后，留下的通常仅占其产品的三分之一左右。虽然他们在法律上并没象波兰、匈牙利和俄国的农奴那样被束缚在土地上，但实际上，由于欠骑士的债，他们被同样有效地固着在土地上。这种奇夫利克制度在诸如色萨利、马其顿、马里查河和多膨河流域之类的肥沃平原区传播开来，并不是偶然的，因为那里可进行面向西方市场的大规模生产。此外，农民起义与奇夫利克制度的传播在时期上一致，也不是偶然的；正象奴隶起义是美洲种植园奴役的结果一样，农民起义是东欧农奴制的结果。
输入地区1451…1870年
英属北美洲39900O
西属美洲1552100
加勒比海（英、法、荷、丹殖民地）3793200
巴西3646800
总计9391100
新的全球性经济还在消极和积极两方面给非洲以极其重要的影响。据估计，被拐运到南北美洲的非洲人有3500万至4000万，奴隶贸易是造成这一损失的主要原因；不过，这数字还要靠充分的调查予以证实。实际上，只有大约1，000万奴隶到达目的地。其他人都在途中死于非洲或海上。奴隶贸易的影响因地区而遇然不同。安哥拉和东非受损失严重，因为那里的人口一开始就比较稀少，经济上常常接近于仅能糊口的生活水平，所以，即使损失的人口很少，其影响也是毁灭性的。相形之下，西非经济上较先进，遂人口较稠密，因此，奴隶贩子的劫掠也不是那么具有毁灭性。从整个大陆看，由于运走奴隶的时期从1450延续到1870年，而被运走奴隶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其总人口据估计有7，000万至8，000万，故人口方面的影响是比较微小的。不过，奴隶贸易对非洲从塞内加尔到安哥拉的整个沿海地区和方圆四、五百哩的内地，有一种腐蚀性的、扰乱性的影响。携带朗姆酒、枪炮和金属器具等货物的欧洲奴隶贩子的到来，引起了一个连锁反应：侵袭内地猎取奴隶，各种各样的集团为控制这有利可图的、军事上起决定作用的贸易而相互征战。随着有些组织和地区如阿散蒂联盟和达荷美王国上升到支配地位、其他组织和地区如约鲁巴、贝宁文明区和刚果王国日渐衰落，奴隶贸易的总的影响肯定是破坏性的。
然而，奴隶贸易除占有奴隶之外，确还包括了贸易。非洲人亲自把自己的同胞卖给欧洲人后，作为报酬，不仅得到了酒精和火器，而且还得到了某些实用商品和经济上的生产性商品，包括纺织品、工具和供当地铁匠铺和作坊使用的原料。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一个更重要的积极影响是，从南北美洲引进了新的粮食作物。玉米、木薯、白薯、胡椒、菠萝和烟草被葡萄牙人引进非洲后，非常迅速地在各部落中间传播开来。用这些新食物实际上能供养大量的人，其数目或许会超过在奴隶贸易中失去的人员总数。
各大陆中，亚洲受到的影响最小，因为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已强大到足以避免直接或间接的征服。亚洲大部分地区完全没注意到正出现在沿海地区的、固执的、令人讨厌的欧洲商人。只有印度的少数沿海地区和东印度群岛的某些岛屿大大地感觉到欧洲经济扩张的影响。就整个亚洲而论，亚洲的态度由中国皇帝乾隆在答复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要求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一封信时作了最好的表达，他说：“在统治这个广阔的世界时，我只考虑一个目标，即维持一个完善的统治，履行国家的职责：奇特、昂贵的东西不会引起我的兴趣。……正如您的大使能亲眼看到的那样，我们拥有一切东西。我根本不看重奇特或精巧的物品，因而，不需要贵国的产品。”
欧洲也受到新的全球性经济的影响，但是，所受到的影响全是积极的。欧洲人是世界贸易最早的中间人。他们开辟了新的外洋航线，提供了必需的资本、船舶和专门技术。当然，他们会从奴隶贸易、甘蔗和烟草种植园以及东方贸易中得益最多。有些利益慢慢地为欧洲的人民群众所获得，茶叶的情况叮表明这一点；茶叶于1650年前后被引进英国时，每磅的价值大约为10英镑，然而一个世纪后，已成为普通消费品。比对生活水平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新的全球性贸易对欧洲经济的促进性影响。以后将提到，18世纪末叶开始进行的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从海外事业中积聚起来的资本和海外市场对欧洲制造品的日渐增长的需要。
