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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远各省，人民的活动比较少，通商和外邦人士的往来没有那么频繁，同时居民的流动也没有那样多，财产和社会地位的变动也没有那样大，所以，我们要研究一个民族的天才和风尚的话，是应该到边远的省份去研究的。在首都地方，你可以走马看花地看一下；但在远离首都的地方，你就要仔仔细细地观察了。真正的法国人不在巴黎而在土伦；麦西亚的英国人比伦敦的更具有英国的风味；加利西亚的西班牙人比马德里的更带有西班牙的特点。正是在远离首都的地方才能看出一个民族的特性和没有混杂一点外国色彩的地地道道的样子，正如在最大的半径的尖端才能最准确地量出一个弧形的面积一样，我们在边远的省份才最能看出一个政府的好坏。
关于风俗和政府的必要的关系，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有极其详细的阐述，所以，要研究这种关系的话，最好是阅读这本著作。但一般地说，我们可以用两个明显的标准来判断政府的相对的好。一个标准是人口。凡是人口日见减少的国家，它就是在趋向于灭亡的；而人口日见兴旺的国家，即使是很贫穷，它也是治理得很好的。
不过，这里所说的人口，必须是由于政府和风俗而自然达到的结果；因为，如果人口的数字是由于殖民地的人民凑起来的，或者，是由于偶然的或暂时的原因而达到的，则殖民地和这些偶然的和暂时的原因正好表明那个国家是治理得不善的。当奥古斯都颁布种种取缔单身汉的法律的时候，这些条例的本身就表明罗马帝国在衰亡了。正当的作法是，应当用政府的善政去促使人民结婚，而不能用法律去强迫他们结婚；用暴力的办法而达到人口的增长，我们是用不着去研究的，因为人们对违反天性的法律会想办法逃避，使它变成一纸空文的。我们要研究的是因风俗的影响和政府的自然的倾向而达到的人口增长，因为只有风俗和政府才能产生永恒的效果。好心的圣皮埃尔神父主张对每一个个别的弊病采取小小的补救的办法，他不追究它们共同的根源，看是不是能够把它们一下子同时加以纠正。对于一个病人身上的烂疮，我们不能采取一个一个地分别去治疗的办法，而应当使他生长那些烂疮的血液通通变得很干净。据说，英国用奖励的办法去发展农业，我看不出这个办法有什么好处，这恰恰证明那个国家的农业是不能长久发达的。
第二个表明政府和法律的相对的好的标准也是体现在人口上的，不过体现的方式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它不体现在人口的数量上而体现在人口的分布上。两个面积和人口都完全相等的国家，很可能在力量上是极其悬殊的；其中比较强盛的那个国家，其人口是很均匀地分布在它的领土上的；没有大城市，因此也没有那种表面的繁华的国家，终究是能够打败它的对手的。一个国家之所以弄得很贫穷，正是由于它有大城市的缘故，因为大城市所生产的财富是一种表面的和虚假的财富，也就是说，金钱虽多，而实际的益处却很少。有些人说巴黎这个城市抵得上法兰西国王的一个省，而我却认为它反而是花掉了他几个省的收入；巴黎在各个方面都是由外省供给的，外省的收入大部分都流入了这个城市，而且一流入之后，就再也不能到达老百姓和国王的手中了。说来也真是想象不到的，在本世纪的理财家中，竟没有一个人看出：要是把巴黎这个城市毁掉的话，法国要比它现在这个样子强盛得多。人口分布得不均匀，不仅对国家没有好处，而且甚至比人口减少对国家的害处还大，因为人口减少最多是不产生什么作用罢了，而人口分布不均匀则将产生负作用。如果一个法国人和一个英国人都以他们的首都很大而感到十分骄傲，而且还互相争论到底是巴黎还是伦敦的居民众多的话，我认为，这两个人无异乎是在那里争论到底是法国还是英国的政治最糟糕。
