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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罗西北、崔军大同小异，“4821”的其他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折磨和摧残。谢绍明在沈阳被隔离审查，每天就是两件事：干重体力活，接受批斗，饮食上只能吃窝窝头和咸菜；邹家华被关押在“牛棚”里，大夏天不给水喝，逼得他只能在吃完饭洗碗的时候趁人不注意偷喝洗碗水；朱忠洪在长春被打成反革命，在“文革”结束前后来到北京，不幸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那么，“4821苏修特务案”究竟从何而来呢？
据崔军介绍，对于“苏修特务”这顶帽子，当时正在青铜峡“钻山沟”的他和其他受灾受难的“4821”成员一样，起初以为这只是空穴来风，那些人闹腾一阵子可能也就没劲了。但后来从多次批斗和不断有人来进行的外调中，他才知道这件事绝对非同小可。事过境迁之后，这些当时被蒙在鼓里的21位当事人才知道，原来，“4821苏修特务案”是中央三办立案的大案，而且是由康生亲自抓的，把罗西北、崔军等人抓起来的指令也是康生等人亲自下达的。
谢绍明认为，“4821”成为一个问题，大背景是上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中苏交恶，直至后来彻底断绝来往，使得众多留苏人员无辜受到牵连，成了不被信任的对象。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企图借助整治罗西北、邹家华、李鹏等人，达到其攻击、加害周恩来、叶剑英等开国元勋的罪恶目的。
“4821苏修特务案”最终得以平反已是1982年的事了。
据经手平反此案的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曾志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0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给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宋任穷送去了一份胡耀邦的亲笔批件，让中组部考察了解所列名单上21位同志的情况。并于1981年1月17日再次批示，要“中组部同他们（21位同志）的上级联合起来考察一下”，“对他们适当安排”。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中组部于1982年1月向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写出了报告，认为“所谓‘4821苏修特务案’纯属冤假错案”，并宣布给予“平反”。加在21位同志头上的不实之辞被全盘推翻，但他们身心所经受的折磨和摧残，连同他们被耽误的岁月，以及给国家造成的巨大损失，却永远无法弥补了。
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和批示下，除失踪的朱忠洪外，其他20位同志都得到了适当的安排和使用。截止到1981年底，20位“4821”成员中，提任部长的1人，担任副部长或相当职务的3人，副部级后备对象2人，担任司局级职务的7人，准备提拔为副局级的1人，处级干部3人，工程师2人，一般干部1人。
“虎毒尚不食子。这些人个顶个的根正苗红，不是高干子女，就是革命烈士的后代，绝对是这个党、这个国家最靠得住的依靠力量，结果‘文化大革命’连他们都不放过。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化大革命’是何等的灾难和荒谬啊！”李锐曾任原水电部副部长，与罗西北、崔军、李鹏、林汉雄等人自1954年起就有了交往，对“4821”半数以上的人都比较熟悉，对“4821苏修特务案”的来龙去脉十分清楚。2009年3月5日，在跟笔者谈起这桩陈年旧事的时候，老人感慨万千地说了上述这段话。
（作者系《水利水电工程报》记者）
（责任编辑 李 晨）
普世价值不可一概否定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高占祥 字数：1383 来源：炎黄春秋 第5期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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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良渚论坛的致辞里提出，学术讨论要畅所欲言，无拘无束。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所以论坛很生动。
这次许多同志谈到普世价值。对这个问题，我没有专门研究，但也可以讲几点看法。第一是，普世价值是客观存在的；第二是，普世价值不可一概否定；第三是，发生争论时，要正确对待不同意见。
所谓人以群分，是指差异性。但是，人与人、族群与族群、阶级与阶级，以及东西方，差异之外，还有同一性。过去对同一性讲得很不够。人类是有共同理想的。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可以看作人类的共同价值。也因此才有“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也是我们提倡“和谐”的前提。所以，普世价值客观存在。不能因为有人以自己所主张的价值或者某个地方的价值号称“普世价值”而一概否定普世价值的客观存在。根本上否认普世价值，也不利于我们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的思想和先进的机制，不利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因为你把前提否定了，等于把交流和对话的基础也否定了。势必导致“文化相对主义”，也不符合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
我尤其想讲一下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发生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我不主张在发生此类问题时采取压制、戴帽子甚至政治威胁的方法。还是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对待不同意见大致有以下三种态度。第一种是“党同伐异”，你不同意我的，我就办你。就是孔子所说的“小人同而不和”。这在中外历史上都不鲜见。第二种是“求同存异”。这比前一种，进了一大步。我们现在奉行的就是求大同存小异。但我觉得，上述两种之外，还有一个根本态度问题，我个人认为可以称为一种境界，就是“敬其所异”。你有不同的意见吗？你有不同的观点吗？我首先表示尊重。而且，这种尊重还表现为我尊重你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并且反对压抑你的不同意见。为什么要这样，一是因为意见虽然不同，但大家是平等的。在学术问题面前谁也不能居高临下。二是因为没有不同意见的讨论就没有学术的进步。同样，无论个人还是集团，没有对手、没有竞争者也不会进步。所有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对手”。因此我说的“敬”字，是很真诚的。当然对于领导者，尊重不同意见，还是一种雅量，一种民主风度。
完全相同的东西，一万个加起来，还是一个东西。事物的发展，就是在同与不同的创新当中发展的。我记不清楚，哪位哲人讲过这样一句话：美好的东西是光明和阴影组成的。我对这句话很欣赏。因为我是搞摄影的，我知道如果都是一片光明，没有影，那就不叫摄影，顶多叫照相。你想，这张照片上全是一片光明，没有影，能够构成一张美好的图画和美好的作品吗？
世间任何美好的事物，恐怕都是由光明和阴影组成的。社会的进步也是由光明和黑暗两种力量从不同角度推动的。我们只有包容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观点，才能相互撞击相互吸纳相互融合，在融合中筛选，在筛选中升华，不断走向新的境界。
总之，我们对待不同的学术，对待不同的观点，都要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争议是有益的，不同意见和不同观点是需要善待的，只有保持这样宽松的心态，从容的心态，才能从不同意见、不同观点中吸纳有益的因素，才有助于我们认识的升华。
