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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试想：胡适、陈独秀、鲁迅乃至李慎之等人对传统文化激烈批评与脱亚人欧时日本知识界对儒学的攻击、台独分子对儒学的诅咒是一回事么？其同何在？其异又何在？在文本典籍中所积淀的，不只是命题，更有古圣先贤的意志和智慧。只有在与它的这一层连接中，我们才可以对胡、陈、鲁、李作为爱国者、民族魂的所以然之故作出深刻说明。而我们自己也才可能“法圣人之所以为法”，最大限度地开拓民族生命发展的可能维度。这一认识在当时反思“五四”的风潮中可谓高标特立。
当然，关于《原道》也就少不了反面的意见和评价。有学者认为这种伴随着“国学热”而起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会妨碍对西方文化的横向移植和吸收；也有学者担心这种倾向会把马克思主义摒弃在社会主义新文化之外。事实上，当代文化的建构有如拼图，没有哪种观点立场能够包打天下，“全豹”的彰显，有赖于各方的互动互补。应该说《原道》的作者群还是基础广泛的，李泽厚、庞朴、叶秀山、陈来、郑家栋、刘军宁、何光沪等等均可谓一时之选。
1999年至2002年，《原道》第五、六、七辑先后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三辑的鲜明特色是陈明等人与新自由主义、新左翼等思潮展开了对话和交流，而这正是《原道》所期待的。2002年，对《原道》辑刊来说，更有意义的一件事是原道网站 （www．yuandao．）的开通，这样就把“原道”的思考探索延伸到互联网，为广大同情赞助认同归属中国传统文化的网友提供“一个讨论心得交换信息的茶室；一个结交天下有识之士的管道；一个参与各种文化论争的平台”。
“人类历史上一件极痛苦的事”
■ 吴 钩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先生是享誉国际汉学界的历史学家，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史景迁”之名，乃取“景仰司马迁”之意。他的历史传记《“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天国》，引文除另有注释外，均出自本书），以别开生面的笔触描述了“中国历史上最奇异的事件之一”——太平天国运动的始末，为读者观察太平天国与洪秀全这一人所共知的历史事件建立了一个独到视角：一个为历史学家们反复引述、诠释、褒贬与辩论的事件，它的源头只是洪秀全的一场异梦，以及一本或许微不足道的宗教小册子，个人的幻觉与某种被曲解的宗教教义相混合的“神示”因素，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深刻影响，恰如基因之于生命个体，洪从神示中获得建立洪氏王朝的不可质疑的合法性，并以神示确定了它的权力逻辑，甚至它的结局也已经在这一权力逻辑中得到预设。
一直以来，太平天国的宗教性因素似未引起研究者的“单纯”的兴趣。历史学家们急于揭示太平天国政权在宗教旗帜下的反动或进步性质，而对这一被神示所塑造的权力系统的运行逻辑及其技术问题则少有深入的探究。赞之者认为，“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创造了农民的上帝对抗封建统治阶级用以愚弄人民的一切鬼神，并且在这个上帝的名义下激发群众和组织群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太平天国这单纯农民革命，是依靠他们所建立的宗教信仰而表达反封建的斗争目的，也是靠这种宗教信仰而保持了贫农和贫苦中农的领导地位的。”（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弹之者持另一观点：“这种洪氏宗教，披着基督教外衣，拿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和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 （潘旭澜《太平杂说，其兴也勃》）
