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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原则
关于出版工作的基本方针原则，这些年来我们也作过不少归纳，但是我们认为比较完整的归纳是丁关根同志一九九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的讲话。出版工作基本的方针原则，关根同志概括了五条，这五条是：
一、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二、坚持重在建设，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三、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相统一。
四、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五、坚持走改革开放的路。
这五条虽然都很重要，但并不是简单并列的，其中第一条是根本，后面四条是第一条的展开和具体化。关于出版工作的两为方向，据我看到的材料，最早是一九八○年王任重同志在任中宣部部长的时候在一次讲话中提到的。一九八三年正式见诸中央文件，一九八三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对两为方针正式作了重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一个广泛性的概念，对各行各业都是如此，但对出版工作有特殊的含义。首先，两为方针的提出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与文革前的提法不一样，它体现了我们工作指导思想的转变。第二，两为方针鲜明地表明了我国出版事业的性质。第三，两为方针最根本的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
其他四条是在第一条基础上的展开。坚持两为方针，就要坚持重在建设，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出版物的思想内容要宏扬我们时代的主旋律，同时提倡多样化。要努力争取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遇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冲突的时候，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我们还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坚持走改革开放的路。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说明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那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要再讲得细一点，就还包括上述的四个方面。
关根同志在讲出版工作的基本方针原则之前；讲了指导思想：“四个坚持；四个服务”。我们要把指导思想与基本方针原则联系起来加深理解。
我们经常谈到出版工作的工作方针。我们的工作方针是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这个工作方针和上面讲的两为方向层次不一样，它指的是在实现两为方针的时候，具体的工作怎么做，就是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
在新形势下，坚持党的出版方针，做好出版工作需增强的几种意识
时代在发展，国家在发展，我们面临的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在新的形势面前，坚持党的出版方针，要考虑和解决一些新问题。我们出版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是什么呢？我们出版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最重要的是我们党的工作的三大转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工作有三个大的转变。第一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党的工作重点的转变，是带有全局性的。第二个转变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个转变是从基本上的闭关锁国转变到全方位的开放。三个大的转变，使我们的出版工作面临新的形势。
在这种新形势下做好出版工作，有几个问题要特别注意。江泽民同志在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九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各级党委要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这三种意识对坚持党的出版方针，做好出版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增强政治意识。对于出版工作者，增强政治意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头脑中不能没有政治这根弦。出版工作的性质要求我们头脑中要有这根弦。出版工作是一项意识形态的工作，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是有阶级属性的，因此我们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就不能没有政治意识这根弦。特别是在今天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从外面引进来的东西很多，我们要有鉴别能力，就必须有这根弦。出版事业的性质决定我们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同样要坚持出版工作的正确方向，也不能没有政治这根弦。我们出现的很多问题，比如一再强调的民族宗教问题，不从政治上看，是很难看清楚的。
第二，增强大局意识，关于大局意识，对于出版工作者来说我想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我们出版工作者必须树立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的思想。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就是“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发，促进发展，保持稳定”。为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服务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具体表现。我们出版事业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部分，部分就要为整体服务，部分要服从整体。第二层意思是胸中有全局，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形势，找准位置，做好自己的工作。我们讲胸中有全局，实际上是讲要有宏观意识，要善于从全局看问题。我们每做一件事，每出一本书，都要考虑对全局可能产生的影响。