（本文为高占祥同志在中华文化与普适价值讨论会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
社会主义的世纪遗产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应克复 字数：2861 来源：炎黄春秋 第5期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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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后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统一、分裂、再走向合作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民主社会主义及其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时期，或称国际工人运动统一时期。时间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869年起，欧洲很多国家先后成立了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当时通称社会民主主义。马克思当时也同意使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提法。李卜克内西的经典解释是“未来将属于以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民主。”说明两者互为基础、不可分离。1876年第一国际解散。1889年各国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又组成第二国际，继续为社会主义而奋斗。
第二阶段：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与对立时期。时间是第三国际成立（1919年）至苏联解体（1991年）。总的来说，共产党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经历了大起大落：曾经有过辉煌的成就，但继而无不遭受重挫，不得不改道易帜，谋求新路。社会民主党经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阵容不断壮大，在许多国家纷纷上台执政，其影响超越西欧地区，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
一次大战爆发后，由于对战争看法的分歧致使第二国际分裂。1919年3月，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党成立了第三国际（共产国际）。1923年5月，以伯恩斯坦与考茨基为代表的右翼和中派的社会民主党人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从此，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了互相对立的两个国际组织。1949年，中国革命与其他一些国家革命的胜利，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其领土、人口和工业总产值都约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此时期社会民主党在世界范围内共有34个，有德、英、法、瑞、丹等十几个社会党在竞选中先后上台执政或联合执政，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从1949年到1991年苏联剧变，40多年间双方继续对峙。共产党最辉煌时曾发展到150个左右，执政的有16个。由于体制的缺陷与执政中的重大失误，致使1989年到1991年，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垮掉了11个，出现了严重的败局。而此时期社会民主党得到稳步、快速的发展。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二次大战后，先后有40多个社会党上台长期执政，且效果显著。此时期社会民主党由欧洲扩展到世界五大洲。至1991年社会党已达151个、至2003年，已达169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遍及全球。苏东剧变后，原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绝大部分改名换姓，转变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还有一些西欧共产党也改名为社会民主党。
第三阶段：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和解与合作时期，时间是20世纪的80年代至今。1976年社会党国际十三大后，社、共两党超越意识形态障碍，开始对话与合作。1991年苏东剧变后，更进入了密切合作的新阶段。特别对于共产党，总结对立时期的经验教训，认识到社会民主党是值得共产党人借鉴学习的朋友，应求同存异，加强合作，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二
两种社会主义，经过一个世纪实践的考验，一衰一兴，其中所包含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人类的世纪遗产，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
这里仅提出几个问题。
一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过渡”？这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长期争论的重大问题。如果将其中一种方式作为获得国家政权与争取社会主义的绝对模式，这种思维方式并不可取。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都没有加以绝对化。“暴力”还是“和平”，不应当从革命政党的主观偏好出发，而是取决于各国的实际情况，具体地说，取决于统治者的统治状况。如果有和平的可能应当以最大的努力去争取这种可能的胜利。暴力是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斗争方式。在已经有了健全民主制的社会里，依然鼓噪暴力，可能会被当作笑谈。我们不应当崇拜暴力，迷恋暴力，但如果以和平的方式争取基本权利的道路被统治者全都堵塞，难道我们只能在无限止的忍受中等待死亡！所以，反抗权、革命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当然，只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启用这一权利。恩格斯晚年（1895）所声明的关于不放弃“革命权”的遗训，大概也出于这一考虑吧！《独立宣言》（1776）也特别声明这一权利：“当一个政府恶贯满盈、倒行逆施、一贯地奉行着那一个目标，显然是企图把人民抑压在绝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时，人民就有这种权利，人民就有这种义务，来推翻那样的政府，而为他们未来的安全设立新的保障。”过去我们只强调“暴力革命”，视“和平过渡”为修正主义。现在也不能走向另一极端。毕竟任何人都不可能向我们担保：人类在今后将永不出现恶贯满盈、倒行逆施的暴政。从这一意义上说，所谓“告别革命”一说是欠妥的。
二是怎样对待资本主义民主制？是粗暴的否定还是理智地继承，这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更深层次的分歧了。从阶级观点出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民主制不可能作出肯定性的评价。他告诫工人，“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现成的国家机器”，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