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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十九世纪的香港》，第369页。转引自《粤港澳近代关系史》，第99页。
〔39〕〔40〕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13页。
〔41〕据《夷氛闻记》中记载有“十万有奇”，但统计书中的团勇数字总共则有九万六千零三十八人。
〔42〕〔47〕华廷杰：《触藩始末》卷下。
〔44〕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
〔46〕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夺取政权之后，“人民战争战略”在一个时期内成为了中共军事战略的指导方针。论鸦片战争史者，常指责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清政府没有运用“人民战争”所发挥的威力来抵御外侮。但人民战争战略必须辅之以与敌方相差无几的军事技术方可成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共两党的军事力量继承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洋务成果、十九世纪末叶的北洋新军的军事遗产，二十世纪以来又接受了世界几大军事强国苏联、德国和美国的军事训练和援助，1945年后又接收了日本投降后的军事装备。西式的黄埔军校又为国共两党培养出了大批军事将领。中国从军事技术到军事组织，都实现了近代化。虽与西方军事强国有所差距，但已经是同等级别之间的差距了。这种军事实力的差距，又完全可由优越和灵活的战略战术来弥补。中共武装正是采用西方军事技术，辅以人民战争和游击战略，在内战和外战中取得了众多的优良军事成就。因此，军事技术和军事战略相辅相成，“唯武器论”和“唯人民论”都属极端的论点。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即使诞生了无数如毛泽东式的军事天才和游击专家，如果让他们用冷兵器去应付西方近代火器，徒增义和团式的国际笑料耳！
〔48〕关于中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军事技术对比，材料均采自茅海建《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的装备与训练》，《近代的尺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8～96页。
〔49〕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册，第90页。
〔50〕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卷。
〔51〕蒋廷黼：《琦善与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附录。
〔52〕《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64年版。
〔53〕对林则徐的评价，当时的人们就有不同看法。徐继畲针对1850年发生的“神光寺事件”，指责林则徐虽为“忠忿所激，洵足令人钦重”，但为了“博一时之名望，而不计黎庶之安危”（徐继畲：《退密斋文集》）。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在《出使日记》中也曾对林则徐神话作了评论：“余论林文忠之贻误事机而获美誉。……至今士大夫犹有极口赞叹，谓林文忠而在，外患当不至此极者。盖亦纯采虚声，不核其实，一唱百和，牢不可破尔。……诸臣不识事实，昌言为之讼冤，至有以死谏者。天下是非、毁誉不易明白，此其证也。”见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光绪五年”条，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56页。而现代史学家蒋廷黼在其代表作《中国近代史》中，也持有相似观点。
〔54〕梁廷黼：《夷氛闻记》卷五。
〔55〕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议守上》，《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56〕《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十九，第六册。
