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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左右，他对我说：“我要走了。走之前，如果有谁愿口述加伦的16部著作，让我笔录下来，那我将非常高兴。”我告诉他时间不够，顶多只能笔录一小部分。他却说：“我恳求你在我走之前，用你所有时间，以最快速度为我口述。你将看到，我记录得比你口述还要快。”于是，我和一个学生一起，以最快速度为他口述加伦的著作，但他记得更快。我们不相信他记得都对，后经核对，才发现完全正确。我问他为什么能记得这么快，他说：“在我国，有一种书写方法叫速记，这就是你们所看到的。当我们想要快速记下某些东西时，使用这种写法，事后，可以随意将它们整理成原来的文字。”但他又说，即便是位敏于学习的聪明人，要掌握速记，至少也得20年。
这段叙述所描写的情况较为独特，因为中世纪时期，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交流中，通常是捐献者，而不是接受者。的确，早些时候的情况则相反。古代和古典时期，美索不达米亚的车轮、辘轱和滑轮，埃及的握杆和曲柄；波斯的风车和小亚细亚的炼铁等，从各自的发源地向四面八方传播。但在公元后的14个世纪中，中国则是技术革新的伟大中心，向欧亚大陆算他地区传播了许多发明（见表1）。
1620年，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写道：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人们将看到，这些发明远不如三大发明那么显著；这三大发明古人并不知道，它们的起源，即使现在仍模糊不清，无人知晓，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磁铁。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
中国传入西方的技术与发明大约与现在相隔的世纪
方板链泵15
轮式碾磨机13
水力轮式碾磨机9
水力冶金鼓风机械11
叶片式旋转风选机14
活塞风箱14
拉式纺机4
手摇纺丝机械（11世纪出现的一种纺车上的均匀捻线锭翼，14世纪水力已应用于纺机）3…13
独轮小车9…10
航海运输11
车式碾磨机12
有效耕畜挽具；胸带（左马驭者）8
轭6
石弓（单臂）13
风筝12
直升飞机螺旋浆（用绳索旋转）14
活动连环画转筒（靠上升热气流转动）19
深钻孔法11
铸铁10…12
卡丹式悬架8…9
平圆拱桥7
铁索桥10…18
运河船闸闸门7…17
航海制图法10
船尾舵4
火药5…6
火药用于战争技术4
磁罗盘（磁石匙）11
磁针罗盘4
磁罗盘用于航海2
纸10
雕版印刷6
活字印刷4
金属活字印刷1
瓷器11…13
西方传入中国的技术与发明
螺钉14
液体压力泵18
曲轴3
钟表装置8
培根正确评价了三大发明的历史意义，而这三大发明都起源于中国。雕版印刷是一种把要印的书的每页分别刻在每块木板上的印刷术。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868年印刷的中国佛教经文。活字印刷也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它由一位普通艺人试制成功； 1041到1049年间，这位普通艺人制作了用泥土焙烧而成的活字。以后几个世纪中，中国人用木头和各种金属活字代替了泥土活字。这些发明由中国传到中东，再从中东传入欧洲。在欧洲，1423年，首次使用雕版印刷，1456年，用活字印刷了第一本书——《谷登堡圣经》。
早在唐朝（618－906年），中国就用火药制造烟火。1120年，中国人发明了一种武器，即“突火枪”它用一根粗毛竹筒塞满火药制作而成。这几乎就是金属管枪的前身。金属管枪大约出现于1280年，但不知道最先是由中国人发明的，还是由阿拉伯人或欧洲人发明的。
约公元前240年，中国的一本书中，最早明确提到了磁铁。但以后几个世纪中，指南针仅用于泥土占卜者的巫术活动。1125年，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显然是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学会使用这种仪器。并将其传入欧洲的。