宗教信仰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被当成工具性或策略性的因素。然而宗教因素深入太平天国的内部逻辑，它塑造了这运动的性格及其命运。因此，史景迁对太平天国 史上权力与宗教因素的深刻关系的独到观察以及所展示的史料，为我们探究洪秀全将宗教启示付诸权力实践的过程与意义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启迪。
当洪秀全运用天父赋予的神圣权力，带领他的忠实信徒致力于建造俗世的天国时，他必须高效地维持俗世与天国之间的密切联系，确保他的王朝始终代表了上天的意志。这是神权的逻辑要求。因此在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中，“显灵”构成了十分关键的一道环节。《天国》花了大量笔墨，生动描绘了频繁发生在太平天国史上的一系列显灵事件，它们主要集中在太平天国运动的两个重要时期，一是“太平天国运动早年在广西省山区形成的时期”，一是“太平天国在他们南京的圣地行使统治的早期”。这些显灵是天国的领袖们向天堂领取真理与授权的主要途径，也是天国领袖对他们的子民们行使训示、命令的重要手段。
显灵的权力为太平天国的东王与西王所掌握。1848年春末，未来的东王杨秀清成为天父上帝的代言人，天父上帝“在杨秀清处在一种神附状态时通过他的声音传播旨意”。这一年秋天，未来的西王萧朝贵也“成了天兄耶稣向洪秀全及天下其它拜上帝教众传话的代盲人”。两种上天传达意旨的媒介都得到洪秀全的承认。当天兄或天父附体下凡的时候，洪不再以不可一世的“太平主”自居，而是作为“弟弟”或“儿子”在虔诚接受教谕。洪是以拜上帝会的精神导师（教主）的身份成为后来的太平天国最高统帅的，他理所当然是这个神权政权的“君师一体”的主宰。然而，作为精神导师的核心权力——传达和解释上天“最高指示”的权力却被杨萧两人从洪的身上分离出去。尽管洪通过显灵，解决了他的权力系统与天堂保持紧密联系的问题，但这种显灵之权力与天王身份的分离状态，对于一个在逻辑上需要高度集权的神权体系来说，将是一道潜在而致命的裂痕，这意味着天王主宰的权力结构是不完全封闭的，对异己分子而言是有隙可寻的。
在拜上帝教时期与太平天国草创初期，距离裂痕暴霹的时日尚远，天父和天兄在这段时期的传旨一再申明洪秀全的特殊身份（天国之子）、神圣使命（作主救人）以及拜上帝会信徒必须效忠天王的原则。譬如，1850年4月，在拜上帝会的一次入会受洗仪式上，天兄借萧朝贵之口告谕受洗者，“二兄”（指洪秀全）乃是“天父差来作太平主”，“众兄弟增得二兄起，便见得天父也”；次年4月，天父也通过杨秀清代言：“提醒所有拜上帝教的信徒要敬畏洪秀全，因为是天父派他到人间来做世界的统治者的”。有时天父和天兄还以洞察秋毫的伟力，指出违反和背叛拜上帝会教义的叛教者，并给予严厉的惩处。广西时期出现的显灵事件，显示洪秀全主宰的神权系统在这一时期尚能保持结构上的严密，具备安全的封闭性，能够保证天王的权力意志不受分割地被贯彻和执行。
直到天王对上天的意旨失去了控制，洪秀全的权力开始受到危险的挑战。天京时期集中发生的显灵，反映了在洪秀全的权力体系内部，致命的结构性裂痕已经逐渐暴露、破裂。天父在这段时期通过杨秀清传达的圣谕与洪秀全先前对神示的理解出现了微妙的差异，这当然暗示东王正在小心翼翼向天王争夺由上帝赋予的权力资源。此时天兄的代言人萧朝贵已在1852年长沙城之役战死，他没有机会见证或参与太平天国内部的这场权力之争了。1854年 7月的一天，上帝降凡借杨秀清之口宣旨：“朕今日下凡，非为别事。只因尔等将番邦存下的旧遗诏书、新遗诏书颁发，其旧遗新遗诏书，多有记讹。尔禀报北王和翼王，禀奏东王，启奏尔主，此书不用出先。”圣谕所言的“113遗新遗诏书”，当指新旧约《圣经》，杨秀清此举“对洪秀全及其追随者的挑战已昭然若揭：他们已信奉至今的《圣经》中的上帝话语现在应由人来修改，但由杨秀清代言的上帝话语则分毫无爽，谁也不能更改它们”。