〔57〕〔64〕〔72〕《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四册，中华书局1967年版，第1280、1282、1170页。
〔59〕〔60〕〔61〕薛福成：“书科尔沁亲王大沽之败”，《庸庵文》。
〔62〕孙枟：“挽叶制军联”、“五层楼题壁”，《余墨偶谈》，《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第321页。
〔63〕据《洋务续记》、《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记载，叶名琛在印度的囚所也被称为“镇海楼”，此两首诗为叶名琛自己所作；《余墨偶谈》则认为是国内无名氏所作，后又认为作者是许其光。
〔65〕《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册，第271页。
〔66〕《清史稿》卷三百八十一，琦善、伊里布、耆英。
〔67〕《清史稿》卷一百八十一，徐广缙、叶名琛、黄宗汉。
〔68〕《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第234页。
〔71〕马士：《中华帝国外交史》一卷，第374页。
鲁迅与蛇
鲁 迅 与 蛇
？ 靳新来
一
鲁迅是蛇。
鲁迅曾自比为猫头鹰。早在日本留学时，鲁迅就喜欢猫头鹰了。回国后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教书，他在自己笔记本的右上角就画有猫头鹰。1927年，他的第一本杂文集《坟》出版，又以猫头鹰形象作为封面的装饰图案〔1〕。
瞿秋白将鲁迅称为莱谟斯，是狼的乳儿〔2〕。日本学者增田涉说鲁迅给他的印象就是像一匹“受伤的狼”〔3〕。这一说法得到广泛认同。著名学者钱理群更直接作出论断：“鲁迅就是一只受伤的狼。”〔4〕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还有一本关于鲁迅的论著，书名即为《荒原野狼》〔5〕。
以咒鲁迅名世的苏雪林曾将鲁迅斥为“老毒蛇”〔6〕，但这更多地流于一种谩骂。似乎还没有人在学理基础和肯定意义上将鲁迅称为蛇。钱理群在其富有创见的《心灵的探寻》中专辟一章《人与兽》，其中对鲁迅与各种动物的关系多有论述，但有关蛇，却只字未提。
其实鲁迅与蛇实在有不解之缘，他喜欢蛇也许超过了猫头鹰，只不过表达得更隐晦和含蓄罢了。鲁迅在文章、书信当中，多次将蛇与枭（猫头鹰）并称，且引以为“朋友”。例如，《写在〈坟〉后面》中是这样说的：“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7〕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又写道：“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对于这样的，我就叫作‘朋友’。”〔8〕将鬼与怪并称而合成一词，为惯用，而枭与蛇则不然。鲁迅既然那么喜欢枭，而又这样一再刻意地将蛇与之连用，说明了什么呢？
鲁迅的《野草》中有一首拟古打油诗《我的失恋》。诗中“爱人”的四样赠品皆是精美的爱情信物：百蝶巾、双燕图、金表索、玫瑰花，而“我”的回赠却粗俗不堪：猫头鹰、冰糖葫芦、发汗药、赤练蛇。二者对比强烈，构成讽刺效果。一般人认为鲁迅是随意选择四种俗物，搞恶作剧，但鲁迅的老友、学生孙伏园说过，鲁迅“他实在喜欢这四样东西”。这是鲁迅私下亲口告诉他的〔9〕。可见鲁迅不单喜欢猫头鹰，还喜欢蛇。
还是在《野草》中，著名的《墓碣文》中又出现了蛇。这是墓碣前面的第二段文字：“……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对此有人这样解释：“这个因自啮而‘殒颠’的‘游魂’，也就是鲁迅的‘第二自我’的化身。”〔10〕日本著名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好先生也说：“这显然是被创作出来的‘超人’的遗骸，而且夸张点儿说，便是鲁迅的自画像。”〔11〕由此可见，鲁迅不仅喜欢蛇，而且还自比为蛇。
与《野草》写于同一时期的小说集《彷徨》，其“彷徨”便是一种蛇的名称。而“彷徨”一语出自《庄子·达生》：“野有彷徨，泽有委蛇。”成玄英对“彷徨”注疏说：“其状如蛇，两头，五采。”〔12〕以鲁迅对《庄子》的谙熟及小学造诣的深厚，对“彷徨”此意，不可能不知。以“彷徨”命名自己的小说集，既取其“犹疑不决”之义表示自己的心态，又以暗含的蛇的形象为一己作品烙上自我标记。这与当年用猫头鹰图案充当杂文集《坟》的装饰，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我们有所不知，鲁迅在他自制的笔记本封面上，不单画过猫头鹰，还画过由蛇与鹰组合而成的图案〔13〕。这说明蛇与猫头鹰一样，都是鲁迅心目中自我形象的标记。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以蛇自比，表达得比较含蓄隐晦，而且多见于私秘性比较强的篇什——《野草》、书信——之中。个中缘由不外有二：一是鲁迅怕人不理解，容易授人以柄，因为蛇在国人心目中形象可一直不佳〔14〕；二是鲁迅也不屑于他人理解，他自爱蛇，独自享用此份快乐，就好像一位收藏家深爱自己的秘籍珍宝，轻易不会公开示人一样，表达之曲折隐晦，正说明鲁迅爱蛇之深。