除这三大发明外，中国人传给欧亚大陆各邻邦的东西还很多。105年，中国人发明了造纸，为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先决条件。751年，被帯到撒马尔罕的中国战俘，将造纸术传给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又将它传入叙利亚、埃及、摩洛哥。115O年，造纸术传入西班牙后，又从那里传到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所到之处，羊皮纸被取代。事实证明，它的价值十分显著：过去，用羊皮纸制作一本《圣经》，至少需要30O张羊皮。
传遍整个欧亚大陆、具有深远影响的其他中国发明是船尾舵、马蹬和胸带挽具等。船尾舵大约于1180年与指南针同时传入欧洲；马蹬使中世纪欧洲穿戴沉重的铠甲的封建骑士得以产生；胸带挽具与过去的颈环挽具不同，是套在马身上，使马能全力拉东西而不会被勒死。最后，中国人栽培了许多水果和植物；它们通常由阿拉伯人传遍欧亚大陆。这些水果和植物包括菊花、山茶花、杜鹃花、茶香玫瑰、翠菊、柠檬、桔子等；桔子至今在荷兰和德国还被称为“中国苹果。”
最后，应该指出，这些及其他一些发明的传播，显然与政治事件有关。因此，人们认为，12世纪指南许、船尾舵、造纸术和风车的广泛传播可归因于十字军东征。同样，蒙古统治下的和平也促进了14世纪火药、丝绸制造、印刷术和炼铁高炉的大量传播。
四、欧亚大陆的宗教
中世纪不仅以欧亚大陆间前所未有的商品和技术交流为特征，而且也以宗教信仰的空前传播为特征。就基督教和佛教而言，它们于古典时期末开始传播，中世纪时期继续流传（见第七章第三节）。但中世纪诸世纪中，最为著名的宗教革新运动则是伊斯兰教的出现。除其教义（这将于下章叙述）外，这一新宗教在公元632年穆罕默德死后，突然从阿拉伯半岛向外广泛传播，对欧亚大陆和非洲广大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伊斯兰教的传播（详情以后叙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632到750年，伊斯兰牧首先传遍中东地区，然后向西传到比利牛斯山脉。向东传到中亚地区；最终结果，实际上是把地中海变成了穆斯林湖。第二阶段，从1000年到1500年，在这几个世纪中，伊斯兰教进一步传播，传入印度、东南亚和非洲，使印度洋也变成了穆斯林保护区。
伊斯兰教领土的巨大扩张，自然使被围困的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感到惊恐他们这时实际上已被孤立在欧亚大陆的西端。这一点，也是13世纪蒙古人崛起时基督教世界统治者的反应颇为矛盾的原因。蒙古人的劫掠和屠杀使他们丧魂落魄；这些屠杀、劫掠显示了蒙古骑兵的挺进好象是不可抗拒的。1260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在他的训令（Clamatinauribus）中，呼吁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君主们在共同的危险面前团结起来：“……采取有远见的行动，抵抗日渐迫近、显然要降临的危险……愤怒的上帝将惩罚这些野蛮的鞑靼人，这些犹如从神秘的地狱里突然冒出来的鞑靼人。……”
然而，如西方人所看到的那样，情景并非一片漆黑。蒙古人虽征服了基督教俄罗斯人，即希腊正教教徒，但给伊斯兰教的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打击最具毁灭性。当绝望中的穆斯林请求基督教国家的统治者提供援助时，温切斯特的主教的话，表达了人们通常的反应：“让这班畜牲们互相残杀去吧！”有些西方人还认为，蒙古侵略者是支持基督教事业的天赐的干预者，是反对宿敌伊斯兰教的有力的同盟者。他们甚至希望，新蛮族能象前马扎尔人和维金人那样皈依基督教。由于对文明一无所知，没有高级的宗教信仰，缺乏有组织的教士的支持，这些蒙古人皈依和同化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
然而，打蒙古人的生意的，并非只有天主教徒，那时其他三大宗教的代表正在亚洲争雄。其中，伊斯兰教最富有侵略性；他们从波斯渡过奥克苏斯河，扩张到中亚，争取到某些突厥部落的支持。佛教在从发源地印度没突厥斯坦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也已为蒙古人所熟悉。最后是聂斯脱利斯派教徒；他们的起源要追溯到以弗所会议（431年），当时他们被指责为异教徒，于是，聂斯脱利斯教徒从罗马帝国撤回波斯，后来，在不断挺进的伊斯兰教的逼迫下，沿陆路穿过中亚进入中国。因此，他们能使各突厥部落皈依；而当蒙古帝国扩张时，这些皈依基督教的突厥人便充任行政官员、文字或口头翻译和使节，为蒙古人服务。