你走出城市去研究一个国家的人民，才能对他们有所了解。如果你只对政府的表面形式，只对它那庞大的行政机构和许多官吏的官腔官调进行研究，而不同时通过那个政府对人民产生的影响，不通过它的各级行政机构去研究它的性质，那也是研究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的。形式的差别实际上在各级行政机构之间是存在着的，所以，只有把它们全都考察一番，才能把这种差别看出来。在某一个国家里，你可以通过一个部的下级属员的行为去研究那个部的风气；在另一个国家里，你可以通过国会议员的选举情形而研究那个国家是不是真正的自由；不过，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如果你只看城市的话，那是不可能了解那个国家的政府的，因为政府在城市和农村中的做法是不一样的。然而，构成一个国家的是农村，构成一个民族的是农村的人口。
在边远的省份按照各个民族原始的天才的质朴状态进行研究，就会得出一个总的看法，充分证明我在本书内封页上引录的那一句话是说得很对的，可以使人类的心灵感到极大的安慰；这个总的看法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去研究，结果发现所有一切的民族都是很好的；它们愈接近自然，它们的性情便愈是善良；只有在它们聚居城市、受到文化的熏染而败坏的时候，它们才趋于堕落，才把某些尽管是很粗俗然而是没有害处的缺点变成看起来很文雅而实际上是非常有害的恶习。
根据以上的论述，又可以看出我所提倡的游历方法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由于年轻人在极其腐化的大城市停留的时间少，所以一方面不容易沾染那种腐化的习气，另一方面还可以在十分朴实的人们和人数较少的社交场合中养成一种更准确的判断力、更健康的审美观和更诚实的作风。不过，对我的爱弥儿来说，城市的不良的风气是没有什么可怕的，他具有保护其自身所需要的一切能力。我在这方面还采取了种种预防的手段，而其中最可靠的一个手段就是利用他心中的深厚的爱。
大家不知道真正的爱情对青年人的倾向可能产生的影响，因为，管教青年的人并不比青年们对真正的爱情有更好的认识，所以结果使青年们在爱情上走入歧途。一个年轻人是应该有所钟爱的，否则他就会趋于淫乱。在表面上不准许他们追逐爱情，那是很容易的。有些人向我举出了千百个年轻人的名字，据说，他们都是规规矩矩、不谈情说爱的；但是，能不能够举出一个成人，一个真正的成年人，能够说他年轻的时候也是规规矩矩、不谈情说爱的，而且是由于有了真正的认识而不谈情说爱的。在一切涉及道德和天职的事情中，人们只图一个表面，而我则要讲究实际，而要取得实际的效果，除了我的办法以外，如果还有其他的办法的话，那我算是错了。
在安排爱弥儿去游历以前，先使他成为一个钟情的人，这个主意并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之所以采取这个办法，是由于以下的一件事情。
我有一次在威尼斯去拜访一个英国青年的老师。那时候是冬天，我们围坐在火炉旁边。老师收到了邮局送来的一些信件。他看完那些信以后，便把其中的一封大声地念给他的学生听。那封信是用英文写的，我一点也听不懂，但在他念那封信的时候，我看见那个英国青年从他衣袖的袖口上撕下许多十分漂亮的花边，把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扔到火炉里，而且，在扔的时候，动作是那样隐秘，生怕被大家看了出来。我对这种任性的行为感到吃惊，于是便注意地看了一下他的脸，而且确实发现他内心是动了感情的。尽管所有一切人的内心形之于外的表现都是相同的，但由于民族的不同而有其差别，而且这种差别从表面上看是容易看错的。正如各种民族的人口中所讲的语言有所不同一样，各种民族的人面上显露的表情也是有所不同的。我等那个老师把信念完以后，便把他的学生想方设法不让大家看见的光秃秃的两个袖口指给他看，我问他：“能不能够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
那个老师把事情的经过一看，就笑了起来，欢欢喜喜地去拥抱他的学生；在征得他的学生的同意以后，便向我讲述我很想知道的这当中的原因。他告诉我说：
