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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统治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彻底改变。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二五的时间我们都生活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而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在一百年的时间里人类就变成地球的致命寄生虫。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现代技术并非是实现目的的单纯的手段，实则已经成为世界的构造；“技术是现代社会的统治术”〔6〕。在现代技术中隐藏着的力量决定了人与存在着的事物的关系，技术使得事物不是作为事物而存在，人类用“技术需要”的尺度把事物变成为加工统治的单纯客体，技术的展现及其与存在者、自然和世界的交往是对事物的损坏、损形和毁灭。由于技术意志，一切东西都成为生产的物质，地球与环境变成为单纯的原料。因为人是最重要的原料，所以海德格尔预言，我们总有一天会建立许多工厂来人工生产人力资源，有计划地生产出男人和女人。今天的基因技术、克隆技术已经离此预言不远了。当一切被降格为单纯的物资材料时，也就意味着世界的齐一化，事物的个别性、独立性、主体性被消灭了，技术使世界井然有序，整个地球正在朝一个“人工园林”发展，技术的最大成果就是没有个性的现代化都市。事物不是因其本性而存在，而是融化成被谋算的市场价值，因此，技术使得一切被功能化、功利化，自然成为单纯的能量提供者，而能源争夺必然成为这个时代最夺目的标志之一。总之，技术将事物和自然加以物质化、功能化和齐一化，剥夺了事物真实性、丰富性和实体性，使事物成为单纯的可供计算的影子和格式，从而也使事物不再能够成为汇集人性和沉思的容器。技术制造了人与世界的主客二元对立，通过技术，人得以将自己的意志贯彻到事物和存在中，对一切东西作强迫性命令和统治。所以，技术扮演了双重角色，技术既是去蔽，让真理得以敞开的形式，同时，技术对自然与事物无所顾忌地统治与限定，又恰恰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险错置〔7〕。
重要的是技术统治不仅改变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秩序，技术破坏的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双重生态。现代社会是一个建立在技术手段基础上的“合理化”官僚社会，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本身包含着一种支配的合理性，即统治的合理性。技术官僚是现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为统治的合理性，“技术的解放力量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技术进步带来的享受与安逸掩盖了技术与统治、合理性与压迫的融合关系。现代人生活在一个舒舒服服、安然自得的不自由的集权主义社会里，因此，技术具有虚假的意识形态要素和看不见的迷惑人的控制力量。“科学依靠它自身的方法和概念，设计并创立了这样一个宇宙，在这个宇宙中，对自然的控制和对人的控制始终联系在一起。”〔8〕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的一切技术和机械生产率，才能够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唯科学主义”的泛滥不仅带来技术至上的观念，将人的意志强加于万物之上，而且，“唯科学主义”常常是计划经济的思想基础，计划经济思想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它幻想可以将人类的全部智慧集中起来，形成一个超级的智慧，这个超级智慧知道人类的过去和未来，知道历史发展的规律，可以为全人类指出前进的康庄大道。其实，这样的超级智慧是不可能的，最终必然要求千百万人听命于一个人的头脑，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导致集权与专政〔9〕。
二、发展主义与“现代化陷阱”
技术用来获得支配社会的权力基础，正是那些支配社会的最强大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技术只是一种手段，它本身既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一切都决定于人，决定于操纵技术的人及其难以限制的技术意志。从生态政治的角度来看，技术意志对地球和自然带来的伤害来自于现代资本主义工具理性化行为的泛滥，现代社会受功利性世界观和物欲至上价值观所驾驭，为追求最大效益和最低成本，技术革新和技术发展成为最佳选择。英国学者帕·查·斯诺在1959所作的《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演讲中，批评了一些人过分渲染过去田园牧歌的悠闲而夸大科学所带来的某些现代社会弊端的做法，认为健康、食物、教育，除了工业革命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把这些东西成功地传播给许多贫穷的人〔10〕。然而，这只是问题的表面，现代科技并未消灭贫穷，甚至在制造新的依附与贫穷。现代军备竞赛、绿色革命、发展与消费需求、企业竞争、追求长寿等等，使得技术沦为政治和商业主义的工具。在这些行为中，技术不是给世界以解放，而是给世界以新的统治。
绿色革命带来的是更多的饥饿。技术、知识与权力相连，因为技术，农民被种籽商、农药商、化肥商和销售商控制，资本通过技术渗透进自然领域，农业生产不是单纯的自然行为而是变成了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基础性环节〔11〕。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论述的技术使工人异化一样，农民在绿色革命的行为中也在不断异化。其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所以，他“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就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12〕。同时，绿色技术往往不过是为富人生产高蛋白食品。在现代饲养场里，养鸡所投入的精饲料（主要是人的食物，如小麦、大豆等）与纯产出（鸡肉）之比是二十比一，要生产一公斤饲料牛肉，需花费一百九十平方米土地的农产品和十万五千公升的水，而生产一公斤大豆只要十六平方米土地和九千公升的水，即是说富人每享受一公斤牛肉所需的土地，可以生产近十二公斤的大豆或八点六公斤的玉米。在此，我们看到的是饥饿与浪费的内在联系，生态危机也意味着社会正义的危机。