正当这些聂斯脱利斯教徒渴望着蒙古人皈依时，天主教徒派出了两个传教团，前往设在蒙古北部哈拉和林的大汗朝廷。第一个传教团（1245—47年）由意大利方济各会的修道士约翰·卡皮尼·皮阿诺率领；第二个传教团（1253－55年）由佛兰德方济各会的修道上威廉·鲁伯鲁克率领。两位使者均到了蒙古朝廷，并发现可汗们对所有外国宗教都很感兴趣。威廉修土应邀以西方方式吟咏赞美诗，并解释《圣经》中的插图。但是，几天后，他发现大汗正专心致志地研究被烧焦的羊肩胛骨。如果它们完整无缺，大汗就认为他可以筹划发动一场肯定能获胜的战争。如果他看到最小的裂纹，他则会按兵不动。传统术士，即巫师，在朝廷中很有势力，修道士们不可能争取皇家任何成员。“我们相信只有一个上帝”，蒙哥汗对威廉修上说，“但如上帝赐给我们不同的手指一样，他也赐给人类各种不同的方法。上帝赐给你们《圣经》，你们基督教徒不应违背。……上帝赐给我们占卜者，我们就按照他们所说的去做，和睦相处。”同样，要组成反伊斯兰教联盟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需要别人向他们屈服，而不是和他们合作。“毫无例外”，蒙哥汗声明说，“你们所有的人都必须为我们服务，并效忠于我们…我们所告知给你们的，就是上帝的诫命。”然而，传教团成功地向西方提供了有关这一新蛮族的形成、习惯和军事战术等第一手可靠的资料。
威廉修士刚刚返回西方，成立基督教…蒙古胜利联盟、永远结束伊斯兰教威胁的希望再次出现。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助长了这一希望。旭烈兀是个佛教徒，而他的妻子是基督教徒。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古亚王国的基督教士兵的援助下，旭烈兀于1258年到1260年间，占领并洗劫了哈里发的首都巴格达，随后又侵占了叙利亚到地中海沿岸所有的地区。人们满怀信心地期望，他将轻取埃及和北非，然后同天主教国家一起，征服西班牙，最终从地球上灭绝可恨的伊斯兰教。
但事与愿违，1260年，蒙古人在巴勒斯坦阿因扎鲁特（缴利亚发源地）的决定性的战斗中，被埃及马穆鲁克军队击败。蒙古人的清退，挽救了埃及和伊斯兰教世界。这次失败显然给迷信的蒙古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确信穆斯林的安拉具有更大的力量，从而促使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结果，不但没有消灭伊斯兰教，反而使中东和中亚地区的蒙古人最终皈依了伊斯兰教，最东部的蒙古人皈依了佛教（有关这些战役的详情，见第十四章第四节）。
在西方，对伟大而又神秘的中国仍抱有希望；众所周知，中国是不信伊斯兰教的。卡皮尼和鲁伯鲁克都没到过中国，但他们听说，只需20天便可以从哈拉和林到达中国，而且，这是一个无比富饶的国家。1264年，当忽必烈迁都大都（也叫汗八里，即“大汗之城”，今北京）时，欧洲人首次进入中国。最早来中国的是两位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罗和马费奥·波罗。忽必烈给他们以热烈欢迎，向他们询问了有关欧洲的情况，并让他们转信给教皇。在这些信中，忽必烈请求，为他的朝廷派100名传教士，向他的人民传教，并同其他宗教代表辩论。
就提出这一要求而言，说忽必烈被基督教的热情所激发，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他很可能是要为他的官僚机构收罗人材，因为他刚刚征服中国，不敢冒险在上层机构中起用太多的中国人。实际上他确雇用了大批外国人任职。为了维护他的权力，他很注意保持各部分人之间的势力平衡。不论忽必烈请求派教士的动机如何，罗马教室只派遣了两名多明我会修道大但因路上动乱不定，他们只到达小亚细亚使返了回去。
125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约翰·孟德高维诺前往蒙古朝廷；他是一位在地中海东部沿岸诸穆斯林国家工作了14年的、富有经验的传教士。约翰修士走海路从波斯湾到印度，穿过马六甲海峡，前往坎富（广州），再从广州走陆路到达大都（北京）。他被允许留在首都说教，结果，在1292年到达大都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