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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破旧的平房用一面随风抖动的印有红十字的白布门帘昭示着，这就是医院。
白布门帘肮脏、煤迹斑斑。撩开它，我首先看到的是和街上一样黑乎乎的墙壁和黑乎乎的地面。穿过第一间也就有十多个平方米大小的看来是用作“门诊”的屋子，第二间就是“病房”。
“病房”里并排摆着4张病床，床上的被褥和进屋时的门帘一样已经脏得无以复加，苍蝇随便在病房里乱飞，飞累了就肆意地来到病床上和两位“幸存者”安然共处。
我无意也无暇去谴责这家私人小医院条件的简陋，因为不管怎么说“出事”后也是人家首先接纳了两个神智已经混乱、满身煤黑的死里逃生的人，但是打听了一下这家医院是主治什么的，得到的答案让我吃惊：“五官科”。再问问附近还有没有比较正规的公家医院，被问的当地人告诉我：“有，也在这条街上，十字路口那边，不远。”
两名“富源矿难”的幸存者一个叫李正炎，46岁；另一个叫陶修奎，年龄也许在20岁，也许在30岁，看不准确。
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两个人都坐在床上，默默地，看不出在想什么。其中一个也就是陶修奎左臂还打着石膏、绷带，那是逃生的时候摔的。出事之前他本来也在“作业面”上挖煤，偏巧矿灯不亮了，就离开“作业面”上来换矿灯，这样拣了一条命。
“出事的时候你在井下什么位置？”我首先问的是李正炎。
“我也在煤台上，陶修奎上来换矿灯时，我就在煤台上等着井上的车子下来装煤，再运到井外，所以我没在‘掌子面儿’，”李正炎说。
“那么你站着的煤台，等着装煤的，有多高？”
“差不多三米。
“煤台离‘作业面’有多远？”
“二百多米。”
“事故发生的时候你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
“一阵大风，黑风，裹着煤面子，就那么猛地吹来，把我从煤台上掀到了地上，然后我就昏迷了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
关于事故李正炎能够告诉我的就这么多，陶修奎的记忆也就这么深。
不用问，见到了李、陶二人，一开始我的采访很尴尬。本来这两个人在我的想象中是两个事故现场的“活见证”，他们本来是应该和我说上很多话的，比如：“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发生前有没有预兆？”“井下是先出现了透水还是发生了爆炸？”“看到水了吗？”“火是怎么着起来的？”“有没有听到了什么异常的声响？”“出事时井下是立刻就停了电、停了风，还是后来才停的？”“当时闻到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意识到这是出事了吗？”“可能出了什么事？”“害怕吗？”“有逃生的本能吗？”等等等等，我踏踏实实准备了一大堆问题。
然而当我好不容易见到了这两位“幸存者”，他们能给我的东西竟是那么简单，不仅话语不多，而且情绪麻木，没一个像我想象的那么激动，没有一个因为发生了矿难，同在井下别人死了，惟我生还而对生死、命运生发出哪怕像点样的感慨。面对记者他们好像回忆一下事发时的情况也可以，如果没有人问，就永远不开口他们也不会觉得憋闷。这种状态让我十分不解。
我知道两位幸存者本来是已经上了这次“矿难”的黑名单的，如果没有“偶然”，他们极有可能也死在了这次事故中，不可能和我在阳光普照的人间面对面地交谈、回忆，所以尽管李、陶二人情绪麻木，我还是耐下性子紧紧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千方百计从他们嘴里挖东西。
事实上，李、陶在昏迷过去以后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就觉得有人在猛力抽他们的嘴巴子，抽了多久不知道，直到把他们抽醒。
“什么人在抽你们？那个人为什么要抽你们，他是谁？”我紧跟着问。
陶修奎说：“他没说为什么，就喊我们快醒醒、快醒醒，快跟着他往上爬！”