因此，正是在这一时期中，欧洲突飞猛进，迅速上升到世界经济首位。总的结果是积极的，因为世界分工导致世界生产率的增长。1763年的世界比1500年的世界富裕，而且，经济增长已继续到现在。但是，从一开始起，西北欧就作为世界创业者，得到大部分利益而损害了其他地区。从当前的种族斗争、富国与穷国间的显著差异以及农奴制在整个东欧留下的至今依旧可觉察的伤痕中，可清楚地看出这种损害所包含的内容。
四、全球性的政治关系
在直至1763年为止的这一时期中，全球性的政治关系同经济关系一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欧人不再被扩张中的伊斯兰教围在欧亚大陆西端。相反，他们已通过赢得对印度洋的控制，从南面包围穆斯林世界，而俄罗斯人则已通过征服西伯利亚，从北面包围穆斯杯世界。当时，西欧人还发现了美洲，为经济开发和殖民开辟了大片大片地区。在这样做时，他们蓄积起巨大的资源和力量；这些资源和力量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同伊斯兰教面对面的地位，并在下一世纪中证明是越来越起决定性作用的。
所有这一切说明世界均势已起了一个根本的、重大的变化——一个可与先前人口均衡方面的变化相比较的变化。以往，穆斯林世界一向是创始力的中心，它向四面八方探查并推进——伸入东南欧、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亚和东南亚。现在，一个能以全球规模而不仅仅是以欧亚大陆规模起作用的新的中心已崛起。在这新的中心，先是从伊比利亚半岛，以后是从西北眈一条条贸易和政治影响的路线向各方伸展，围绕整个世界——向西到南北美洲，向南绕过非洲，向东到印度并绕过东南亚。
这并不意味着欧洲人到1763年时已实际控制了所有这些地区。然而，它的确意味着欧洲人已有效地支配着那些人口稀少的地区——南北美洲、西伯利亚以及后来的澳大利亚——虽然他们以大陆规模进行的实际占据须等到19世纪才开始。但是，在非洲和亚洲，除荷兰人侵入好望角和东印度群岛外，西欧人在这一时期中仅获得一些沿海据点。在别处，诸土著民族非常强大，且有高度的组织，不允许在南北美洲和西伯利亚发生的情况在他们那里重演。
例如，在西非，沿海地区的酋长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们作为内地部落与欧洲人之间的中间人的有利位置；由于他们的反对和气候方面的困难，欧洲人对内地的入侵被阻止。因而，欧洲人只好满足于设立沿海商站，通过商站从事奴隶贸易以及其他任何也许会产生利润的商品的贸易。
在印度，在达·伽马于1498年到达以后的250年中，欧洲人一直被疏远。这两个半世纪里，他们能在少数港口经商，不过，显然是经土著统治者勉强同意才得以这样做的。例如，1712年，威廉堡的司令官、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外孙约翰·罗索用以下敬辞作为给莫卧儿皇帝的一份请愿书的开端：“英国东印度公司总经理约翰·罗素伏地叩首，以奴隶应有的恭敬提出最小的沙粒般的请求。……”直到18世纪末，英国人才强大到足以利用莫卧儿帝国的解体、开始他们对印度领土的征服。
在中国和日本，如同俄罗斯人在进入阿穆尔河流域时所发现的那样，欧洲人侵略领土的可能是根本不存在的。由于受到不容挑战的任意法令的支配，甚虽与远东的贸易也是很不稳定的。1763年，即葡萄牙人到达远东已有两个多世纪时，西方商人只能在广州和长崎经商。即使奥斯曼帝国，已失去的也仅仅是它在多瑙河对岸的边远地区，尽管它当时正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并易受到欧洲的陆军强国和海军强国的侵略。
我们可以得出给论，在政治领域和在经济领域一样，1763年的欧洲正行进在半途中。它不再是欧亚大陆的一个比较孤立、不重要的半岛。它已在海外和陆上扩张，确立起对比较空寂、军事上软弱的南北美洲和西伯利亚的控制。但是，在非洲、中东、南亚和东亚，欧洲人必须等到19世纪时才能宣称他们的统治。为了强调这些世纪的过渡性质，应该着重指出，当西欧人正在由海路实现他们从翼侧包抄的全球性运动时，穆斯林仍有足够的推动力从陆上继续挺进中欧，于1683年围攻中欧的维也纳，并且侵入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