第三，增强责任意识。出版工作肩负重大使命，要有很强的责任感。一旦一种思想一种理论形成了出版物，就可以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流传。好的出版物可以熏陶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不好的出版物也会产生广泛的不良影响，所以我们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我们出的好多问题常常是因为一些同志责任感不强。另一方面，责任感的问题既是对读者负责，对国家负责，也是对自己的出版社负责，对自己负责。对人民负责和对自己负责是统一的。责任意识表现出来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严格遵守纪律，严格执行规章制度。一谈到纪律问题，很多同志就想到被管，其实纪律主要是保证我们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的手段，好多规章制度都是经验教训换来的。
最后讲一个问题，坚持正确的方向也好，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也好，三种意识也好，归根到底都需要人去做，所以最根本的问题是抓队伍建设。没有一支好的队伍，前面讲的事都是空的。办得好的出版社都有一个好的班子，问题成堆的时候往往是因为队伍不行，可以说人的面貌决定了出版物的面貌。编辑都是按自己的想法来加工出版物的，他们的主观意识对出版物有很大影响，有什么样的编辑就有什么样的出版物。所以，归根到底还是培养人的问题。
中国的出版事业面临很好的机遇，经济的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的发展，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按照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去办，我们的出版事业必然会迎来更大的繁荣！
（本文根据作者的一次讲话整理）
关于《亭子间嫂嫂》
？ 陈思和
旧书新阅
我学中国现代文学史十余年，未知有周天籁氏，更不知有《亭子间嫂嫂》这部书。或以为这是汗牛充栋的大众读物中的一部流行读物，朝生夕死；既不足记；更不足惜。但有一天，大约在六七年前，我正在装修房子，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油漆工在我家里干活，见我家四壁书城，就主动走过来对我说：“陈先生，我年轻时做过一个作家的房子装修，他也像你一样，家里满满是书呢。”我听他这么说，便好奇地问他这位作家叫什么名字，他说了“周天籁”三个字，见我一脸茫然的样子，就补充说：“他写过一部《亭子间嫂嫂》，很有名的，我和他也有些来往，后来他到香港定居，就不知怎样了。”这是我初闻周天籁的名字，至少还获知三条信息：一、周天籁写过一部《亭子间嫂嫂》；很有名，像这位老油漆匠未必会知道鲁迅沈从文王安忆，可是他知道《亭子间嫂嫂》；二、周氏为平民阶层中的一员，为人不那么高不可攀，连做工的油漆匠也能这么长时间记得他，可见其人格魅力；三、他后来去了香港，虽然我做香港文学研究时似乎也不见过这个名字，但至少，在五十年代以后的文坛风雨中，周天籁是没有份享受过文艺工作者的光荣。所以这个名字消失也是必然的。
又过了一些时候，通俗读物开始流行，出版界和专家学者联手挖掘过时的通俗文学作家也成了一种时髦。张恨水包天笑等大家都有了传记和专门的学术研究，还珠楼主与金庸梁羽生一样的齐了名，通俗小说的各种选本流行于大小书摊。但是人们还是没说起周天籁这个名字。有一次问起贾植芳教授，他也记得周天籁与《亭子间嫂嫂》，说周天籁用通俗笔调写上海下等社会的人情世故极好。八十多岁的老教授还能脱口说出这部小说里的一些细节，说能这样有人情味地写下等妓女生活，新文学史上还没有过。贾先生这样说了，竟吊起了我的胃口，倒是很想见识见识这部书。先生说他手头原来有这部书，但一时不知借到了谁的手里，待拿回来了，再满足我的好奇。想想这也是失之交臂的无缘，于是就收了心，渐渐把它淡忘了。
没想到贾先生真的把这部小说索取了回来，并告诉我由他主编的《海派文学长廊》丛书里准备把它印出来。这回我是先睹为快，但作为回报，我得写几句话，向读者介绍一下这部四十年代的通俗小说。
关于《亭子间嫂嫂》，我手头这部装帧很完整的书，没有版权页，也没有出版社的名称和地址，分上下册，共七百多页，密密麻麻的文字从第一页印到最后一页，除了上下册的第一页标有书名外，连章节也不分，很像是自费出版或者盗印的书。封面上很素洁地画了一幅老式石库门的侧影，写着“哀艳写情伟构——《亭子间嫂嫂》；周天籁著”几个字。估计还有另外的版本。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小说部分收有这部书的条目，写得很简单：“上海友益书局一九四二年出版，长篇小说，三册”。但我怀疑编者也没有看到这部书，因为按《总目》的体例，条目内应该标出序跋及章节细目，这部书虽无章节，但前面有五篇署名序文，是理应列出的。但如果假定《总目》记载是可靠的，那么，《亭子间嫂嫂》至少应有两个版本。贾先生还告诉我，这部小说还有两册续集，但讲的已经不是原来的主人公顾秀珍了，很可能是前两册卖得好，作家又添加的故事。
书前的五篇序文，分别由钱芥尘、周越然、苏子、陈亮和王耽耽写的。从这些序文，我零零碎碎地知道一些有关周氏和这部小说的情况。其中陈亮一篇说得最完整，是我们能了解这部小说问世经过的唯一材料：
“我认识本书作者天籁兄，已有十多年，他始终孩子气很重，年纪虽已三十多岁，就像十一二岁的孩子差不多，天真未泯，跳跳蹦蹦，活泼得可爱。所以有许多孩子欢喜和他轧朋友。一半的吸引力，还在他的儿童文学天才相当之深。曾经有过不少儿童读物出版；其行文笔调，正与他个性相似，天真活泼，把大便写成拆屙，小溲写作拆尿。诸如此类，通俗而又自然。即在我们娶了老婆的人读了，亦会有返老还童之感。天籁擅长的，既然是儿童文学，那么对于社会小说这一门，是否拿得上手？在当初，他自己也没有把握。可是终于尝试起来。时期在战事发生的次年。我与大苏兄合办《迅报》，需要刊一部长篇连载小说。这笔生意，便照顾了天籁兄。他原也是富于勇气的人，并未拒绝，题目马上出来，叫《孤岛浮雕》。天下事原无不称的定例，经济学博士研究无线电未尝不会获得成功。他的社会小说《孤岛浮雕》在《迅报》上发表，照样大受读者欢迎。我虽不必说他如何如何成功，顿时其他报馆老板纷纷请他写长篇社会小说，却是事实。继《孤岛浮雕》之后的第二部作品，就是他的《亭子间嫂嫂》了。这部小说，刊在《东方日报》，居然大为哄动，社会上、上中下三等人士，都关心了《亭子间嫂嫂》的遭遇，今天看过，明天非得一早去买报来看不可。我曾数次亲耳聆到大谈《亭子间嫂嫂》故事的。一次在十四路电车上，那个女学生手里拿了份报纸，嗟叹着《亭子间嫂嫂》的命运恶劣。一次在泥城桥大观园浴室，一个捏脚的堂倌对一个胖子浴客说：“先生；你不到亭子间嫂嫂家里去玩玩吗！”胖子浴客拉开血盆大口道：“若是真有这样的亭子间嫂嫂，我倒当真要帮帮她的忙。”又有一次是一位做绸庄生意姓芮的朋友，特地要我陪他去看看亭子间嫂嫂，说是我与天籁为知己，定属熟门熟路。我禁不住大笑，笑他是个《亭子间嫂嫂》迷。其实，被《亭子间嫂嫂》迷惑着的，何止这几位先生小姐。有些害着单相思，有些劳驾往访不得其门而入，有些抱怨着作者让她死得这样伤心。是证《亭子间嫂嫂》风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