“那时候你知道你的胳膊给摔折了吗？”我问。
陶修奎：“不知道，只知道疼，很疼，但顾不上。”
接下来的事情媒体多有涉及：李、陶二人开始跟着这位日后才知道救了他们性命的人往井上爬，那时，洞里已经漆黑一片。煤台到井口是一个距离250米，坡度23度的大斜坡，三个人，“抽嘴巴子的”在前，李、陶二人在后，开始了艰难的逃生。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就在三人爬到了距井口150米的地方，李正炎突然发现一团大火像老虎张开了血盆大口从井口直往下冲，他就和陶修奎赶快找了个水沟趴下，让水整个漫过全身。当时烟雾呛得人无法呼吸，但他们一直忍着，等大火过去之后才又继续往上爬。
又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李正炎和陶修奎终于爬到了离井口二十多米的地方，这时两人发现前方有一个体积很大的东西，爬到跟前一看才发现那是一个脸朝下趴着的人，已经被大火烧得焦黑，此时他们还不知道这个人就是曾经猛力抽过他们的嘴巴子的要救他们性命的人，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年轻的技术员张建军。
正是因为张建军在井下比李、陶二人爬得快，他才在前面赶上了大火，身边没有水沟可以藏身，也正是因为张建军在井下因为要叫醒李、陶二人耽搁了时间，在大火来临之前他才没能爬出洞口，就在看到了生的曙光的同时，被“老虎”吞没。
4个小时以后李、陶二人终于爬到了井上，一出来，顾不得询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就双双昏迷了过去。而张建军已死是后来人们发现的，井上人根据他穿的袜子看出他是富源煤矿的技术员，因为常下井的人是不会穿那么厚的袜子的。
张建军的死使外人难以知道事故发生前后的诸多真相。事发前他本是要从“作业面”走到煤台来打电话的，陶修奎告诉过我，在那阵黑风吹过来之前他曾看到张建军在煤台旁边正在打电话，到“下面”去他也是去处理什么反常情况的，那么在富源煤矿发生特大透水、瓦斯爆炸之前，井下最深的地方究竟出现过什么“反常情况”？那种“情况”是事故的某种征兆吗？
不深问不知道，深问了李正炎才告诉我，其实早在四五天前，井下的“作业面”就已经见了水，巷道的尽头已经出现了一个大水坑，因为那里遇到了水，人们就改道往上又开了一个巷道。
“什么，井下早在四五天前就已经见了水？”
“对，我还曾用钢钎往下戳，水立刻就窜了出来。”李正炎补充道。
“这个情况矿上知道吗？”我皱着眉头问。
李正炎说：“知道，派了技术员下来可能就是为了这个，技术员还在图纸上标明了位置。”
这么说富源煤矿发生特大透水、瓦斯爆炸，事故征兆并不是没有出现过？！如果按李正炎所说早在几天前井下就已经积了水，那么这很可能是富源煤矿与临矿在开采的过程中发生了联通，这个情况矿上既然知道，为什么没人重视？没人处理？富源煤矿所处矿位本身就在古人曾经采过煤的“古空区”，井下出水，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故信号？！
2002年5月4日，就在事故发生的当天，刚刚下了夜班的矿友还又一次地对李正炎说起井下又出了“矿汗”。“矿汗”，当然就是指“出水”。李正炎过去虽然也在别的临矿干过，但他没有事故概念，大部分矿工恐怕也和他一样根本不懂得井下出水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老虎沟”处于“古空区”。可是矿主以及相关的“矿上人”难道也不懂得“出水”代表着什么？没有产生过与“矿难”相联的什么担心吗？
按正常的推理，一个结论可以这样得出作为假设，那就是矿主可能知道井下出了水，但是他们存有侥幸心理，估计不至于出什么大事。但是如果把他们的侥幸往坏的地方想一想就应了没有遇难的矿工人人都在说的那句话：“老板黑心，他们才不拿我们工人的性命当回事呢”，不然，井下出了“矿汗”他们为什么不提前采取措施，一定要“等待”事故发生？或许他们并不怕井下出事，井下出了事、死上个把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照常规处理，给上俩钱就了结了？