杨秀清对天王权力的僭越不会仅仅停留在争夺教义阐释权的层面上。1853年年底，上帝在一次突如其来的降凡中，责斥天王苛待宫女、纵容幼天王，随后“上帝命天王应受责四十大杖。当洪秀全俯伏受杖时，上帝原谅了他，重返天庭”。杨秀清根据上帝的意旨稳步获取权力。“有时，当上帝直接通过杨秀清下凡宣谕时”，“洪秀全本人不时要出宫迎接东王，跪在天王府门槛处恭接圣旨，而杨秀清则静坐养神”。在杨的野心越来越大之后，东王不再满足于当“九千岁”，他跟洪秀全说，他也是“万岁”。洪杨权力之争最终导致了1856年惨烈的天京大屠杀：杨秀清及其亲信、家属和东王府里的所有随从，悉数被杀戮。洪秀全对上帝意旨的失控，致使他必须残酷杀掉上帝的代言人，才能阻止后者对自己咄咄逼人的进攻，保护自己的神圣权力不被分割。可是，上帝的代言人死了，天王将如何向天父领悟启示并向他的子民行使权力？如何使他的俗世王朝继续体现着天国的意志、使他的权力继续保持着神示的说服力？天京内讧成了太平天国走向败局的转捩点。
虽然杨秀清已被杀死，但洪秀全不能否认他生前作为上帝代言人的角色和经历。“在公众场合洪秀全仍一如继往地尊敬他。在太平天国余下岁月发布的敕令中，杨秀清作为上帝代言人和劝慰师的角色还屡屡被提及”。如果洪刻意要抹去杨为天父传话的痕迹，那么曾经是多么真切响在大家耳边的上帝的声音将从此变得遥远而飘渺，天父赋予洪的神圣权力也将可能成为可疑的对象。天王需要维持太平天国的神权逻辑不被中断。天王把最大的精力投入到对《圣经》的修改上。当1854年7月上帝在那次传谕中指出《圣经》“多有记讹”之后，天京已经停止了刊印《圣经》，现在天王不得不投入全副精神把《圣经》的“记讹”之处一一校正过来，使文字的记载与天王先前接受的启示以及东王代天父传达的旨意协调起来。“以此证实太平天国宣扬的启示——不论是洪秀全的、杨秀清还是萧朝贵的，因为这三者相互交织，互为印证”。《圣经》的校订表明洪秀全正在将杨秀清从他身上分离出去的教义阐释权重新掌握到自己手里，试图继续根据“天父天兄之纲常”巩固权威、行使权力，在上天的启示与庇佑下统率着他的王朝。
直至1859年4月，洪秀全早年的追随者洪仁歼来到天京，他给洪秀全的神权统治往世俗化、近代化方向转移合法性建设带来了可贵的契机，尽管这一契机转瞬即逝。洪仁于到达天京之前在英国殖民地香港居住了五年，与西洋传教士有过深入的接触，他的阅历和见识使他倾向于以务实的思路来治理国政。洪仁歼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一份长篇奏章呈交天王，其中他建议天国成立一套邮亭网络，成立银行，发展交通，授予精巧产品专利权，实行人身和财产保险制度。洪秀全几乎完全同意洪仁歼的建议，只有两条没有接受：一是成立情报网络站，天王认为“此策现不可行，恐招妖魔乘机反间”；一是死罪留归上帝圣决，天王坚持“爷今圣旨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尽管天王是认可洪仁歼的务实改革的，但上面两项涉及天国的核心意识形态安全，理所当然受到洪秀全的反对。洪仁于新政实际上提出了在洪秀全构建的神权系统内导人世俗性因素，并引导它融进近代 化时代潮流的设想。然而他的改革计划一样也没有实行，天王对它的支持只是停留在“批注”与“旨准颁行”这四个字上。 天王显然对终极问题的重视与热情远胜于对世俗事务的兴趣。“他蔑视大多数与宗教无关的事物，认为他们是‘现世之物’，而非‘天堂之物”’。宗教事务成为天王生活的中心，世俗事务则交由他的儿子幼天王处理。在洪仁歼为国政殚精竭虑、李秀成在沙场浴血奋战的时候，洪秀全完全陶醉在宗教狂迷之中。他把天父给他以及他儿子、妻子托梦的梦境相互联系起来，描绘成太平天国最后胜利的美妙前景：“爷哥降带坐江山，同世一家奏凯还”。他从《圣经》上领会到匪夷所思的启示，譬如相信自己就是上帝的祭司，曾经下凡犒劳祝福亚伯拉罕，作为“今日朕下凡作主救人”的“引子”，《圣经》的文字预示了“上帝基督下凡，再建上帝殿堂在天京天朝”。洪秀全还通过评论、诗文和诏书与南京的传教士进行辩论，他不能容忍传教士关于“上帝无形”的观点，这牵涉到1837年他那次天堂之旅的真实性，他必须加以旗帜鲜明的反驳：“基督暨朕爷亲生，因在父怀故见上”；“前朕亲见爷圣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