还有，《彷徨》扉页题有屈原《离骚》中的诗句，其中两句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字面上看，书名与这两句诗意思相悖，以往我们通常的解释是，鲁迅虽然苦闷彷徨，但借用屈原诗句又表明了他战胜自我、执着探索的坚强意志。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是换一角度，我们还会有另外的解释。蛇，鲁迅不仅以之自喻，还曾以之喻路。《伤逝》中有这样的句子：“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出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是我不知道怎样跨出那一步。有时，仿佛看见那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着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这条“灰白的长蛇”凶险莫测，子君便是被它吞噬的：“然而子君的葬式却在我的眼前，是独自负着空虚的重担，在灰白的长路上前行，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围的严武和冷眼了。”这样看来，《彷徨》扉页的屈原句，在鲁迅心目中分明是一条长蛇的形象：一方面鲁迅是在引诗明志，一方面又是在借诗画蛇。也许这在鲁迅那里并不是自觉的，但不管怎么说，从字面意思上看，扉页题词与封面书名内容相悖；而从形象上看，二者却是高度一致和协调的。
说到路，我们自然会想到《故乡》中的名句：“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路，就像涓生、子君脚下的“灰白的长蛇”，似有却无，似无却有。鲁迅否定了希望，但也否定了绝望：“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行走。所以《野草》中的“过客”一再反复说“我只有走”，有人说得好：“既然走成了过客的惟一的选择，路便从此缠绕他的终身，一如缠绕拉奥孔的大毒蛇。”〔15〕鲁迅以蛇自喻，又以蛇喻路，将路与自我紧紧联在一起，其中蕴涵着他独特的生命哲学：人生的希望、自我的价值就是——在路上。
二
鲁迅故乡浙江绍兴，古人以蛇为祖先，奉蛇为图腾。汉人许慎《说文解字·虫部》中就说：“南蛮，蛇种。”春秋时期，此地是越国的中心，仍以蛇为族徽，而且按《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说：“越在巳地，其位蛇也”，就是说按古代地支划分区域，鲁迅的故乡处于蛇位。另外，鲁迅生于1881年，这一年是蛇年，鲁迅属蛇。按民间说法，一个人属什么便像什么，这样说来鲁迅先天就具有蛇的秉性。鲁迅本为“蛇种”，又在蛇年出生在蛇地，与蛇的缘分可谓深矣。当然无论是图腾文化还是生肖文化，都不是科学理论，鲁迅也绝不会当作科学去相信，但鲁迅熟知有关故乡的文化典籍，曾一度倾力辑录《会稽郡故书杂集》，而生肖文化在中国又源远流长，这些都势必会影响到他对蛇的看法，使他天生对蛇抱有好感，对蛇多几分关注。谁能说少年鲁迅爱读《山海经》，其中没有羼杂着他对蛇的关注的因素呢？因为此书描绘了形形色色的蛇达二十多种，有大蛇、长蛇、巨蛇、白蛇、玄蛇、黑蛇，青蛇、赤蛇、黄蛇、育蛇、虎色蛇、化蛇、鸣蛇、飞蛇、肥遗、反鼻蛇、蠕蛇、琴虫、雄虺等等，还有不少人面蛇身的神。可以想见，这么多神奇的蛇，再配以大量的插图，会给一个孩子留下怎样深刻、难忘的印象。难怪鲁迅回忆起儿时的生活，没有忘记给蛇留下一笔。他专门写有一篇《阿长与〈山海经〉》，记叙了家中仆人长妈妈为他买来一本《山海经》，给他带来的那份惊喜，还两次特别提到“九头的蛇”。而他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记蛇，实在占了很大篇幅。文中详细转述了小时候长妈妈所讲的“美女蛇”的故事，当时鲁迅听后颇觉得做人之险，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但是写到这里，文章笔锋一转，是这样来结束这个故事的：“走到百草园的草丛边时，也常常这样想，但直到现在，总还是不能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字里行间分明包含着对故事中老和尚无是生非、多管闲事的怨怼。结合鲁迅的另一篇名作《论雷峰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