技术进步与战争、掠夺、军备竞赛是紧密相连的。波斯诗人哈菲斯有一个著名的比喻：“世界的行程是一把血染的刀，滴下的每滴血都是皇冠。”也许，技术就是那劈开历史血路的利刃，谁拥有最强的技术谁就拥有这个世界的“皇冠”。所以，霸权主义和集权专政都要疯狂地发展军备，技术也必然随之泛滥。第二次世界大战诞生了人类目前最具杀伤力的武器，而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又使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一步扩散，以致于核武器成为了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现代社会因此而成为一个“风险社会”〔13〕。数年前，美国的科学家们在电视节目中为他们军事优势的衰落而忧心忡忡：“苏联的核弹头足以毁灭十几次地球，而我们的核弹头只能毁灭几次！”这时，一个小女孩打进热线说：“我们的地球毁灭一次就够了！”这是十分微弱的声音，但无疑也是最有力的声音。有些人只想为自己打造一个幸福和美好的家园，而不管这个家园是否建立在沙滩之上。其实，症结就在于能够毁灭人类的核灾难的威胁，不也能够保护使核灾难的危险永恒化的那些势力吗〔14〕？
虽然人类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裁军行动，限制生产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立法的方式禁止克隆人实验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企图控制技术泛滥的危险后果。但是，世界政治格局的不平等、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第三世界发展与生存的强烈愿望都显示出有效控制技术、保持技术生产的良性发展极其困难。
发展是现代世界的基本价值取向，尤其是第三世界，但是“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将发展和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意志来追求，带来了巨大的恶果。“发展主义”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般意义上的“发展”，指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是生活在各地的人们的正当要求。发展要求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上。而所谓“发展主义”（严格地说，应该是“开发主义”）是一种源起于西欧和北美特定的制度环境，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逐步扩张成为一种为国际组织所鼓吹、为后发现代化社会所尊奉的现代性话语和意识形态。它通过对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等等的许诺，对广大的“第三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冷战结束以后，发展主义更是演变为一种全球化的潮流。这种潮流将“发展”简单地还原为经济增长，将经济增长又简单地等同于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或人均收入的提高，将丰富多元的人类需求和自然生态，化约为单一的向度，仅以经济指标来衡量。在向所有的人许诺未来的“美好生活”的同时，发展主义再生产着一种不均衡的经济格局和不合理的交换－分配体系，同时也严重地破坏着资源日益减少的环境，损耗着已经变得十分脆弱的生态〔15〕。因此，从发展主义的角度来说，现代化实质是“一个范围及于社会、经济、政治的过程，其组织与制度的全体朝向以役自然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16〕。现代化以“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和“役自然”（world
mastery）（即对环境的控制）为“手段”，对任何事物惟一的价值标准就是“效率”，任何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过程，不管其制度、组织与理智的创造的“好”与“坏”，其终究价值只看其功利性和效率。这就导致了列奥·斯特劳斯所说的“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表现为人类在不断用“发展”、“进步”、“新”、“效率”等观念来取代“传统”、“古老”、“旧”等观念时，丧失了起码的“好坏”、“对错”、“是非”、“善恶”标准，并一步步滑入到彻底的功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中〔17〕。
对发展主义和现代化目的论的张扬往往带来对技术的进一步神化。醉心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人们往往不惜从香烟和化学杀虫剂等危害健康、破坏环境的产品中攫取暴利。事实上仅仅从GNP、GDP的增长来衡量发展是不可靠的，这些数据不仅不能反映“福利”、“生活质量”和“进步”的程度，而且从生态角度说，还隐藏着巨大的欺骗性行为。因为这些数据中并未扣除对自然财富（如空气、淡水、森林等）的消耗，相反还可能把环境破坏计算进了我们的经济增长之中。比如把森林的树木加工成家具，家具的产出被计算进了国民生产总值，而其中对森林的砍伐，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以及油漆等对水源的污染等却没在总值中被扣除。由于自然的破坏，人们只好买未受污染的“矿泉水”或加工处理的“纯净水”，花钱到夏威夷、九寨沟、张家界等地去享受新鲜空气，结果又带来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如此等等。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破坏自然的过程为国民生产总值提供了至少两次增值的机会。这还不算机器生产对人身体和心理健康的损伤，并由此而搭上医院带来的经济增值〔18〕。
遗憾的是，发展主义已经成了某些中国人的“信念伦理”。这种只问目的不问后果和手段的社会行为的“信念伦理”，即宗教意义上的“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往往在“美好的理想”或“善的意志”中制造恶果，却让“上帝”或“历史”去承担这罪恶的责任，所以，它不过是“陶醉在浪漫主义的轰动中”的“银样蜡枪头”〔19〕。信念伦理往往与极权主义、霸权主义互为表里，未加检省的信念与理想常常使人陷入历史意志盲目冲动的不归路，是典型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目的证明手段正当”，利用目的为手段辩护，只要目的合理，手段是否合理可以不管。但正是在利用目的为手段辩护这个问题上，信念伦理必定会栽跟头。难道只要我们最终控制住了SARS，目的达到了，我们就为曾经犯过的错误找到借口了吗？难道只要把庙搞富了，方丈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