“约翰先生刚才撕掉的那些花边，是本城的一位女士不久以前送给他的。可是，你知道，约翰先生是已经在本国同一位小姐订了婚的，他很爱那位小姐，而那位小姐也确实是值得人爱的。这封信就是他的情人的母亲写的，现在我把其中的一段话译给你听，因为正是这一段话引起你所看到的那种撕掉花边的行为的。”
“露西一刻不停地替约翰爵士做衣袖的花边。蓓蒂小姐昨天来陪着她玩了一个下午，并且尽量帮着她做花边。当我知道露西比平时起身得早的时候，我就去看她在做什么事情，我发现她在拆蓓蒂昨天替她做的那一部分花边。她不愿意在她所送的礼物中有一针一线是另外一个人而不是她亲手做的。”
过了一会儿，约翰先生就到另外一个房间去拿另外的花边，于是我便向他的老师说：“你的这个学生的天性很优秀，不过，请你真实地告诉我，露西的母亲所写的这封信是不是事先经过一番商量和安排的？是不是你用来拒绝那位送花边的女士的手段？”“不是，”他说：“一切都是真实的；我在我施行的教育中并没有采取什么巧妙的手段，我所依靠的是天真和热情；上帝帮助我完成了我的工作。”
这个青年人的形象一直记在我的心中，没有忘怀过；它在一个象我这样爱幻想的人的头脑中是不会一点儿影响都不产生的。
现在是应该结束我们的游历的时候了。让我们把约翰爵士带回给露西小姐，也就是说，把爱弥儿带回给苏菲。他将给她带回去一颗跟从前同样温柔的心，而且还会给她带回去一个比从前更加聪慧的头脑；由于他研究了各种政府的弊害，研究了各国人民的美好的德行，因此他回国的时候，还将给他的祖国带回他从这些研究中所取得的教益。我还做了特别的安排，使他在每一个国家中受到一些有才德的人以古人殷勤好客的方式款待他；将来，我也不反对他同那些人书信来往，增进交情。再说，同遥远的国家的人士通信，也是一件很有意义和非常有趣的事情，是防止产生民族偏见的一个好办法。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时刻刻都将遇到民族偏见的袭击，所以迟早会使我们受到它们不良的影响。要消除这种影响，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同我们所尊敬的人进行诚恳的交往，因为他们既没有我们的民族偏见，而且还反对他们的民族偏见，所以能够使我们获得以一种偏见去抵制另一种偏见的方法，从而使我们不受两种偏见的影响。这跟住在我们国家的外国人或者跟住在他们国家的外国人交往是完全不同的。首先，一个外国人对他侨居的国家总是有顾虑的，他不敢真实地表达他对那个国家的想法，或者，当他还住在那个国家的时候，他对那个国家是不能不只说好话的。要等到他已经回到了他自己的国家，他才能打消顾虑，对那个国家作出公正的评价。我倒是喜欢同那些曾经到过我们国家的外国人谈一谈他们对我们的看法，不过，我要等到他们已经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我才去问他们。
用去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游历了欧洲的几个大国和许多小国之后，学会了两三种主要的语言，并且在那些国家中亲眼看到了自然风光、政治制度、艺术和人物方面的真正的奇异的景象之后，爱弥儿感到很不耐烦了，并且告诉我说我们游历的期限已经到了。于是我告诉他说：“啊！我的朋友，你是知道我们这次游历的主要目的的；你已经看见和研究了许多的东西，你研究的结果怎样呢？你打算怎样办呢？”要么，我所用的方法是不对的，要么他会这样回答我：
“我打算怎样办？我要按照你对我的教养做人，除了大自然和法律的束缚以外，就不再给自己带上任何枷锁。我愈是对人们在社会中所做的事情加以研究，我愈是认为：由于他们都想各自独立，他们反而成了奴隶，而且还不能达到用自由去保证自由的目的。他们为了不受各种事物的洪流的冲击，便想了种种办法使他们有所依附；此后，当他们想走动一步都不可能走动的时候，他们才惊奇地发现他们对一切都要依赖了。我认为，要想使自己得到自由，是用不着特别地做什么事的，只要你不愿意失去