我的采访不得不向纵深进入，因为我得知道矿山老板处理事故的“常规”是什么？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猫腻儿”……
咄咄怪事
离开“老虎沟”，沿“老虎”的脊背往外走，跨黄河、过铁桥，老虎“尾巴尖儿”的地方会出现一个三角叉道儿，这个“三角叉道儿”左右各有一块路牌，分别指明着这里与通往山西、陕西的公路相交。一块路牌标明从“老虎沟”出来往右可以到达山西的河津市，距离是24公里；另一块路牌则标明从“老虎沟”出来往左可以到达陕西的韩城，距离是22公里。两个地方和富源煤矿的物理距离都差不多，但是富源煤矿在发生特大透水、瓦斯爆炸事故后矿主做出了一个奇怪的选择：没有将善后处理工作自然地放到本省的河津，而是将矿工遗体、遇难者家属以及谈判、私了等一揽子善后处理的事项都放在了临省的陕西韩城。
这么做老板们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可以说在鲨鱼口，就在我采访了“富源矿难”惟一我能见到的目击者张启建的时候，我心里已经基本上可以猜出矿主玩的究竟是什么“猫腻儿”。
5月3日夜里上夜班，张启建第二天上午8点下班，10点20分事故发生，10点半，张启建就看到了一股浓黑浓黑的烟从富源煤矿洞口冒出，接着浓烟变成了大火，火舌舔出洞口足有十五六米高，张启建知道井下可能出了不好的事情，而他的弟弟张启成此刻刚换了白班这会儿正在井下干活，因此特别着急。可是，一连三小时大火就在洞口那么烧着，没有人张罗处理，他也没见有什么人忙着打电话报警、救人。当时矿上虽有一名值班矿长在现场，但这名矿长和他一样就那么望着大火几个小时没有任何作为，问他打电话了没有？他说：“打了”，叫了救火队没有，他说：“叫了”，然而，救火队直到下午五六点钟才姗姗来迟，打听一下救火队是从哪儿请来的，张启建得知是从陕西的韩城，韩城？为什么山西的煤矿出了事不请山西的人来救火而要请陕西人来帮忙？为什么救火队来得那么迟？
站在洞口，张启建的心都要被大火烧焦了。三个小时，弟弟和井下的二十几名矿工处在怎样的生死危急中？三个小时，弟弟还能活着吗？
然而以后的事情更让张启建气愤。首先，富源煤矿路边原来还有个小卖铺，小卖铺里有部公用电话，刚发生事故时还有人在那里打过电话，但是没过多久，不知是什么原因小卖铺里的电话突然不能用了，说是坏了，成了死机。再以后张启建很快就被矿上的人赶出了山，送出了矿，到了地方才知道，他也来到了韩城。后几天一些陆陆续续知道了“矿难”的矿工家属也统统都被安置到了这里，而事故发生后其他目击者和矿上四五十名矿工早被矿主强迫四散，不走的矿上就说“谁不走就打谁”！张启建之所以没被赶走，因为他的弟弟还在井下，他的身份现在既是“目击者”，又是遇难矿工的亲属。
韩城与“老虎沟”虽说只有一条黄河之隔，但属地不是同一个省。富源煤矿出事和韩城有什么关系？张启建心头疑团越来越大，慢慢地，他打听出韩城对“老虎沟”一带的煤矿并不陌生，大凡矿山出了事，矿主都习惯把活人安置到这里，把井下挖出来的死人、遇难矿工家属以及全部善后处理事宜都放到这里来解决，这么做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为了远离山西，远离事故矿山的行政隶属上级，隐瞒事故。
有需求，就有服务，韩城有条街上的几十家小酒店因此生意兴隆，而由于常年的“习惯”，韩城竟渐渐形成了一个不挂牌儿、看不见门面的矿山事故善后处理中心，常年以来陕西河津一带一有事故出现，这个“矿山事故善后处理中心”就自然从地下浮出水面。在这个“中心”的操办下，有人可以帮助矿主接纳死难矿工的家属，阻止家属进入山西境内，阻止相关人了解“矿难”始末；有人可以帮助矿主出面和家属谈判、私了、火化尸体，摆平整个事件；有人还可以满足矿主提出的其他一切特殊“服务”，只要老板给钱！一句话任何一个与“矿难”有关的大事在这个“中心”的料理下都可以以金钱交换的方式“软着陆”，最终帮助矿主达到化特大事故于无形的目的。
可怕，多么可怕的“中心”所在。
难怪富源煤矿事故发生后姗姗来迟的救火队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